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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使我留意的还有他劝金介甫不要在他早期习作上花太多工夫，个人作品“值得研究的还是1929年以后”。谈话中间还偶然闪出一两句智者的睿语，是对人世的洞明：“因为我见的事情太多了，大家觉得很庄重的事情，我都觉得庄重里面有可笑的地方。”
到他与王亚蓉前往考古时在火车上的谈话，因为是身边的体己人，那就更放松了。讲他的“干校”生活，艰苦中的情趣：“好美啊”的门前几十亩荷花，“庄严极了”的牛，“很有趣味”的蛇叫；风雨中水淹了屋，可“我在屋里就打个伞，很好玩啊！一点不感到难过。看着窗子上的蜘蛛越长越大……”但，对一些丑恶小人则直斥其“坏”；尤其谈了些文坛的污浊，充满鄙视地说出丁玲许多不堪的内幕、王瑶对他的变色龙态度等。
全书压轴的晚年信札，数量虽少而份量不轻，更足见其人。
一方面，是长者的慈善、体贴、细心。沈从文在王亚蓉困难时期给予经济支持，但他一再告诉她，这事“十分平常自然，万万不要存不安心情。更不应当以为是要感谢”，“一切都是为了工作”。他说自己一向对政治运动“缺少配合敏感”，也不懂迎合上司、“打成一片”，所以动辄得咎；但却几次教她为人处世的细节，居家、作客的人情世故。这种对后辈的关心照拂与细致的“人情”，令人感动。
另一方面，则是一个老人最后的愤怒与悲叹。他对历史博物馆对他工作的不关心、不支持、不懂行表示愤懑；对应为丁玲的“某老太婆”骂他，反应更加激动。这些尚是“小节”，另有两段话则令我瞩目：
一、在1979年6月2日致王亚蓉信中，说到官方的文学研究把他重新提出，“乍一看像是公正合理，民主原则在这部门正重新抬头。事实上我所有书早已全部烧尽……全部毁去，要个‘空头作家’的虚名有什么用。至多是对外起些点假民主作用而已。”——这是我所见后期沈从文对社会政治最大胆、最激烈的言辞。
二、在1982年1月29日致王予予、王亚蓉信中，谈自己的作品重新出版，应该是高兴的，可他却又说道：“也许变故一来，我将有重新摔倒完事可能。中国事一切难以从‘常理推测’即在此。以不抱任何任何不切现实幻想为合理”。——这已不仅是愤慨，而是更沉重的悲凉，融和着他一生所历的沧桑。
为我们存留和带来晚年沈从文这些真实声音的王亚蓉，所写《先生带我走进充实难忘的人生》一文，是一份深挚情感的回应，也提供了一些有关的情况和意见。
她忆述自己如何从一个小美工，在沈从文的教导、照顾下，成长为一个古代服饰专家。（按：那次金介甫在访谈中曾问：“现在你有学生吗？”沈从文连声说有，指的就是“二王”。）在《湘江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沈从文说自己“对绘画的理解有感情”，举例说王亚蓉，“我教她大概是用这种方式画，效果会更好，她接受，结果效果是不同了，可见我懂。”
沈从文的“可见我懂”，我想是意有所指的，即上面说到的范曾面辱事件。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一文在《读书》发表时，引用的是别人转述沈的话，说当时范曾画的是屈原，范曾便以他从未画过屈原像来辩解。后来陈徒手增补此文收入《人有病，天知否》，补引了沈致汪曾祺信，说画的是商鞅。凌宇《沈从文传》也持此说。本书（《沈从文晚年口述》）所另附的王晓强一篇回忆文章，则说画的是曹操；而沈从文在湖南省文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同样不点名提到一个出名的画家画曹操的失误，“他知道画，他不知道还要学”。——现在，王亚蓉以当时在场人的身份，记述其事，则说画的是诸葛亮。（而且各家对范曾究竟画错了什么被沈从文指正，也说法不一。）王亚蓉并指出了范曾（仍没点名）当年受沈从文帮助、栽培的具体情况，为沈鸣不平。
沈从文第2节 人在江湖看水云（2）
王亚蓉的义愤还表现在“丁玲事件”上。她说丁玲1981年在湖南文联公开演讲还说沈从文是反动作家，（按：本书所收沈的演讲就有同年在同一处的，不知是否丁玲事后去“消毒”？）她当时就想写文章反驳，被沈从文制止；但现在这篇回忆文中，她还是忍不住说：“她也是多年的受害者，都这时候了还这么左，左得让人烦。”
她是敢说话的。该文附《追随沈从文先生文物研究大事记》，1985年有一条记载因胡耀邦的关注，国家为沈解决待遇，却是这么写的：“……沈先生向往多年的工作条件，在他行动、健康已不能自理的时候都有望解决了。”
