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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粮食、弹械，并切断了陇海路的交通，洛阳守军从此陷于孤立。
5月12日，日军第37师团第225联队击败第12军第81师，接着占领嵩县。汤恩伯兵团各军间的联络被割断。13日，日战车第3师团一部击败刘戡兵团的暂4军，攻占磁涧；第47军亦放弃新安南退，撤向洛宁。日军紧紧追击，14日占宜阳，15日占韩城，17日占洛宁，20日占卢氏。第一战区的第4集团军、第36集团军、刘戡兵团等部队均退至闵乡附近地区，战区司令长官部移至闵乡东南的官庄。此时汤恩伯兵团早已溃退至伏牛山地区，洛阳陷于完全孤立。
防守洛阳的第15军及第94师共7个团的兵力（第64、第65师各2个团，第94师3个团），分为“城厢”、“邙岭”（城北）、“西工”（城西）3个守备区，第94师担任城厢区守备，第65师担任邙岭区守备，第64师担任西工区守备。
日军在第12军及第1军追击第一战区各部期间，对洛阳采取了“封锁”措施，第12军在洛阳周围的部队和炮兵等，凡属不参加洛河追击的部队，全部配属给菊兵团，负责执行此项任务。划归菊兵团指挥的有第110师团第163联队第1大队、独立混成第1旅团的步兵第74大队、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步兵第5大队、独立混成第9旅团的步兵第38大队及野战重炮兵第6联队的1个大队。连同菊兵团本身的10个大队，总计14个步兵大队、1个重炮兵大队。
5月17日，菊兵团各部队全部到达洛阳周围。兵团长野副昌德决定18日开始进攻洛阳。当天，除城北邙岭区仍为第65师防守外，城西、南、东三面日军均已迫近城垣。在守军坚强抵抗下，日军的多次突击均被击退，激战终日，毫无进展。“华北方面军”于20日晚下达命令：“应以目前态势继续进攻，并纳入第12军司令官指挥。”21日至23日，日军先后攻占邙岭区内后洞、上清宫、苗家岭等各要点，守军退入城中。
5月24日13时，日军在航空兵、炮兵及坦克支援下，对城垣发起猛攻。激战约1小时，日军战车第3师团及其机动步兵即突破城西北角。17时，第63师团亦突破城东北角。18时20分左右，日军的坦克冲入城内，中、日双方军队展开激烈的巷战。第15军军长武庭麟下令各部队各自夺路突围。黄昏后，大部撤出，未接到命令及未及撤离的官兵仍英勇地进行逐屋争夺战。激战彻夜，至25日8时，日军完全占领洛阳。
（三） 会 战 简 析
豫中会战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并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第一战区的军队损失严重，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据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抗日战史》记载，第一战区在此次战役中伤亡官佐817员、士兵18327人，日军伤亡4０００人；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３３５０人，中国军队阵亡３２２９０人，被俘７８００人。第一战区在战役结束后所作《会战之检讨》中说：“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确是事实。为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
第九部分：走向最后的胜利豫 湘 桂会战 7
造成此次失败的原因，有关作战指导方面的，《检讨》总结了两条主要原因：一是河防部署不合理想。黄河重要渡口及岸防部署的都是新部队，而且是“后退配置”；加以未能破坏日军修复的铁桥，黄河天险丝毫未起地障作用，既未能歼敌于半渡，又未能歼敌于岸边，日军渡河及序战均未遭打击，轻易地渡过黄河，占领有利地域，装甲部队亦得以长驱直入。二是作战部署不适合指导方针，主力部队未能集中控制，“极度分散，且又配置重心过偏于南”，以致日军进至郑州、密县附近时，临时调集，逐次使用，既不能适应战机，且蒙受各个击破。此外还有未能及时掌握战机、缺乏控置机动兵团、部队不执行命令和互不协同等等。
上述各点，都是导致失败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军队的腐败。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抗战意志衰退，从军事委员会主要决策者到战区各高级将领，都是以保存实力、坐待胜利为指导思想，失去了抗战初期的积极性。1941年10月日军为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在进攻郑州时，仅留置少数兵力据守中牟县城外，在霸王城附近的邙山头派2个步兵大队、1个炮兵大队构筑了作为以后再次南侵时的桥头堡阵地。第一战区数十万之众，对背水为阵、孤立突出并与其后方联络极为困难的少量日军竟然坐视不问，任其长期存在，使日军随时可以作为南侵的前进基地。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二） 军官贪污腐化。汤恩伯的部队最为严重。冯玉祥及所有了解该部内情的人都知道，汤部每个单位均有空缺，特别是汤恩伯本人及其军队将领都与日伪方面有密切的“贸易”关系，从中牟取暴利，大发国难之财。这样的军队不可能全心致力于抗战。《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中说汤恩伯的部队（当然不是所有部队）“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汤恩伯副司令长官部总参议宋涛说：临汝一陷于敌手，我前线许多“部队都不战而退，望风披靡”。