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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贝当曾在某种程度上同情过戴高乐。人们知道，贝当欣赏戴高乐的讲演才华，将其工作成绩记录在案。他并不厌恶戴高乐在高等军事学院表现出来的独立精神，无疑是把它看作是从前那种导致戴高乐反对上司的不同意见的回声。因此，贝当尊重戴高乐，是由于戴高乐的性格，但首先是由于戴高乐的风格。在领导军事行动问题上，贝当对戴高乐捍卫的关于运动、演习、想象等的思想观点，多半是毫无特殊重视。作为法兰西元帅，贝当以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而著称，位于一战最光荣的统帅之列，所以他对一名普通上尉的观点肯定只是漫不经心的。然而，正是戴高乐的讲话和文章的风格，引起了贝当的兴趣，关系到贝当的表达方式和写作方式。贝当以此名义招募了戴高乐。
因此，戴高乐有了贝当这样的“老板”和保护人，但恰恰是这种运气导致他遇上了一场意义不大、但肯定非常令人生气的争论，这是戴高乐和贝当两人始料不及的。⒁这是因为，当福熙元帅去世，将其在法兰西学院院士位子腾出来时，贝当想要写一部军事历史著作，除了军队头衔之外，这本书著作的写作还会使他接替福熙的院士职位。在贝当看来，在他的全部合作者中间，谁都没有完成好该写作计划的能力。相反地，戴高乐具有撰写此书所必备的文笔。问题是要描绘贝当这位经历各个阶段的法国士兵的画像。当然，特别是要描绘这位1914年的士兵，凡尔登战役的士兵，1917年风暴和1918年战役的士兵。因此，贝当找戴高乐写书。1925年3月，戴高乐把初步的写作计划寄给了贝当。贝当对此表示满意，以致下令把戴高乐调到自己身边，并叮嘱戴高乐保守机密。简言之，对戴高乐来说，是要写出一本将来由贝当署名的书来。这在军队和其他地方都不是例外的做法。不管怎样，戴高乐在巴黎荣军院大街甲4号，占了三楼的一间个人办公室，在那里撰写这本要取名为《普通一兵》的书。在后来的两年里，恭维和烦恼的事情交替发生，而且恭维多于烦恼。但是，戴高乐于1927年11月，被任命为少校，动身去了美因茨。这样，贝当和戴高乐之间的地理距离疏远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贝当要求戴高乐不久后完成书稿，并想要把书稿改写成结论。戴高乐则对贝当迟迟不发表他的著作感到不快。不管怎样，1928年1月，贝当的助手奥代上校通知戴高乐说，他刚刚奉命审定其书稿的第二部分，由于修改很多，所以想要通报有关情况。戴高乐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这种反应已经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谐。
戴高乐对奥代写道：
“书如其人。此人，迄今为止，就是我本人。如果元帅想要让您写成另一本书，那我就毫无异议。我将彻底地修改我的书。但是，如果问题是要改变我的思想、我的哲学和我的风格，那我就要反对，并且面陈元帅。元帅从未想要承认写作与参谋部编辑的区别。所以，我常想，此事将很糟糕。”
此后，戴高乐给贝当写了另一封信。戴高乐在信中坚持认为，业已完成的撰稿工作具有很强的个人特点。他写道，这“完全来自公务劳动”。戴高乐甚至建议说，他的写作风格和方式业已出名，或者说以后将要出名，所以，必定要指出他对这本由贝当署名的著作所作的贡献。但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造成损害。正如戴高乐明确指出的那样，“即使大家知道贝当元帅的行动和思考意味着什么，也有数以千计的知情人知道元帅本人很讨厌写作”。因此，戴高乐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把他已经写好的稿子“不交给其他任何笔杆子审改”；其次，届时贝当“在序言或前言中，高度评价”他所作的贡献。当贝当办公室收到戴高乐的信函时，贝当的助手们作出强烈的反应。但贝当本人却变得更加理解，并在困难面前采取回避态度，答复戴高乐说，这部著作会包括最后一章，题名为“在我的关注下撰写的某些组织原则和使用原则（……）”，许诺在一篇共同起草的序言里提及戴高乐所作的贡献，并有意推迟该书的出版。
《戴高乐传》 第二部分第三章 和平的考验（13）
