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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阁下会否担心有一天美国会像对伊拉克一样对待伊朗？
卡：我想说的是，他们对伊拉克问题怎么看我不是很清楚，但是那些政治家的目的应该是他们在该地区的存在、该地区的石油以及伊拉克的财富，而不是要统治它。我不是很了解伊拉克，但是伊朗的情况同伊拉克的情况是很不一样的。伊朗人民有着长期同外来侵略者斗争的经历，我并不认为伊朗人民的这种经历没有给美国的政治家留下记忆，他们也许忘记了，也许没忘记。但是在我们看来，世界和美国对伊朗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伊朗是一个经历过革命的、有着充分民主的国家，它的政权是基于人民的选举，它的人民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在所有反抗外来入侵的斗争中都有着辉煌的斗争经历。所以我个人认为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发生了，他们将会遇到坚决的抵抗。
我再解释一句，有关伊朗内部的问题。在伊朗内部存在着分歧，存在分歧是好的，各种想法可以相互交流，有时也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冲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遇到外来侵略时，这些持有不同抱负、不同观点的人民一定会团结起来。
阮：伊朗是伊斯兰世界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作为伊朗的政治领袖，你觉得现在西方社会和美国是否存在反伊斯兰情绪？
卡：伊斯兰教是仁慈的、宽容的、和平的宗教，它维护人的尊严，这就是伊斯兰教的精髓。在我们国家，少数派宗教人士拥有最好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不管是在议会内还是在议会外，在各个方面，不管是文化的还是非文化的。目前伊斯兰教本身受到两个方面的压制。一方面是一些人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做了一些事，比如说阿富汗的塔利班。当时世界上还有人支援他们，认为他们做得对，是真正的伊斯兰革命。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接受并谴责他们的做法。另外一方面则是一些西方媒体，特别是与以色列有关的媒体，以此为借口展开了反对伊斯兰教的宣传。很多政治家和学者们是完全能够分辨这一点的。但是仍有很多事我们觉得是难以理解的。
阮：战争正朝向2003年迈进，作为中东国家的其中一个领袖，怎样看中东的未来，最起码是明年？
卡：我希望未来和平、幸福、真诚、友好，人类关系融洽。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对所有人表示祝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未来还是存在冲突的。一方面，很多国家和政府奉行合理的政策，寻求缓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势力在冒险。这导致了很多不幸事件的发生，比如中东地区的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曾要求联合国将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只有通过文明对话，2003年才能成为和平、真诚、友好的一年。但是伊朗对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这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不幸事件有自己的担忧，如果所有国家、政府和人民没有解决这些世界性问题的决心，特别是解决在中东这样一个十分敏感、又有着重要地位的地区存在的巴勒斯坦问题，这样的不幸事件还会继续发生，这取决于所有国家和政府的决心。您一定还记得，在伊拉克危机之初，布什曾表示会单独行动，其他人愿意加入就加入，不愿意就算了。但在包括强大中国在内的亚洲和欧洲的各国政府、各种势力以及人民大众的压力下，这一进程已经被遏制，局势得到控制。
第四部分印度尼西亚总统
复仇是从来不能解决问题的
——访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
重返故地，记忆中的许多往事又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回来。然而，当我回到这里时，我也感到某种负担，这种负担过去是由我父亲承担的，现在却由我本人来承担了。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我想问总统，你小时候跟令尊苏加诺在同样的办公大楼、同样的总统府里。现在，从去年开始，你接任了总统。当你第一次进到总统府当总统的时候感觉怎么样？
梅加瓦蒂（以下简称梅）：的确，我23年前曾在这里生活过。重返故地，记忆中的许多往事又在现实生活中找了回来。然而，当我回到这里时，我也感到某种负担。这种负担过去是由我父亲承担的，现在却由我本人来承担了。
阮：从家庭的观点来看，你们一定感到很自豪，一个家庭有两任总统。印尼有五任总统，第一任是你父亲，第五任是阁下。在家庭传统里，过去令尊苏加诺先生对你的教养，对你现在执政有什么好处？
