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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您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会是什么样子？
芮：起伏不定。部分原因是美国对中国立场不稳定。美国不太了解中国，不了解他们如何管理近13亿人口的国家，也不清楚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有很好的中国事务专家，但人数不多，就是这样也无法完全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时好时坏，有时候正面的看法太正，有时候负面的看法太过，使我们的（对华）政策摇摆不定，影响双方关系。我认为布什总统有能力减低这种摇摆的幅度。
阮：您认为台湾问题如何解决？
芮：我认为台湾问题比我们想像的要容易解决。原因很简单，在过去的20年里（台湾问题）有非常明显的改变，重要的是要理解三方面的沟通。台湾政局走向开放，与大陆交流增多。在80年代后期，大陆和台湾有很多共同利益，台湾人在大陆的投资达500亿美元。在我看来，台湾和大陆对“一个中国”的看法虽有分歧，但台湾现在最大的利益是与大陆保持良好关系。基于上述原因，北京与华盛顿都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均有办法和愿望保持这种稳定的关系，直到双方达成共识。目前，台湾问题处于稳定状态，未到解决的阶段，不过这一时刻迟早会到来。
第九部分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
我的第一故乡是中国
——访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
我是在1932年到中国的，
已经快70年了。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月大。
风云背景
对于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中国国内、尤其是官方对他颇有好感，因为罗高寿及他的父亲与中国有着60多年的渊源，老罗高寿曾经是当时苏维埃驻中国的最高顾问鲍罗廷的翻译。
罗高寿出生刚1个月就到了中国，迄今已达70年，中国几乎就是他的第一故乡。1956年他奉苏联外交部之命作为援华专家翻译到中国国务院工作， 1958年他又回到苏联外交部工作。这种跨国工作如来回邻居的经历，一方面说明了中、俄两国早期关系的密切，一方面也说明了罗高寿大使在中国的颇深资历。
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在东直门占了整整一个街区，占地之大也说明了苏联当时的国威。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内的会客大厅“白厅”，有着50年的辉煌历史，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在“白厅”做客。
罗高寿的中文极佳，但在正式场合与中国访客交谈大都只说俄语，因为他毕竟是俄罗斯的“特命全权大使”。接受笔者访问时，他本来也只想用一半华语、一半俄语，但是在一个小时的访谈中，他居然忘了大使身份，全都用普通话对谈。他的助手及新闻官在事后都不禁对笔者说：“你真行，居然使他全程用中文回答，而且如此坦白。”
阮次山（以下简称阮）：“罗高寿”是中国民众非常敬仰的一个名字，今年是您出使中国第十年，您和中国的渊源从50年代开始，已有将近半个世纪。回头看您的经历，您对中国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罗高寿（以下简称罗）：首先我要更正一点，我是在1932年到中国的，已经快70年了。那时候我只有一个月大。当时我们全家到了乌鲁木齐的苏联领事馆，我父亲在领事馆工作。一年后，我的妹妹在那里出生，所以我们全家都算是中国人。第二次是到哈尔滨，是在1936〜；1939年期间，我父亲在哈尔滨的苏联总领事馆工作。那时候东北三省被日本军队占领，到处都是日本人。第三次到中国是在我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以后，那是1956年4月，我到中国来工作。我在中国国务院工作，为苏联专家做翻译。直到国务院成立了外国专家局，他们把我派到卫生部，我在卫生部工作了一年，当时卫生部有一批苏联的大夫。1956年，卫生部把我们派到内陆的一个省，我们先到武汉，然后南京，然后上海，研究血吸虫病。这种病当时非常流行，大概几亿人生病，非常严重。又过了一年，国务院把我派到《友好报》的俄语版，离现在的俄罗斯大使馆很近。我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也是做翻译，自己也写有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文章。1958年1月，苏联大使把我调到大使馆工作。
阮：苏联要您去苏联外交部服务，您本来是中国官员，他们有没有考虑过您在安全上有问题？
罗：没有这个考虑，首先是苏联外交部把我派到这里来的。1958年2月，我调回苏联大使馆，在大使馆做翻译。那时我们的大使尤金在休假，他是毛主席的好朋友，常常和毛主席见面，讨论我们双边的关系等。我也常做翻译，参加高级领导会晤，所以我见过毛主席几次。对中国领导人的印象是：毛泽东爱吃辣，周恩来有自己独特的看法，邓小平的脑筋很清楚。
