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崾ξ浜骸保蘖κ凳鐾Ａ粼谑槊嫔稀！ �
直到1944年2月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时，蒋介石才承认中国抗战分三个阶段。他说：“我们的抗战（从第二期开始），又经过整整五年的奋斗牺牲，到今天又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就是第二期抗战已将结束，我们向敌反攻决战的阶段——第三期抗战开始的时候到了。”“现在抗战的局面，真是攻守异势、今昔易时，敌我形势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了。”〔２８〕但对正面战场而言，他说得早了一点。因为虽然由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国内外总的形势已具备了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的条件，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也已开始考虑并制订配合盟军实施战略反攻的计划，但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还没有真正达到与日军“优劣相反的地位”，还没有向日军进行战略反攻的战斗力。蒋介石讲话后仅两个月，在日军发动的豫、湘、桂会战中，正面战场即遭到惨痛的失败，损失50余万军队及约4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沦丧了大片国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在客观事实面前，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对持久抗战战略方针的分阶段问题作了事后的总结。他说：“持久消耗战略”的“大方针下”，“国军作战指导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但至1945年“七月间，谋配合盟邦行全面反攻（时），而敌即于八月七日宣告无条件投降，抗战乃光荣胜利。”〔２９〕
第二个问题是：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作为达到战略上持久消耗战的主要手段。
为了抵挡日军突然发动的进攻，制止其长驱直入，争取时间稳住战局，以保障军队实施战略展开和国家转入战时体制，于战争初期，在一定时间、空间里实施坚守防御的阵地战，是应该而且必要的；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对某些重要战略据点、交通枢纽等地进行阵地防御战，也是应该而且必要的。但从战争总体看，在技术装备、战斗素质等方面均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则不宜于以持久的阵地战作为抗日作战的主要形式。日军的火力强度——不论远射火力还是近射火力，以及其杀伤力、破坏力都远远超过中国军队。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固定地域内的阵地上，必然陷于日军绝对优势的火力之下；更由于中国军队缺乏远射火力，日军在我步兵轻武器有效射程之外，我方只能被动挨打；当日军接近至阵地火网之时，工事已多被破坏，人员已伤亡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依托工事发扬火力和减少伤亡的阵地防御优点就难以充分发挥，反而导致杀伤日军较少而自身伤亡过大。更何况中国土地广大，日军可以回避阵地设施迂回进攻。如果加大防御正面，则势必处处设防、处处薄弱，更易于被日军突破。同时，阵地防御战虽能消耗一部敌人，但难以歼灭敌人，难于达到战略上消耗日军的目的。所以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敌强我弱的形势尚未发展到平衡，或至优劣相反的地位时，阵地战（包括阵地防御和阵地进攻战）不能作为主要手段，只能在战役中为了达到辅助目的实施局部的阵地战。至于为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日军和争取时间目的而采取的半阵地战性质的运动防御（亦称“机动防御”），则是完全必要的。
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的主要决策者和多数高级将领墨守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所形成的防御理论〔３０〕，囿于已成定势的军事思想，对持久消耗战略的理解和实施，都是企图以战役上阵地防御的持久消耗战来达到战略上的持久消耗战。“七七”事变爆发不久，蒋介石在讲到当时华北和淞沪战场的情况时就曾说：“到今年十二月为止，（后方部队）可以陆续增援不断，来稳固原定的阵线，达到持久战的目的。”〔３１〕以后多次讲话都强调作战时要“固守阵地，屹立不动”，“持久不退，消耗敌力”；〔３２〕训示军队“持久战最应注意的，是要有与敌作持久阵地战的心理”；〔３３〕“我们要持久抗战，就要不怕阵地毁灭，不怕牺牲一切，要以精神胜过物质，争取最后胜利。第一道阵地失了，还有第二道阵地可以抵抗；第二道阵地再失掉了，还要在第三、第四道阵地抵抗……处处设防，步步抵抗……必可长久维持，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３４〕正面战场的作战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第一阶段的各次战役，除李宗仁指挥的徐州会战前期的台儿庄作战等采取的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攻势防御作战外，其他战役全是单纯的阵地防御作战。
