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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上校的明显的轻蔑、冷谈的坦率态度所激怒，所以他当着一个访问梅茨的议会考察团声称：“戴高乐上校是法国军队中最可笑的军官。”事实上，戴高乐不宽容吉罗，并且从此不宽容任何人。
正象惯例那样，1937年法国举行了骑兵大演习。由马尔坦将军指挥的梅茨装甲旅——以戴高乐为首的第507坦克团属于该旅，但他尚未获得上校军阶——奉命支持骑兵团的演习行动。演习按照传统课目进行，严格实行参谋部强制规定的原则。在进行通常的批评教育——此外，表扬被正常地分配，保留意见也得到彬彬有礼的表达——之后，观看演习的甘默林亲自讲话，他最后说：“学说的统一是思想纪律的基础，舍此就没有高效率的军队。我想，先生们，我们大家是否都同意呢？”这只是一种礼节性的提问，旨在象平常那样，接受大家无声的赞同。但是，在以总参谋长为中心的将领和高级军官大会的外圈里，响起了一个声音：“我嘛，完全不同意。”与一切惯例实行决裂的戴高乐，坐在听众席第一排，被甘默林辨认出来，并被准许阐述他的观点。于是，戴高乐重提了他三年来所捍卫的一切论断：现代坦克要将快速和功率结合起来；大量使用现代坦克具有重要意义；适应现代坦克的速度对于其他武器来说是必不可少；现代坦克对于冲破和瓦解敌军阵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甘默林只是向戴高乐指出，这次重大演习很好地遵守了为坦克这种还是属于步兵一部分的“小武器”所确定的使用规则。但戴高乐却当场反驳说：“当规则荒谬时，必须加以取消和改变。”看到这个场面的任何人都不会忘记。（27）按照词义来说，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场面。在这种场合下，任何一名上校级军官都不能用这样一种语气，这样的严厉态度，去反驳法国军队司令。当然，戴高乐是第一个懂得这种道理的人。他采取这样的举动，只是表明他不再宽容任何人，也许他不再希望说服任何人，他已经准备同任何人实行决裂。
对戴高乐来说，这是最黑暗的预感的时代。1937年夏末，戴高乐还陪同甘默林视察过在阿尔卑斯山修建的防御工事。戴高乐利用这个机会探望了他的妻舅雅克·旺德鲁——当时，旺德鲁正在同家人在普拉洛涅昂度假——然后，他要求旺德鲁把自己带到布里德－勒－班，他将在第二天一早从那里动身回梅茨。夜间旅行是美好的，那月光照耀着群山和枞树林，也许这种浪漫主义的景色导致了一种悲剧性的感觉。（28）
“明年，我们将会到哪里去呢？”戴高乐突然问旺德鲁……“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幸福假期吗？”
戴高乐还提到，希特勒的德国正在组建一支现代军队，法国参谋部则因“囿于混凝土国王的学说”而拒绝建立一支装甲军队，英国现在处于软弱状态，俄国在联盟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不定，美国将长期保持保留态度……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也许戴高乐是第一次大声宣布这个结论的：
“无疑，我们的国土将再次遭到侵犯；几天的时间就足于打到巴黎。”
但戴高乐的话没有说完，他继续说下去：
“将来，人们必须从自己的所在地重新出发，从布列塔尼、或者从中央高原、甚至从阿尔及利亚重新出发。法兰西最终将同盟国一道获得胜利。然而，这将是一条非常漫长和非常艰巨的道路……”
《戴高乐传》 第三部分第六章 相约战争（1）
在这20世纪，“男人们”即将第二次奔赴战场。在法国，人们重新看到了一些归根结底谁都不会遗忘的、而青少年通过报纸、画报或插图本看到其重现的场面。在巴黎，人们重新看到了官兵从东方火车站出发、三五成群的人在动员入伍的宣传画前面聚集，新战士乘火车去同他们的团会合的情景。然而，此次却听不见他们前辈1914年以为打到“向柏林”去的热情喊声……每个男人都从抽屉深处或者从别的证件中，寻找那本规定出发日期的军籍簿。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惯例：在窗户上贴着纸带，好让窗户不被炸弹的呼啸声震裂；在火车站和公共建筑物的玻璃上刷上了蓝漆。就这样，人们在1939年9月初进入了战争……
戴高乐坚守岗位。他被调到第五军的坦克指挥部工作——第五军由布雷将军指挥，负责从萨雷克米纳直到斯特拉斯堡以南的战线——驻守在旺让堡。与无数法国人相反，戴高乐没有为家庭采取任何特殊措施。他的妻子伊冯娜和女儿小安娜继续留在科隆贝－双教堂镇，儿子菲利普和女儿伊丽莎白暂时留在巴黎，继续读书，都是寄宿生。对戴高乐而言，无论如何，法国参战看来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有关的证据和通信都证明，尽管戴高乐知道法军对打一场必须打的新型战争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但他并不因此怀疑，最后必须抵抗希特勒德国的战争行动。事实上，戴高乐对希特勒德国的敌视是一贯的和不变的。人们看到，戴高乐是在其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的工作岗位上，以警惕的目光来观察德国军队的重组的。但人们通过一些有关情况的反应和引证也看到，戴高乐对纳粹德国制度、推而广之对其最完备和最可憎表现的专制主义表示深恶痛绝。在戴高乐身上，他的批评精神，近乎本能的、对言论自由——他本人是那样乐意使用这种自由——的爱好，从其古典文化和智力培养那里继承而来的人道主义，他的哲学偏爱，以及——至少就一方面而言——天主教的人类观，凡此种种都解释了这种厌恶。在戴高乐的行为或著作中，人们永远都不能找到任何痕迹，说明他对纳粹德国及其代表的战争行动的根本厌恶有丝毫改变。戴高乐的友谊、人际关系和选择都证明了这点。梅耶上校的朋友圈子完全是由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自发产生的厌恶情绪所活跃的，而支持戴高乐《建立职业军》论断的政治家，除了马塞尔·德阿很快疏远之外，全都属于抵抗希特勒战争行动的支持者阵营。
