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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利用抗日同盟军内部不团结，派遣特务潜入内部搜集情报，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收买拉拢，致使同盟军的将领鲍刚、冯占海、李忠义、檀自新等先后投蒋，邓文则被暗杀。
与此同时，日伪也乘机分路向察省进犯。8月8日，日机轰炸沽源平定堡，南路日军入侵沽源，北路日军向多伦急进。经吉鸿昌率部抵抗，虽暂时阻止住日军，但事态却日益严重。冯玉祥眼看抗日同盟军受日、蒋的重重围困，外援无望，内部不稳，粮秣、服装已感缺乏，现金则更无法筹借，财政经济窘困达于极点，〔8〕于8月5日发出“歌电”，表示“完全收缩军事”，并请国民政府让宋哲元回察办理善后。冯自卸同盟军总司令，总部撤销，人员解散。他于8月14日抱恨离察，解甲归泰山。
冯一离察，形势骤变。8月中旬，多伦复被日军攻陷。何应钦指挥宋哲元剿、抚并用。抗日同盟军虽由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但人心动摇，不易收拾。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将抗日同盟军收编。收编情况如下：
（一）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二）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三）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四）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五）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六）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七）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八）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九）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十）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十一）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十二）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彼商洽。〔9〕
被收编的部队动摇分化，甚至掉转枪口对准抗日同盟军反戈一击。此时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爱国立场屹立不动，矢志抗日。
冯玉祥出走后，国民政府军队向抗日同盟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方振武就任同盟军代总司令，他命令部队东向独石口开发。吉鸿昌所部则西向商都转移，准备经绥远退入宁夏，因受傅作义、张凌云部的追堵，在二台子东与敌接触，被俘“三百余人”〔10〕，不得不改向东进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
9月10日，吉鸿昌赴云州（今赤城北）与方振武、汤玉麟、刘桂堂等召开军事会议，共同作出了整编队伍的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推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并决定从独石口出发进攻密云、怀柔，限旧历八月十五（公历10月4日）攻进北平。
会后，方、吉率部向北平挺进，方部右路军在长城线以西沿白河向东南前进，吉部在长城以东经黑河挺进怀柔。两部先后越过长城。9月20日、21日，吉、方两部先后攻进怀柔、密云，逼近北平。北平军分会十分惊恐。
在方振武部攻占密云的当日，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柴山与何应钦在居仁堂密晤。此后何应钦发表书面谈话，称：“关东军电复，充分谅解。因方、吉坚持抗日，如不限期退出非武装区域，关东军将予以讨伐。”〔11〕同时，日关东军以信守《塘沽协定》为由，警告石友三等部不得与方、吉“勾结”，否则将“绝不容许”其“存在”。〔12〕9月25日，方振武部攻占高丽营。日飞机在空中监视，并抛下“警告方振武及其联合驻军”的传单，限其于9月26日退出“中立区”。〔13〕9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方振武驻地。时方、吉商定以五六千人、枪约半数的兵力，分3路向北平发动进攻。10月初，方、吉部在昌平、大小汤山等地被商震、关麟徵、庞炳勋等部堵截包围。激战多日。每战，方、吉均亲上前线，士兵亦非常勇敢，但因连续苦战，人员、粮弹俱无补充，部队伤亡惨重，残存者仅四五百人，被迫接受改编。方、吉于10月16日脱险，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到天津继续进行秘密的抗日活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11月24日英勇就义。临刑前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豪迈遗言。方振武则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抗日同盟军失败的原因
从“九一八”事变起，经“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达到国民党爱国官兵与抗日民众武装联合、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爱国武装力量联合而进行抗日斗争，这还是第一次。说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逼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民族抗日热潮的高涨，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心充当亡国奴的伟大民族气节和不甘受卖国理论愚弄的爱国精神。抗日同盟军的英勇斗争，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破坏抗日的行径，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反蒋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首先是由于蒋介石施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重兵进行围剿。其次是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人在关键时候动摇。冯玉祥矢志抗日，对蒋、汪妥协的政策十分不满，但对他们又抱有幻想。他钦佩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斗争精神，却又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力量；在扩充抗日武装上，他着眼于收编旧部、反正的伪军和抗日义勇军，而不想扩大民众武装。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他的斗争立场不够坚定。加上抗日同盟军内部矛盾重重，当国民政府进行拉拢或威吓时便撒手出走，使抗日队伍顿时瓦解。第三是抗日同盟军内部复杂，主张不一。抗日同盟军是几种抗日力量的联合体，鱼龙混杂是必然的。由冯玉祥旧部骗成的各军，其长官有的是为了做官，有的原来就有隔阂；东北抗日义勇军各部队成分更为复杂，在同盟军兴起时蜂拥而至，一遇到复杂环境便各寻出路；反正过来的伪军在抗日问题上更是摇摆不定，他们和日、伪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形势逆转时，便又倒过去。这样庞杂的队伍在蒋、日的联合攻击下分裂、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第四是财政的困窘、供给的缺乏。察哈尔省面积小，塞外苦寒，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同盟军成立之初，冯玉祥寄希望于两广陈济棠、李宗仁，但陈、李只发了支持电。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特别是械弹上的补给，冯玉祥曾派人见苏联驻天津总领事，要求苏联给予援助，但苏联担心给日本以口实，拒绝给予援助。〔14〕由于经济上极端困难，抗日同盟军始终是“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辛酸惨苦，困难万分”。〔15〕要解决上述困难，单靠察哈尔一地和冯玉祥一人是无能为力的。注释：
〔1〕〔2〕〔3〕〔4〕引自《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大事记》。载《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178、189、196页。
〔5〕多伦被日军侵占的日期有两种说法，一为4月28日，一为5月11日。
〔6〕冯玉祥1933年7月12日的通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行政院档案。
〔7〕见章炳麟为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察东失地阵亡将士纪念塔题字。载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页。
〔8〕1933年7月29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抄送特务员黄文焕等侦察宣化、万全、张北一带冯军情况的报告，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9〕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0〕萧振瀛1933年8月28日致汪精卫电，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1〕同〔1〕，第232页。
〔12〕何应钦1933年9月28日致蒋介石等密电，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13〕同〔1〕，第233页。
〔14〕高兴亚：《回忆抗日同盟军筹建初期的几件事》。载《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69页。
〔15〕1933年7月13日何应钦关于扣冯玉祥陈述克复多伦情形及决心收复东北失地通电的密电，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日本侵绥的战备企图和中日 1
双方在绥远地区的兵力部署侵占我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为此，日本将实现该目标分为三步：第一步占领蒙东。从“九一八”事变到侵占热河，这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是利用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者和上层统治势力，如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自日本占领蒙东地区之后，就加紧实施这一步。第三步，在此基础上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建立一个名为“蒙古大元帝国”或“大元共和国”的傀儡政府。
日本侵占绥远，必须先占领察哈尔。1935年初，日本制造了察东事件。6月，日本企图通过签订“秦土协定”〔1〕强迫中国军队从察东撤出。7月25日，关东军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的绝密文件，决定了“扩大和加强内蒙古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2〕的方针。同年冬，日军借口张北事件，指使伪军李守信部占领了察北六县和察东八旗，又在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伪“察哈尔盟公署”。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绥远。
绥远在内蒙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