〔９〕（三） 汤恩伯军队的纪律太坏，当地人民恨之入骨。1943年河南大灾，河南参议会和人民群众说：“河南灾荒除水灾、旱灾、蝗灾外，还有汤灾。”这样的军队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援，而且如《检讨》中所说：豫西的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军队所到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也说：“由于汤恩伯的军队几年来驻扎在河南，军纪不好，所以当汤军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向军队打枪”，“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领总部直属部队突围，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检讨》说是老百姓受“隐伏汉奸分子的淆惑”才“阴扰国军”。但方耀记述道：“第13军突围后”，“行军十多天，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在路旁端着茶水给过路的官兵喝”，由于官兵“抓了十几个民夫”，“进入民房翻箱倒柜”，“强取民间粮食、燃料、蔬菜、杀猪、杀鸡，分文不给”；“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东西上山避难，军队路过时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军用，贵重物品抢走”，“因此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众恨之入骨”。
豫中会战结束后，新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在豫陕边界附近的西峡口召集汤恩伯部师以上长官和河南专员以上行政官员检讨失败原因，曾总结说会战失败是由“四不和”造成的：一是将帅不和（蒋鼎文与汤恩伯争权夺利，不仅同一战区指挥不能统一，而且实际形成两个战略集团，并相互勾心斗角），二是军政不和（作战时地方不支持，且多掣肘），三是军民不和，四是官兵不和（大量士兵是硬抓来的，不仅官压兵、兵恨官，而且逃亡率极高，当然影响士气、战斗力）。〔１１〕这一总结虽然未触及本质的问题，但所归纳的几个因素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三、 长、衡 会 战
（一） 日军的作战准备及作战指导
1944年春，武汉地区日军第11军的主要作战部队共有8个师团又1个旅团，即第3、第13、第34、第39、第40、第58、第68、第116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7旅团。为了抽出足够的兵力用于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第二阶段作战，日本大本营从“华北方面军”调来第27师团、战车第3联队（原属关东军战车第3师团）及炮兵4个大队，从第13军调来第64师团，另外调来独立步兵第5、第7、第11、第12旅团，用以接替各师团的警备任务。由于考虑到此次作战可能伤亡较多，为能在作战进行中及时补充减员，日本大本营还为第11军成立了第1、第2、第5、第10野战补充队（每队人员数量相当1个旅团）。同时组建了武汉防卫军，任命国内防卫总司令部总参谋长佐野忠义为防卫军司令官，负责指挥第11军离开后武汉地区的警备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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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上旬，第11军即已拟制出进攻长沙、衡阳的作战计划。但上报后，“中国派遣军”认为指导思想过于消极，不符合大本营及派遣军的战略企图。由于第11军负责作战的高级参谋坚持己见，不肯修改计划，因而派遣军将其撤换，改调关东军第1方面军负责作战的高级参谋岛贯武治为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根据派遣军的意图，于4月间重新拟制了计划，预定使用自“七七”事变以来对1个地区进攻最多的兵力——8个师团。计划以5个师团为第一线兵团，分3路沿湘江两岸南下进攻长沙、衡阳：中路2个师团，沿岳阳至衡阳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南进；东路2个师团，在平江、浏阳、萍乡、茶陵山区进行左翼迂回；西路1个师团，由南县渡过洞庭湖，在湘江以西的沅江、益阳、宁乡、湘乡南进，进行右翼迂回。进至长沙、浏阳、宁乡一线时，第二线的两个师团投入战斗；到达桂林东北地区时，再作阶段性的休整。该计划的主要内容为：
１． 以第40、第116、第68、第3、第13师团为第一线兵团，并列展开于华容、崇阳一线。其中第40师团在湘江以西，其余师团在湘江以东。判断在东部幕阜山、九岭山一带将受到中国军队的集中攻击，故将其最精锐的第3、第13师团部署于东路。以第58、第34、第27师团为第二线兵团，分别集结于监利、蒲圻及蒲圻以北铁路沿线地区。
２． 军于5月27日至28日间开始攻击，首先将沅江、益阳附近以及新墙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