戴高乐从中得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在他看来，佛朗哥在德国飞机和意大利远征军的支援下获得的胜利，对法兰西是一种可怕的危险。作为战略家，戴高乐在判断西班牙战争时，预感到在法国西南边界上突然出现了第三个敌人的危险，也许特别是对法国本土同其北非附属国之间的通讯造成的威胁。本着这种精神，戴高乐在1938年同意向“年轻共和国”运动——换言之，一个受基督教民主主义启示、同时又坚持国家世俗的政治组织——召开的、防务问题代表大会提交了一份报告。代表大会在昂热召开，戴高乐因其新职——第507坦克团团长——公务缠身，无法出席大会。因此，戴高乐寄了一份他本当要在大会上宣读的报告，明确表示法国要支持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
1938年，欧洲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彻底地有利于德国的变化。3月10日，法国政府——再说，这天是辞职政府——就象戴高乐在1936年8月的著名谈话中向勃鲁姆预告的那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德国吞并奥地利。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已明白，捷克斯洛伐克的防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德军从西雷西出发向南进军，从下奥地利出发向北进军，有可能在摩尔达瓦平原陷入泥潭，将捷克地区同斯洛瓦克地区分开，然后重新转向西北方进军，抵达那些与德国边界接壤的波希米亚高原的工事的后方。人们可以认为，戴高乐并非不知道这种危险。但这是否一个理由，一个同意苏台德已归顺德国，从而破坏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使其他地区注定要遭到德国侵吞，象1939年3月真的发生的那样不能自卫，并由此使德国在中欧地区获得一种政治和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的理由呢？戴高乐一刻也没有这样想过。也许戴高乐通过其政治关系——但人们没有找到雷诺寄给他的信函——知道，英国绝不愿意为了苏台德区而打仗，法国政府也几乎不可能用某种力量将英国拖入战争。但是，法国政府对1938年9月24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仍然进行了彻底的谴责。戴高乐在致妻子伊冯娜的信件中，用一种比致政治人物或朋友信函更加自由的语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们在德国人蛮横无理的要求面前不战而降，”戴高乐给妻子写道。“我们把盟友捷克拱手送给了敌人。这几天德国的马克和意大利的货币在整个法国报界，特别在所谓‘国家的’报刊（《今日报》、《格兰戈瓦尔》、《日报》、《晨报》等）上大量流通，以便说服我们贫困的人民，相信必须放弃……我们正在逐步养成后退和受辱的习惯，以致成为我们的第二本性。我们艰苦备尝。”
这封信里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含义深重的。戴高乐在信中只揭露了右翼和极右翼的报纸，他毫不犹疑地——再说，无证据地——把这些报纸的做法看作是腐败的结果，换言之，归根结底，看作是一种背叛。戴高乐对“后退和受辱的习惯”的抨击，表达了他对政府未来的行为、由此而来的对法兰西的后果“我们艰苦备尝”的、最伤心的预感……实际上，戴高乐至多不会认为，对德国人的让步和投降会永远使人免除较量。因为他在同一天，9月24日，给雷诺写了一封信，信中预见了未来的悲剧和重申了他的效劳建议。
“至于我，我毫不惊奇地看到，法兰西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就要来到了，我确信，您将因发挥主导作用而彪炳青史。请让我对您说吧，不管怎样，我都决心为您效劳——除非我一命呜呼。”
戴高乐走得更远。他同那些军队特有的规定和习惯实行决裂，作出了一个接近于政治承诺的举动。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他加入了“现代之友”协会。②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主动行动。《现代》杂志是在《七月》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