当然王亚蓉更主要是一个文物研究者，她更关注沈从文在“物质文化史”方面的非凡贡献。在指出沈许多预见性推论被新出土的文物证实后，她最后提出沈从文是一个“形象历史学家”，说沈不同于单纯文献研究的历史学家或单纯考古文物研究的历史学家，“沈从文先生是以文物为基础，用文献及杂书笔记做比较的唯物法，加上他充满思索的文学家头脑和手笔来进行研究的”。——这一概念、这一提法，是很好地总括了沈从文后半生成绩的。
但王文的一个说法却让人有点疑惑。她说沈从文曾给她讲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郭沫若序言的来历，是有次宴会沈、郭邻座，谈起该书，郭主动提议写序，“沈先生理解郭老是用这个方式表示点歉意吧”（按：解放前夕郭“斥反动文艺”，以“桃红色”一枪放倒沈从文，是沈在鼎革中精神崩溃的重要诱因，也导致了沈后半生的“转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居然由郭沫若作序，自然引起人们关注）。胡文辉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偶记》一文指出，编著此书是周恩来作为政治交往所需布置下来的，“既是总理的意思，郭沫若自然立即出马”，且可能不知道该书具体由沈主事；“沈在《引言》和《后记》中无一言谈及郭序，其心事可知”。我是同意这一分析的。沈从文的《后记》、《再版后记》详细讲了成书经过，并感谢了有关人士；以他为人的善良，如果郭真有此善意、“歉意”，岂有再记恨不提之理。
这样一本书，肯定是珍贵的。不过，我感到它对我们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情况、特别是理解沈从文后半生的真实心情，还不能说有极大的价值（也没有太多超过现已行世的史料）。当然，这也因为“沈从文后半生”，实在是一个太复杂的话题。已有各方人士对此作过回忆、评论和研究，在此我也不揣冒昧来说几句。
开头时谈到对沈从文的“转向”有“反面”和“正面”两种理解。我最早是受到吴方的影响，他在《写作的命运》一文中对此的评语是：“敢舍”；说：“人生的轨道原没有什么一定。对文学，真诚地爱它，投身于它，又真心地离开它，可悲亦可喜。”并引了俞平伯的一段话，大意云遥指青山为归路，但走近了，空翠渐减，“只见平淡无奇的道路，树石，憧憬既已消释了，我们遂坦然长往……”这种“浪漫主义”的、“禅味”的解说，令我一见心喜，借来作自己人生的态度，也种下了对沈从文后半生作“正面理解”的基调。
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施蛰存、常风、张充和等人，都同意沈从文解放后弃文就“物”是可庆幸的、甚至是更好的选择，是一种“明道”。沈从文晚年自己的公开说法（包括在湖南和在美国的演讲），也不会完全是违心之言。
当然，政治的压力、外部形势的翻天覆地变化，以及随后种种风波际遇、个人深心的隐痛，毕竟不可以视而不见。如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引沈从文儿子沈虎雏的话，说沈解放后也曾“内心深处觉得离开文学很可惜”；他想要“归队”，但重新执笔，终于受制于客观与主观双方面而失败，反映了沈晚年的矛盾复又矛盾。还有，刊于《读书》原文的结尾：“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这个结尾很有意味，收入《人有病，天知否》时却不知为什么删了、改了）。
所以，其实我已将自己的“正面理解”有所修正。1997年9月购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后，在秋雨绵绵中作聚书录，曾以一句“雍容进退自古难”概述之，现转述如下：
沈从文解放后由一个杰出的作家变成一个文物工作者，由漂亮感人的小说散文转而成就这部科学著作，这样的“退”，若从表面看，或从文学爱好者的角度看，甚为可惜；尤其是迫于强大的外部环境的变化，改头换面、进退失据，令人叹息。
但若想深一层，从人格等方面来看，又似乎不必强代人愁。这何尝不是塞翁失马呢？不能写小说了，就放弃虚浮的文学，转而从事实实在在的、自己同样喜欢的文物工作，并一样做出了贡献，保持了士人本色，总比投闲置散，或者以为虎作伥为代价换取继续执笔的权利和风光要好。而且，就是在他自己看来，文学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放不下的东西，他本来爱的就是“生活”这部大书。他懂得舍弃，也敢于舍弃，这份认识、勇气与洒脱非一般人所能有，深为我欣赏。因此，在精神上，进退之间他自有雍容气度，为于政治潮、世俗网、名利场、文学圈中打滚者所远远不如。
可是，若再想深一层，真的无怨无悔，真的未有过夜深梦回的嗒然若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