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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像《封神演义》里众神仙攻打三宵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阵去的，不是集体进入的。各神仙个别的在黄河阵里吃着混元金斗的亏。或先或后，削去了顶上的三花……在上海战场实行的办法，就是当前线某一阵地的部队消耗到不能支持了，然后将调到战场不久的新部队替换上去。”〔94〕当时的第4军第59师师长韩汉英对此作过一番相当中肯的检讨。他说：“当第一期抗战开始，我们所采取的战略是消耗战和持久战。本来照这战略去和敌人作战，必然是可以充分发挥我们的力量的，但第一期抗战的结果，我们不用讳言，事实上是失败了……就防御战来谈罢……以为防御便不计利害的死守，这实为一个大大的错误。有了这一错误，于是便处处设营，处处防守，犯了兵家所忌的长蛇阵势，也不自知。例如淞沪之役，我们战线由闸北到江湾以迄浏河，迤逦数十里，配置二三十个师在阵地死守，一个师被打完了，跟着又补上第二个师；第二个师被打完了，又补上第三个师。这样，在士气方面虽然可以博得人们的喝彩，得到英雄的威名，然就作战上利害而言之，尤其在我国军事装备劣势条件之下，那是不行的。因为大凡作战，其阵地的布置，必须有重点。当时这样的摆长蛇阵，没有重点，故虽处处防守，而处处力量都感觉薄弱。结果一处被敌人击破，全线就同归于崩溃了。这是失败的一因。”〔95〕通过实践，蒋介石后来也认识了这一点。1938年11月26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第二次讲话中说：“一线式阵地之不能改正，乃我们官长指挥能力缺乏，而为我军自抗战以来战术上失败最大的一个耻辱。”〔96〕
（3） 专注正面忽视翼侧
淞沪会战开始后，为防止日军从海上迂回、在杭州湾登陆实施包围，国民政府统帅部在8月20日颁布的《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中曾规定：“对于浙江沿海敌可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并成立了杭州湾北岸守备区，以张发奎任守备区总司令，部署有4个师又1个旅。但随着淞沪战场正面战线的吃紧，蒋介石置翼侧安全于不顾，先后将各师抽调至正面以加强防线，仅以第63师少量部队及地方团队防卫几十公里的海岸线。如此薄弱的兵力连警戒都不够，更不要说防止敌人登陆了。结果日第10军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地由金山卫附近登陆，并迅速地占领了金山、松江等要点，使淞沪战场正面的中国军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危境，不得不全线撤退。蒋介石自己也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我军最大的挫失”。他说：“上海开战以来，我忠勇战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于）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面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97〕
2。 希冀国际干预而误战机
国家最高统帅在策定战略计划的时候，从政略上将国际形势和外力条件作为考虑的重要因素，是完全正确的。但必须立足于自身，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外部力量上。蒋介石在淞沪会战中由于寄希望于国际干预而贻误战机，最终形成溃退局面。且不说开辟淞沪战场的决策中就含有希望、甚至企图促使国际干预的因素在内，就是在会战进行中有些决定也不是依据战役战斗本身的需要，而是依据国际政治的需要而作出的。如攻势作战时期，正当张治中指挥部队向日海军陆战队实施猛攻时，由于中国政府8月18日收到了美、英、法三国政府提出的将上海作为“中立区”的建议，蒋介石就立即下令张治中停止攻击了，这既挫伤了广大官兵的进攻势头，又给予处于劣势的日军以喘息待援的时间。当日军攻占大场镇等地时，统帅部已无立即可调的增援部队，连长江南岸守备区和杭州湾守备的两翼侧防部队也都已调至正面战线上来，蒋介石已接受了顾祝同、陈诚等高级将领的建议，开始将淞沪战场的主力部队向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线有计划地转移；但当获悉九国公约公议将在11月3日召开时，蒋介石不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改变决心，下令停止转移，并至前线向师以上军官指示，要求他们“作更大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十天到两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力的同情和支持”。特别是当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后，淞沪战场的中国军队已处于即将被包围的危境，蒋介石仍决定坚守不退，希冀九国公约会议“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侵阿比西尼亚一样的惩罚行动”。〔98〕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委员长下令后撤，“蒋先生坚持不允，前线官兵又苦撑两三日，实在疲惫不堪，白崇禧再度献言撤退，蒋仍不允。全线又勉强支持一二日，时我军阵容已乱，白氏知事急，乃向委员长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溃了。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会战简析 4
