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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战斗，第五战区基本上是按照第三阶段计划，以攻势防御的思想指导作战的：令孙连仲第2集团军坚守阵地，从正面吸引和消耗敌人；令孙桐萱第3集团军向东、向南出击，切断津浦路并南下至枣庄地区敌人；令主力兵团——汤恩伯第20军团迂回至向城、兰陵及抱犊崮一带。这一方面切断日军矶谷第10师团与板垣第5师团的联系，一方面对进攻台儿庄的日军实施强有力的侧背攻击。担任阵地战的第2集团军，也不是全部投入防守，而是仅以池峰城第31师固守台儿庄，将黄樵松第27师及张金照第30师分别配置于城东、城西两侧，不断组织正面或侧翼的反击，使日军必须经常分兵应战，无法集中全力攻击台儿庄。正是在这种作战指导下，终于使进攻台儿庄的两支日军溃败而逃，获得了台儿庄大捷的胜利。
临沂战斗中，徐祖诒的作战指导与台儿庄的作战指导基本相同：令庞炳勋第40军依托城东、城北既设阵地进行固守，牵制敌人，令张自忠第59军前出至茶叶山、船流、诸葛城一线，由西向东对敌人侧背进行攻击；尔后第40军发起反击，在两军全力夹击下，使日军败退汤头，获得了临沂战斗的胜利。淮河阻击战时，也是由于第五战区令韦云淞第31军和周祖晃第7军与正面反击的张自忠第59军相配合，向敌人侧背凤阳、明光等地实施攻击，才使日军撤回淮河以南，从而取得成功。
但是部分高级指挥官缺乏全局观念，各兵团间战役协同不密切，使台儿庄战斗虽获得胜利而不能歼灭更多敌人。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徐州会战简析 3
第五战区的攻势防御，成败的关键是第2集团军能否在阵地战中吸引并抵住敌人的进攻、第20军团能否在运动战中及时向敌侧背予以坚强有力的进攻。第2集团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英勇顽强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但第20军团未能按规定的时间及时进行侧击。3月22日，汤恩伯依照战区指示下达了于24日拂晓发动进攻的命令，第31师遵令行动，与日军遭遇后逐次撤退至台儿庄抵抗。汤恩伯让自己的第20军团令第52军24日由集结地向城向进攻出发地位的郭里集、鹁鸽窝一线前进，将第85军控制在抱犊崮山区。25日，第52军歼灭了郭里集的日军1个中队，第2师驱逐了枣庄外围日军1个警戒小队，此后并没有继续向峄、枣进攻日军；当发现日军第10联队向枣庄转移时，相反地仅留1个营多些的兵力“欺骗敌人”，主力则东撤山区，致日军第63联队主力顺利南下，加强了对台儿庄的攻势。尽管有过一旦台儿庄被攻立即支援的许诺，尽管孙连仲急电请援，汤恩伯均未采取行动。据战后写成的《战斗详报》，他的理由是：“本军团既已置于犯台（台儿庄）敌之侧背，当然有选定时机及地域的自由，以判断敌主力之行动为根据，而予以彻底之打击”，〔93〕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是全局中的一个局部。李宗仁见汤恩伯始终按兵不动，3月28日夜不得不电令汤恩伯放弃攻击峄县、枣庄计划，迅即南下先歼灭台儿庄之敌。据说又由白崇禧敦请蒋介石亲自下令，〔94〕汤恩伯才“调整部署，从事对台儿庄之攻击准备，3月29日其两军分别在青山附近集结完毕”。〔95〕第52军先进至獐山以东地区，“3月31日下午，汤恩伯方率85军到达台儿庄东北之河南头、杨家油一带，经与52军军长关麟徵研究后，决定第85军从4月1日起在52军左翼展开向台儿庄之敌攻击前进”。〔96〕虽然孙连仲各师在苦战中坚持住了阵地，但最好的战机已经失去，坂本支队已由临沂进至向城。汤恩伯认为“台儿庄与向城之间，只是鲁南山麓以外的小起伏地，并无险阻可以争取时间”，为了不做日军炮火下的“大群肉弹”和“保持行动的自由，掌握主动”，又“采取了断然处置”，把全军团“一律由内线转为外线”，〔97〕让坂本支队与濑谷支队会师于台儿庄以东地区。以后，第20军团各师确实向日军进行了英勇、坚强的进攻，不过这时已发展为第2集团军与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的战斗，第20军团与日军第5师团的坂本支队战斗，与原来的攻势防御计划有所不同，敌人的兵力增加了1倍，于是仅能击溃敌人而不能包围歼灭敌人。当敌人按自己的退却计划撤逃至峄县、枣庄地区，既靠拢了主力，又占领了有利地形，依托工事改为守势作战时，再责备伤亡极大的追击部队作战不力、未能消灭败退残敌，就未免有苛求之嫌了。
有的评论者认为国民政府军队派系复杂，造成了各部队常常协同不好。这有一定道理。但从军事角度看，高级将领在作战指导上缺乏全局观念，当为重要因素。事实上，在同为中央嫡系的部队中也往往发生类似事情。如豫东战斗时，正当日军第14师团陷于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包围之中、濒于被歼的关键时刻，担任阻击第16师团西进的第8军军长黄杰无视战区长官令其死守归德的命令，擅自率主力撤退，功亏一篑，不仅未能歼灭敌第14师团，反而形成全线大撤退。
