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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病死者却有561人。军中困难日增，士气日趋下降。同时还遭到英、俄等西方列强的反对。美国政府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任美国驻日公使平翰，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宣布美国侨民应严守中立。李仙得等被迫由军中返回东京。日本陷于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境地，政府内主张撤兵的呼声逐渐抬头。经中日双方多次谈判，在英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于1874年10月30日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中国是被侵略的一方，清政府却作了屈辱性的妥协：除偿付日本抚恤、建房等费用50万两白银以换取日军撤离台湾外，更重要的是在专约中写进了日本提出的词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加杀害”，日本侵台“原为保民义举”等。这无异默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国。清政府的屈服外交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扩张野心。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明治维新及其对外扩张 3
台湾居民杀害琉球船员的事件发生后，日本一方面作侵台的准备，一方面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1872年10月，日本借琉球王子赴日祝贺之机，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列入日本华族；外务省派官员至琉球主持琉球的外交，大藏省派官员负责琉球的租税缴纳；同时照会西方各国，说琉球已归日本，将琉球与美、法、荷三国所订的条约改为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条约。1875年，日本政府强迫琉球改用日本年号，并决定废止定期向中国朝贡和清朝皇帝即位时派使祝贺等惯例（本年光绪帝即位）；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由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管理琉球的贸易业务；废止琉球国王即位时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惯例，同时派兵进驻琉球。1876年，日本又接管了琉球的司法、警察权，规定凡琉球人去中国必须由日本发给护照。琉球国王派大员到中国求救，清政府不肯与日本实施武力对抗，仅采取了“据理诘问”的方针与日本谈判。但中国驻日本公使何如璋向日本外务省多次提出质问和抗议，均毫无结果。1879年4月，日本彻底吞并了琉球，改琉球藩为冲绳县，将国王尚泰及王室人员移送东京，琉球国灭亡。
日本吞并琉球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朝鲜。朝鲜与清朝的关系虽然和琉球性质一样，但由于历史和地理等种种原因，清朝对朝鲜要比对琉球重视得多，因而对日本向朝鲜扩张也比对其吞并琉球的反应强烈得多。日军从台湾撤出后不到半年，日本就决定以武力对朝鲜进行威胁。1875年5月间派军舰侵入朝鲜釜山，接着又到朝鲜西海岸示威，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冲突。1876年2月，日本以武力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规定日本除在釜山通商外，再选两个港口向日本开放（1880年和1882年先后开放元山和仁川两港），日本可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并享有领事裁判权，可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但条约中丝毫未提朝鲜在日本有何种权利。从此，朝鲜的门户被日本打开，日本的势力开始向朝鲜渗入，与清政府争夺对朝鲜的宗主权。1882年朝鲜京城（汉城）发生兵变。由于朝鲜军队对日本的扩张怀有强烈的怨愤情绪，起事士兵杀死了日本军事教官，并袭击了日本公使馆。8月初，日本派军进至仁川一带，企图用武力对付朝鲜，但由于清政府也派军进入朝鲜进行干预，日军未敢动武。8月30日，日、朝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朝鲜除赔款、道歉外，还被迫同意日本派兵护卫公使馆。日本首次获得在亚洲大陆上的驻兵权，而朝鲜首都则从此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
1884年12月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在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和日本驻京城部队的支持并介入下发动了一次政变，杀死大臣，劫持国王，并控制了政府。驻朝清军营务处会办袁世凯率军进入皇宫，赶走进入宫中的日军，恢复了朝鲜原来的统治。日本驻朝使馆受到愤怒群众的袭击，日本军人及侨民均有伤亡。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遂至朝鲜谈判，最后双方签订了《汉城条约》，规定朝鲜向日本道歉、支付抚恤金和重建使馆等。在这次事变中，中日军队几乎发生武装冲突，因而日本派内务大臣伊藤博文到中国进行交涉。1885年4月，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其主要内容为：中日双方驻朝军队4个月内各自“尽数撤回”；将来朝鲜若再发生变乱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需要出兵朝鲜时，应事先行文互相知照，事情平定后即行撤回，不得留驻等。
