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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日本的真实意图是：一方面以日军撤离上海为条件，换取国民政府对东北既成事实的承认；一方面试探南京国民政府对英美决议的真实态度。
国民政府虽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但由于并未真正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是为了缓解国内压力和争取较好的妥协停战条件，才一面交涉，一面进行抵抗的，所以不希望战局扩大。3月13日，蒋介石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东北成立伪国，完全日方一手包办，政府痛恨溥仪等甘当傀儡，但如讨伐，则难免扩大战争。考虑结果，暂不颁发讨伐令。”〔４０〕可见国民政府也是主张东北、上海分开解决的。甚至于3月13日一反依赖国联要求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的决议，主张“先将沪事求一结束”。〔４１〕这一点与日方方针正相吻合。这是上海问题能够迅速解决的根本原因。
3月14日，国联调查团到达上海，东北问题遂完全交给调查团“解决”。当日，在英国公使兰浦森的斡旋下，中日双方代表就上海问题开始非正式会谈。会上，中日双方顺水推舟，互相给对方台阶下。日方允将第11师团及第24混成旅遣送回国，并表示：“上海派遣之目的已大体达到，故决定除暂留驻若干部队外，即于日内作自主的撤兵。”〔４２〕
蒋介石得知日答应撤兵的消息后，当日又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从4月上旬开始，蒋令赣、鄂、皖等地军队开始“剿共”。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案成为废纸。
中日双方从3月24日开始正式会谈，双方各以自己在沪军事实力为后盾，长时间讨价还价。由于日本借重军事实力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东北既成事实的主要目的已基本达到，于是于4月30日急调第14师团开赴东北，第11师团和第24混成旅团调回国内。
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签订《上海停战协定》。协定全文如下：〔４３〕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浏河战斗 3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此项地位，在本协定附件第一号内列明之。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即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毗连地方。此项地方，在本协定附件第二号内列明之。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委员会。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该委员会之组织，及其办事程序，在本协定附件第三号内订明之。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本协定用中、日、英三国文字缮成，如意义上发生疑义时，应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订于上海。
外交次长郭泰祺
陆军中将戴戟
陆军中将黄强
陆军中将植田谦吉
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
海军少将岛田繁太郎
陆军少将田代皖一郎
见证人：依据国际联合会大会，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四日决议案协助谈判之友邦代表：
驻华英国公使兰浦森
驻华美国公使詹森
驻华法国公使韦礼德
驻华意国代办使事伯爵齐亚诺
从协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协定。以第一条为例：表面上似乎对中日双方都不偏不倚，但这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实行的停战，而当停战发生疑问时，却要外国人来查明，中国竟无权参与处理。第二条，问题更明显：中国军队只能驻于昆山、苏州一带，而日本军队却可以留在上海市区。尤其应当指出的是：附件中没有公布的部分竟规定中国政府要取缔抗日，第19路军要调离上海，浦东及苏州河以南地区“才能驻扎中国军队”。这种苛刻蛮横的要求，国民政府居然也答应了。只是害怕全国人民的反对，要求日方对这一条款“绝对保密”。〔４４〕由此可见，国民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虽然同过去的完全不抵抗政策有所改进，但实质上则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的消极抵抗、积极求和。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侵略淞沪的日军于7月撤回国内。中国军队亦陆续撤离沪宁杭地区：第19路军移驻南京、镇江、常州一带（后调至福建“剿共”），税警旅回松江原防，第5军第87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开驻南京，第88师开驻汉口，其余第1、第4师调往安徽，第4军及第47师调往湖北，第8军调往江西，第2军调往徐、宿一带。这些部队均担负“剿匪”任务。〔４５〕此后蒋介石继续专注于“剿共”。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淞沪抗日简析 1
从战略上看，淞沪抗战是一场不符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意图的作战。由于“攘外必先安内”是国民政府的既定方针，因而从日军一开始挑衅时国民政府就表示妥协，不愿迎战。“一·二八”前4天，张静江邀蔡廷锴到杜月笙家中，转达蒋介石的旨意：第19路军“……最好撤退到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４６〕自淞沪战事起，至2月18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日本利用各国公使居间调停谈判的机会一再增兵，而国民政府却一再妥协退让。2月18日，日军优势兵力部署完毕，向中方提出最后通牒。国民政府企图妥协的希望顿时破灭，始声称“举国一致，下最后决心为长期奋斗”。〔４７〕其实此时日军陷于东北、淞沪两面作战的境地，日军集重兵于淞沪，企图压国民政府屈服，力求淞沪早日解决，以便集中力量解决东北。而国民政府对日意图没有搞清，既没有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以牵制淞沪日军，也没有在淞沪集中兵力打击日军，而是散布失败情绪。何应钦于2月13日致蒋光鼐等电说得很明白：“蒋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亦不能达到任何目的。”〔４８〕
国民党内有关人士曾把“攘外”和“安内”比喻为解决“割肉之痛”和“烂心之痛”。国民党当局认为，日本侵略是“割肉之痛”，“赤匪乃烂心之痛”。就在2月14日军政部派第5军增援上海的当天，何应钦还说：“抗日剿赤两难兼顾。如彻底抗日，则必与赤匪妥协而移调剿赤之师以应战，如赤匪仍然进剿，则对日再无彻底进攻之余力，两者只能出于一途，万难并进也。”〔４９〕尔后由于日军增兵日紧，国民政府迫于形势才不得不急调第1、第4师和第2、第8、第14军。虽时机已晚，但仍未放弃妥协企图，并时时放出和谈的空气，继而主动提出淞沪、东北两问题分开解决，主动放弃了上海战场上的主动权。由此，日本在战略上解除了两面作战的困境。
淞沪抗战时经月余，中国军队能够屡挫装备优良、数量众多的日军，根本原因：首先是坚决地、毫不妥协地进行抵抗。从日军肇事起，第19路军即准备抵抗，严阵以待；敌发动侵略后，全军抱定“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５０〕由于坚决抵抗，团结了友军，振奋了军心，冲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其次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热烈开展了对19路军的支前工作。各界人民自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在作战、供应各方面都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参加支援的不仅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市民、学生、商界人士，还有在海外的同胞。宋庆龄、何香凝等亲赴战地慰问，并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赶制了几万套棉衣。可以说淞沪抗战是上海地区全民性的抗战，没有各界人民自觉做军人的后盾，淞沪抗战是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它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只有坚决抵抗，才能团结人民，并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同时也说明，只要依靠人民，坚决抵抗，任何强大的敌人都会被战胜。
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的目的之一是转移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以掩护其在东北组织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这一目的无疑是达到了。但企图让中国人民在其武力下屈服的目的却没有、也绝不可能达到，相反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认清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也进一步认清了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因而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抗日运动也更加高涨。总之，淞沪抗战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它的自身。正如美国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复始之旅》一书中所说：“上海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永久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够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一‘发现’振奋了人们正在消失的斗志，最终造成了一种政治气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他的‘最凶恶的头号敌人’妥协，共同抗日。主要是这一事实，而不是这场斗争的表面结果，将使亚洲历史发生决定性的改变。”〔５１〕附表１５１日本侵略淞沪军队的战斗序列表（１９３２年１月）
（一） 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