统帅部下令撤退，面子上似好看点罢了。委员长才于11月8日下令分两路：一向杭州、一向南京，全线撤退。”〔99〕顾祝同回忆：“松江、枫泾于8日失陷，沪杭路首被遮断，苏州河南岸我军只有向昆山、苏州一带后退……部队单位既多，沿途拥挤，加以日机轰炸扫射，死亡不少，秩序混乱，部队长大都失去掌握。”〔100〕白崇禧回忆：“当时因联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队准备不周，撤退秩序甚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不守，乃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撤退。当时以受敌机日夜跟踪之威胁，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紊乱。”〔101〕蒋介石则说：“在上海作战的实况，我亲眼看见……甚至退却时，部队未尽通过以前，即已将桥梁破坏，任令秩序纷扰，自相践踏拥挤。”又说：“苏州河退却之时，司令长官一跑，一切重要东西，都无人过问，司令部的重要文件、地图、重要计划，都被敌人拿去了。我们自己部队没有退，桥梁先已破坏了，马匹大炮都没法搬走。敌人看破了我们的弱点，所以敢于放胆的追。大家知道，我们上海的失败，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102〕广大中国官兵英勇奋战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以“自相践踏”、“秩序混乱”的大溃败而告终。造成这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不能不归咎于统帅的贻误战机。1938年2月28日，陈诚在武昌珞珈山将校研究班曾作过《沪战的经过与教训》的讲话，他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略影响战略”。他说：“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获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103〕他说得很含蓄，已说出了淞沪会战损失过大，特别是最后的转移变为大溃败的主要原因及责任所在。
3。 战役准备不足作战指挥失当
会战开始前，张治中计划以“先发制敌”的手段，“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结果却顿兵于坚固工事之下，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对此，不少人归咎于发起进攻时间晚了一天和进攻过程中又两次暂停攻击。应当说这三件事对战役进程确有一定影响，但不是完不成预期任务的主要原因。因为当张治中8月12日调动部队作好战斗部署，准备于13日拂晓发起进攻时，日海军陆战队也已于12日夜作好了防御部署，日军不会出现“措手不及的情况”。而14日和18日的两次暂停进攻虽给日军一定的喘息时间，也并未因此改变战局的基本态势。未能消灭日海军陆战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看一看当时几位高级将领的言论就不难得出结论。顾祝同说：“虽曾一度进出汇山码头，终因缺乏重炮，又兵力不充分，不能扩张战果，致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04〕张发奎说：“经过数日的战斗，因为没有摧毁坚固防卫工事的火器，同时又缺乏街市战的熟练经验，我左翼的军队虽曾一度进出汇山码头，但终不能摧破敌人的整个防卫组织。”〔105〕张治中在战斗中曾向访问他的人说：“虹口、杨树浦一带工事坚固，进攻需相当时间，并需拼极大牺牲。因为日本在‘一·二八’以后，杨树浦、虹口已沿黄浦江一带筑成似要塞一样坚固（的工事）了。”〔106〕张还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后又在回忆录中说：击灭日军，“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而自开战以后，因为这一个条件的缺乏，以致未能达到占领全沪的目的。”〔107〕这样看来，未能达到一举“占领全沪”目的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日军防御工事坚固和中国军队缺乏攻坚的手段。那么，既然知道日军在“一·二八”后已加强了防御工事，且筑得像要塞一样坚固，为什么战前经过长时间的侦察准备而作战计划中未制定攻坚的措施呢？为什么只准备“遇隙突入”，而未考虑可能遇到障碍、工事呢？由此可见，会战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有关部门对敌情、我情并不十分清楚，有的作战计划是建立在主观愿望的基础之上的。这从蒋介石8月13日临战之前给张治中的电报中也可以看出问题来。电报全文为：“张司令官文白兄：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之攻击，及其建筑物之破坏与进攻路线，障碍之扫除，巷战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