《天津会议专条》是日本自度军事力量尚不足以与中国抗衡的情况下签订的。日本政府决定制定了一个十年扩军计划，以国家收入的60％来建立和发展近代化的海、陆军。1892年提前完成了十年扩军计划。从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以6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30万日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0％，作为补充制造军舰的费用，加速扩大军事力量的步伐。同时日本参谋本部还不断派遣间谍潜入中国，窃取军事、政治情报，秘密绘制了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进行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国王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为了“出师有名”，一方面竭力劝诱清政府出兵，“代韩戡乱”，保证自己“必无他意”；一方面在国内秘密下达动员令，并组建指导战争的大本营，作好了占领朝鲜的充分准备。清政府对日本的假保证完全相信，于6月5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分批赴朝，同时令驻日公使汪凤藻按照1885年《天津会议专条》将出兵之事通知日本。当清军2000余人于6月8日至12日陆续到达牙山时，日军4000余人也于9至16日陆续到达仁川、汉城。7月16日，日本与英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英国放弃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并部分地承认日本关税自主（随后日美、日意、日俄相继签订了同样的条约），这样日本不仅解除了对华战争的后顾之忧，而且提高了在国际上的地位。日、英签约的第二天，即7月17日，日本大本营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并批准了作战计划，于是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爆发。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史称这场战争为“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自1860年中英、中法签订《北京条约》以来最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一条约的订立，使中日关系，使西方列强与日本和与中国的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列强瓜分中国的争夺更趋激化。而日本的国际地位则迅速上升，并开始跻入侵华列强的行列中去。从此，日本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加紧侵略中国、亚洲和争霸世界的扩张道路。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大陆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日本“大陆政策”的中心内容是：首先灭亡中国，进而吞并亚洲，最后称霸世界。这是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所定的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明治维新以前为思想准备时期，明治维新到甲午战争前夕为基本形成时期，甲午战争至全面侵华战争为推行和发展时期。
大陆政策的思想准备时期
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国土狭小，资源缺乏，其地理位置又靠近亚洲大陆，因而日本的一些扩张主义分子，不论是封建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都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征服欲望。这种扩张、侵略思想早在16世纪即已存在。日本战国末期统一全国的丰臣秀吉，在其刚刚被任命为关白（摄政大臣）不到两个月的1585年9月，给其家臣一柳末安的信中说：“余之被任命为关白，除统治日本外，同时其统治大权也及于唐国（即明王朝）。”1586年，丰臣秀吉又说：“当我统治日本成功之后，我就把日本交给弟弟秀长，我自己则专心一意去征服朝鲜和中国。”1587年还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王朝）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1590年，他在接见朝鲜使臣黄允吉时，不仅表示他要征服中国，而且要朝鲜为其向导；他在致朝鲜国王的复书中说：“……不屑国家之远，山海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改化亿万斯年者，在方寸之中。贵国先驱入朝……”1592年9月18日，丰臣秀吉给关白秀次的《二十五条觉书》中更具体地表明了他征服中国的狂妄野心。他企图把中国作为日本的领土，让天皇到北京做皇帝，朝鲜则由丰臣一族来统治。《觉书》的主要内容有：“准备恭请天皇于后年行幸唐（明）都，呈献都城（北京）附近十国（州）予皇室，诸公卿将予采邑”，“大唐国之关白，授予秀次……日本之关白则由大和中纳言（羽柴秀保）、备前宰相（宇多田秀家）二人中择一人任之”，“高丽（朝鲜）国由岐阜宰相（羽柴秀胜）或备前宰相秀家统治”，“天皇居北京，秀吉居日本，船来泊之宁波”。1592年和1597年两次征服朝鲜的战争虽然在中、朝两国军队的抗击下失败了，但是丰臣秀吉侵略大陆、征服朝鲜和中国的扩张思想却对日本有很大的影响。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丰臣秀吉的侵略扩张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河天民所著《开疆录》说：“大日本国之威光，应及于唐土、朝鲜、琉球、南蛮诸国……大日本国更增加扩大，则可变成了大大日本国也。”这种“大大日本”的构想正是后来“大东亚共荣圈”的先声。佐藤信渊则更进一步，不仅提出了扩张的目标，而且设想了侵略的步骤。他在所著《宇内混同秘策》中说：“皇国日本之开辟异邦，必先肇始自吞并中国……中国既入日本版图，其他西域、罗、印度诸国……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又说：“凡经略异邦之方法，应先自弱而易取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