第十部分：后论战略决策 5
当然，蒋介石也曾说过“以战术的速决战达成战略持久战”的话。如1940年3月7日，在参谋长会议的第二次训话中说：“现在我可决定一个新原则，就是抗战的战争中，在战略上是要持久坚韧，而在战术上是要速战速决。这是我们抗战战术惟一要诀。”3月9日上午，他又说：“我们所谓持久抗战，乃是从战略上而言。至于战术上，我们还是要速战速决。”当天下午再一次强调：“持久抗战，乃战略方针，而速战速决，是战术原则。”〔３５〕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已到“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阶段，要求部属转变战略战术，“对敌采取积极的攻势”。当转守为攻并未能转败为胜，且又因政治原因对抗战转为消极时，他很快又恢复为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1941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作题为“说明现代战争之特性与今后整军抗战之要旨”的讲话，对与会将领说：“我们的抗战……最高的方略……就是要用持久战。不仅在整个战争上，我们的抵抗要一年一年的坚持下来，一直打到他在各方面都消耗欲竭、困陷穷途，然后一举来歼灭他。就是在每一次战役，甚至于在每一个战斗上，我们的战法，都要沉着坚定，延长时间，争取时间……我们必须要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法……总要用持久战的原则。”〔３６〕事实上从1939年发动冬季攻势直至日本投降，虽然正面战场上各次战役在战术运用上较第一阶段有所发展，但绝大多数战役的作战形式仍然是以持久的阵地防御战为主，与日军对拼消耗，因而造成军队损耗过大、人员伤亡过多，并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第三个问题是：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基本上执行的是消极防御的路线。
这里所说的“积极”与“消极”，是就军事战略而言的，不是指政治上的抗战，也不是指战役上的作战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实施的作战全部是消极防御，蒋介石自己已经作出过明确的结论。1940年2月，他在柳州军事会议上说：“从前（指第一次长沙会战以前）是消极防御”，“无论武汉、徐州、南京、上海、南口、晋北等次的会战……我们的战略、战术是消极的防御。”〔３７〕其实，不仅战略防御阶段执行的是消极防御，而且从武汉失守一直到1945年日军实施战略收缩时为止，正面战场（不包括缅甸战场）的整个战略相持阶段（除了因形势判断有误，在速胜论思想促使下发动的1939年冬季攻势外），在战略上执行的仍然是消极防御。
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的逐渐增多，国民党领导的军队在武器装备上逐渐有所改善；经过补充，兵力有所增多（正面战场兵力约300万）；经过轮训，不少部队的战斗素质也有所提高。而这时的在华日军，不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素质，都逐渐下降，而且多数时期兵力也有所减少（正面战场兵力约30余万），后来连制空权也从日军手中转移到中国军队手中。根据这种情况，按照一般道理，中国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应当主动积极地集结和机动兵力，造成局部优势，以正规军和游击军不断地、广泛地发动局部歼灭战的战役和战斗，以增大、加速日军的消耗，转变优劣对比的形势，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蒋介石也确实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训示部属要寻敌人“薄弱空虚之点”，“乘虚抵隙，断然攻击”，“由小的胜利，积累而成大的胜利；由局部的胜利，扩展为全部的胜利”〔３８〕等等。但由于总的战略思想是消极防御，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事当局主要决策者们的反共思想日益抬头，抗战意志日趋消极，虽然表面上号召部队“趁此大好时机，我们必须到处乘虚进攻”，但绝大多数高级将领都了解蒋介石等保守实力、准备将来的想法。何况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自1941年以来从未下达过主动组织、实施进攻战役（不包括缅北、滇西反攻作战）的命令；连日军撤退后，下级组织反攻以收复日军刚占领的阵地都下令不准，高级将领们当然心领神会，也就不可能真正执行蒋介石的表面文章了。正如蒋介石所描述的那样：不仅在日军不进攻时“大家守着不动，最多派少数游击队去应付应付”，〔３９〕即使在日军进攻时，许多将领也是“挨日退却”，即在阵地上“打了两天三天，就不奉命随便退却，甚至于退到数百里的后方”，“或取巧避战”。〔４０〕事实上除1939年冬季攻势外，其余所有战役都是在日军发动局部、短暂性的有限攻势战役时，方被动地应战、抗击；而当日军认为已达到作战的预期目的而自动撤返原防时，国民党军队为保存实力，亦不乘势组织反攻。有时战区做好反攻准备，即将发动反攻时，蒋介石也下令停止，不许反攻。如浙赣会战等仅以恢复日军进攻前的原态势为满足。而且在恢复原态势时，不少是跟在撤退日军之后“追击”。正如蒋介石所说：日军“来进犯时，我们不能抵御，而他撤退时，我们亦不能截击，让他来去自如。”〔４１〕如果日军不退回原防，国民党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