梅：我父亲是一位非常明智的老人，一向以自然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而不是教条式的。我们经常在吃早饭、午饭和晚饭的时候聊天，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教育，不仅是在政治上，也包括其他许多方面，我们也懂得了要有意识地不断汲取知识。而且，我刚才说过，在将近1/4个世纪里，我生活在一个充满高层政治斗争的环境里，有幸见过父亲的许多朋友，无论是外国领导人，还是他独立战争年代的战友。因此，可以说，我上过一所非常有意义的特殊“学校”。
阮：1957年，你10岁那年，令尊有一次几乎被暗杀，当时你在他旁边，那时候你的心情怎样？
梅：我听说，父亲当上总统后经历了种种考验，包括从策划直到实施的暗杀行动。他要我们做好准备，能平静、得体地处理紧急状况。我曾经亲身经历过针对我父亲的一次暗杀行动，当时，父亲正在出席我所在的学校举行的一场庆典活动。我亲眼看到，我的许多朋友和低年级的同学都受了伤，或者失去了生命。这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使我对暴力深恶痛绝。
阮：所以请问总统阁下，你接任后，一般外国传媒都说你是公主，有没有那种“公主复仇记”的心情？
梅：我刚才说过，我对暴力深恶痛绝，而且，我知道，复仇是从来不能解决问题的。我还看到过，父亲如何悄悄释放了一位美国派来帮助印尼国内反政府暴乱的美国飞行员。当我问父亲时，父亲说，这个人也是受政府的指派，不管怎样，从人道的角度看，应该释放他，让他与家人团聚。
阮：总统阁下，贵国有2亿多人口，那么多男人控制的政坛里，你身为一个妇女做他们的领袖。在很多决定上，你面对很多男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心情？
梅：的确，印尼人口多达2亿。但根据人口普查，女性占总人口的51％，比例上略高于男性。印尼宪法赋予男女同样的权力，男女地位平等，不能有性别歧视。因此，目前的状况（即女性当上总统）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当然，我一开始也遇到了很多困难。根据我个人的经历，（我认为）只要给我们机会，女性有能力从事与男性同样的工作。此外，周围环境能为女性创造多少的机会也十分重要。我很幸运，我的父母思想非常进步，无论是对男孩女孩，都尽可能提供广阔的发展天地。
阮：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总统阁下的是，令尊苏加诺在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体会，他是我们中国很好的朋友。过去印度尼西亚在令尊领导下，跟中国发展密切的关系，他也见过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中国的领袖。那么，你从小他有没有教育你对中国的态度怎么样？你以后准备跟中国保持怎样的关系？
梅：正如我刚才所说，对于政治问题，包括印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问题，父亲都是以一种自然的方式，通过实践来教导我们的。他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有着良好的友谊。我记得的还有陈毅副总理和刘少奇主席，他们来印尼访问时，我见到过他们，和他们交谈，因为当时我参加了父亲举行的国宴。父亲对中印尼两国中断外交关系感到十分伤心和失望。因为他认为，从客观上讲，中国是个大国，不能就这样将她忽视和抛开。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中国与印尼友好关系终于重新焕发了活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我已经访问了中国，并会见了许多中国领导人。我对他们说，中印尼友好关系今后应该不断向前发展，因为我们两国都是世界人口大国。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印尼和印度都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阮：你比我们幸运，见过中国许多领导人，在你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哪一位？
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的父母就这么教导我们。对此，我们都应该抱持自然和适当的态度，这样才能和每个人都进行良好的沟通。我非常钦佩江泽民主席和朱基总理，因为我认为他们都具有领导中国走向繁荣的品质和才干，这也正是我应当具备的，以便带领印尼不断发展。他们两位中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泽民主席非常爱好艺术，喜欢唱歌，喜欢作诗。其实我也从小生长在一个热衷艺术的家庭。我的父亲非常喜爱绘画、舞蹈和音乐，我母亲也一样。因此，我和江主席谈得很投机。朱基总理则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人。
阮：在过去印尼跟中国的政交由令尊奠下了很好的基础。后来在苏哈托时代跟美国有结盟，所以冷战时期印尼跟中国的政交恶化。今后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