这是在1928年春天。此后数年里将谈不上出版的问题，尽管戴高乐作了几次提醒，如在祝贺新年时所作的那样。10年后，天主教作家达尼埃尔－罗普斯——他负责为普隆出版社出一套新的丛书，对阅读《剑刃》留下了深刻印象——便要求戴高乐撰写一本关于军队状况的书，拟取名为《当兵的人》。于是，戴高乐决定，修改那些贝当不想完成、或者不想发表的手稿。他打算以自己的方式来加以修改，提供其个人的结论，并争取贝当不加阻挠。1938年5月8日，戴高乐同普隆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并确定了一个新的书名《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三个月后，戴高乐在修改清样的同时，写信将自己的想法通报了贝当。他在信中提及当年贝当委托给他的撰稿工作，指出此后“流逝的12个年头”促使他认为，这个写作计划已经不可能完成。但戴高乐提醒说，这部著作是“在贝当的推动下写成的”，所以建议“说明这个情况，例如以前言的方式来加以说明”，并将其起草的前言稿附在信后。贝当对此表示坚决拒绝，甚至提及戴高乐为了写书而度过的“办公室的时光”，威胁说“现在和将来”都要“出版此书”。对此，戴高乐在一封详尽的信里进行了反驳。复信明确指出，在全书的600页中，有480页是在他离开贝当办公室以后起草的；其余的120页，他也作了深刻的修改；此外，他宁可“彻底放弃”贝当所作并留有痕迹的“修改、批评和建议”——“诚然，这无损于著作”。戴高乐复信的结论，不仅显示了他同贝当之间现已存在的全部距离，而且显示了他对此后作为作家兼军官的身份出现的关注。
“此外，”戴高乐写道，“元帅先生——这里且不谈11年前使您停止同我合作的原因——您肯定不会忘却，就我本人而言，此事的情况在这11年里发生了变化。当年，我37岁；而今，我48岁。从精神上说，我受到了伤害——甚至是受到您的伤害，元帅先生——失去了幻想，丧失了雄心。从思想观点和风格方面来说，我过去是无人理睬，现在开始不再这样了。简言之，现在，我既缺少可塑性，也缺少‘隐姓埋名’，尽管这两样东西对于我把自己在文史方面所能具备的才华记到他人账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戴高乐在1938年通过他为“装甲兵团”所作的宣传运动，就已经有名气了，至少在某些社会阶层中是出了名的，但他也知道贝当不支持自己。而今，戴高乐在谈到自己的怀念、保留意见和距离时，并不克制自己。不管怎样，贝当在复信中建议在1938年8月28日星期日约见戴高乐，并要求戴高乐在几天内把《法兰西和它的军队》一书的清样交给他。此次会见达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协议：戴高乐承诺在前言中说明，他撰写此书归功于贝当元帅的指示。但他拒绝把清样留给贝当，因为他感到，这会引起新的不快和发生不适时宜的事情。不管怎样，一周后，贝当把他代拟的一份“题词方案”寄给了戴高乐：“我谨向贝当元帅先生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承蒙他在1925年至1927年期间，以其忠告帮助我准备此书的第二章至第五章（《旧制度》、《革命》、《拿破仑》和《从一个灾难到另一个灾难》）。”戴高乐修改了这个题词方案，把它改成自己的风格：“致贝当元帅先生，承蒙他想要撰写此书，以其忠告来指导前五章的写作，并且多亏他，最后两章成为我们胜利的历史。”不过，这种更有文学性和更加奉承的修改，足以挑起贝当——也许他在亲信的影响下——进行激烈的反驳。贝当威胁说，如果不恢复他起草的题词，那他就要去找普隆出版社。戴高乐答复说，贝当的题词只是作为通知寄给他的；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题词“会遭到不赞成”；但是，可以在将来的印刷书中用贝当题词来加以替代。这样就结束了这次小小的争吵——如果不久后，命运不挑动贝当和戴高乐斗来斗去的话，那么这次争吵对任何其他人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有人详细地研究了由戴高乐撰写的《法兰西和它的军队》这本书的不同版本——此书是戴高乐当年在贝当办公室里供职时起草的，后来又加上贝当本人或者其主要助手洛尔上校所加的批注。他们确实查明，没有记下什么有意义的东西。他们甚至看到，戴高乐和贝当两人在思想和观点方面的分岐达到了何等程度。首先是米歇尔·鲁瓦耶，其次是让·拉库迪尔，致力于这种方法上的比较。⒂人们将注意到，关于大革命时期将领问题的段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戴高乐写道：“政治上的狂热把这些将领变成了玩物”，剥夺了他们的“威信”，“经常”剥夺他们的“生命”，“有时”剥夺他们的“荣誉”。贝当想把“生命”放在句子的最后，但戴高乐摒弃贝当的建议，指出：“威信、生命、荣誉，这样排列是一种渐进。”他还强调荣誉这个最后的词。让－米歇尔·鲁瓦耶暗示说，是否必须认为，对于戴高乐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失去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