另外，临沂战斗中也有缺乏全局观念，导致作战指导丧失战机的情况。日军猛攻临沂，第五战区速调第133旅及第13军骑兵团驰援，但此时日军坂本支队已停止进攻，奉命率主力增援台儿庄。作为第五战区的长官代表、坐镇临沂的参谋长徐祖诒也和张自忠、庞炳勋一样，局限于考虑临沂一地情况，对敌人主力并未战败而突然脱离战场的情况既不进行分析判断，更不进行侦察搜索，竟以不被攻击为满足，致电李宗仁：“临沂之敌自昨晚攻击受挫，确已向沂河东岸汤头镇退却，现以新到之王旅及汤部骑兵相机追击，与敌保持接触。”〔98〕直至4月1日坂本支队主力出现于向城、已与第20军团作战时，张自忠军的《战斗详报》还说：“敌之交战部队系板垣第5师团之大场42联队及铃木第6联队……等，兵力约七八千人”，“军之任务为确保临沂……对敌攻击，胜利殊无把握”，决心占领阵地防守，仍未觉察敌军主力去向。蒋介石致电批评张自忠：“临沂之敌得自由转用于向城、兰陵镇方面，实该军之耻。”徐祖诒总结说：“军以下各部队长均未能明了自身战斗间的责任，成机械式之行动，惟上级之命是从，故致误战机。”〔99〕话说得都很有道理，不过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在作战指导上都缺乏全局和发展的观念。
战役指导违背战略方针，是造成会战后期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的基本原因。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徐州会战简析 4
台儿庄战斗胜利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许多高级指挥官对胜利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总结，忽略了中日两军总的实力对比，更未对战局发展的可能前途进行合理的预测，因而或多或少地夸大了台儿庄胜利的作用。这样，适合自己想法的失实情报就易于接受，相信“台儿庄胜利已激起日方反战运动，致预定由国内增加8个师团亟早解决华北战局之计划打消”，因而李宗仁一面致电统帅部，一面请白崇禧回统帅部请示向第五战区增兵，“集中所有力量”，企图乘势进行一场“确定胜利基础的战略性战役决战”。最高统帅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大批军队源源不断地调至徐州附近。这种作战指导不符合实际，更违背了持久消耗战的原则。而且不断将兵力投入第一线，不断向东延伸右翼，形成西起微山湖、东至郯城南，绵亘300余里的防御正面，又未控制强大有力的机动兵力及预备队并发展为实际上的专守防御，违背了攻势防御的原则。当日军从南北分7路向徐州作向心运动并切断了陇海路时，中国部队发觉已被包围，形势危急，被迫部署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实施战略转移。
（三） 关于花园口决堤
当日军第14师团、第16师团沿陇海路向郑州方向进攻时，拥有数十万主力部队的第一战区竟报请蒋介石批准，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制造水障来阻止日军的西进。海峡两岸都有一些人认为此举的军事作用显著，既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不被日军占领，又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等等。姑不论此举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地区沦为泽国，数十万人民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而长期的灾难等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后果及影响，仅从军事角度看，上述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从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的角度而言，决堤造成水障，确实起了阻止日军第2军西进的作用，摆脱了被追击和与日军血战的严峻局面，并暂时保住了第一战区所在的豫中、豫西等地区；但就战略范围而言，水障既未能阻止日军进攻武汉，也没有推迟武汉会战的时间。日军第2军即使不受水障所阻，在日本大本营未决定进攻武汉、其国内新扩建的10个师团未派至中国和调整部署以前，该第2军也不可能单独地进攻武汉。而事实上，恰恰是在决堤放水期间，日本内阁、大本营在6月15日御前会议上决定进攻武汉。所不同的，仅仅是主攻方向不是由平汉路南下，而是沿长江西进。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主攻方向本来就有两种选择。国民政府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也判断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有三种可能，而沿长江西进更能充分发挥日陆、海、空协同作战的优势。日军虽已占领了郑州，其大本营也未必选择由平汉路南下的方案。因为这时的形势和“七七”事变时已有所不同。此时，华北敌后战场已经开辟，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广泛的游击战已经展开。仅以晋察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