阮：您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罗：那是1960年2月赫鲁晓夫委托大使见毛主席，大使叫我与中国外交部联系。联系了以后，他们说毛主席不在北京而在广州，中国方面就给我们提供专机，我们大使馆三个人，大使和一个参赞还有我，与中国方面几个同志坐一架飞机到了广州。那天晚上，主席接见了我们，接见的时间很长，起码有3个小时。然后毛主席请我们吃饭，那已是夜里一点半，吃宵夜，很有意思。
阮：那你们吃什么菜？
罗：我记得毛主席吃的是辣的东西，辣椒、胡椒，我不能这样吃辣椒或者胡椒，后来喝点酒。您大概知道，毛主席一般夜里工作，早晨才睡觉，所以我们早晨到达广州，但是我们等到晚上才到他的官邸。
阮：您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感觉是怎么样？
罗：我知道他是一位哲学家，是诗人，是一个政治家，很有意思。
阮：从此以后，毛主席再见到您，他记不记得您，他怎么称呼您？
罗：我现在记不住了。第二次也很有意思，1958年11月我们过国庆节，在这里举行招待会，邀请了很多大使、中国朋友，也有外交部的人。当时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提前告诉我们周总理要来，所以大使和我在楼里等周总理。总理的车来了，他出来后说大使同志，过10分钟毛主席要来。我们大吃一惊，过了10分钟，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和大使们坐在白厅里，我坐在后面做翻译，毛主席在大使馆待了1个小时。
阮：那当初谈了些什么？
罗：什么都谈，农业情况、两国关系，什么都谈。
阮：在您的感觉里面，毛主席谈话是很幽默，还是很死板？
罗：他常常使用你们古代一些说法或俗话，很有意思。
阮：您第一次见周恩来总理是什么时候？
罗：我见过周总理好几次，他到莫斯科的时候，我也做过翻译。在北京也是如此，他常到我们这边来，我有一些照片。周总理非常活跃，是真正的伟大的外交家。
阮：您觉得他的风格跟毛主席有什么不一样？
罗：他非常活泼，非常积极。刘少奇以及很多政治局委员也常常到大使馆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阮：哪一位给您印象最深刻？
罗：还是周总理。
阮：是什么原因使您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
罗：他谈论国际大事或国内大事总是有自己特别的态度，很有意思。
阮：那么邓小平呢？您跟邓小平接触多吗？
罗：我们大概见过两三次。那时中苏体育方面的交流频繁，邓小平、朱德都很喜欢看足球赛或篮球比赛。我有几张照片，一张是在天坛体育场，朱德同志和我们的大使在看比赛，邓小平同志有一次也到工人体育场去看篮球比赛，是苏联对中国。1989年2月，邓小平同志在上海接见我们的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见到我时他说，我记得你，你50年代给我做过翻译。
阮：那时候他的身体如何？
罗：身体不好，但是⋯；⋯；脑筋很清楚，什么都记得，什么都知道，很有意思。
阮：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你又见了邓小平，他那个时候的身体如何？
罗：也不怎么好，但是那个时候，他说了非常有名的一句话，“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是邓小平跟戈尔巴乔夫说的，我想到现在也还深刻。
阮：他跟您说为什么要跟戈尔巴乔夫讲这句话了吗？
罗：戈尔巴乔夫的访问是要解决两国之间的分歧，所以他这句话非常深刻。
阮：1991年苏联解体，1992年您到中国就任大使。在苏联解体时，您作为苏联政府的高级官员，您的心情如何？
罗：从苏联官员的身份来看，我不能说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
阮：从前苏联是伟大的国家，如今俄罗斯也是伟大的国家，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罗：那时候我们一共有16个共和国，现在却只有俄罗斯和一个自治共和国，这是一个区别。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现在俄罗斯强大了，而且越来越强大，所以我们的前途是好的。新的领导普京总统去年两次访问中国，今年我们希望他在下半年来中国访问。我记得有中国朋友告诉我，在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面，今年是俄罗斯年；我告诉他，在我们的对外政策方面，去年是中国年，在去年我们的会晤磋商谈判非常频繁。
阮：在您跟中国政府交往期间曾经参与过谈判工作，尤其是俄中边界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最难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罗：最难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那就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有很长的历史，但至今为止，98％我们都解决了，签署了协定，剩下2％的问题现在还在继续讨论，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