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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氏老底，其实我就欣赏这种痛快淋漓的挖苦俏皮、“对谁都不买账”，“过火”一点，那又何妨！
当然，挖苦俏皮须在“坚实自己的论证”的基础上，这标准定得很对，钱氏是做到了的。有学问打底，才能从容笑骂，剑扫千军。只举一例：《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一文，其价值岂止是指出中国文评“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这一特点，该文本身就是在示范着正确的做学问方法。惊才绝艺集于一身，钱氏才有底气说：“直谅的‘益友’，我是没有的，我也不感到‘益友’的需要。”（《谈交友》）
钱氏剑锋，有一瓣出众之芒，是其“固有的文章手法的一个特点”：喜用且善用比喻。
他的比喻，往往出人意表，又贴切绝妙。他并非为比喻而喻，在他那里，比喻与被比喻的原物之间，不是陪娘与新娘的关系，但求衬托出新娘花容月貌，管他陪娘成了木头人；而是夫妻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公不离婆，说着哥总能道着弟，既能说明了被比喻之事物，而比喻本身又绝不会闲着只做陪衬。他或是把比喻物与被比喻物一并说明了，比如：“文字呢，当然是随人立义的，但是也有一个界限——以不侵犯旁的字为界限，像自由一样。”（《〈落日颂〉》）更多的时候则是连带着嘲弄比喻物，比如在《〈围城〉序》中说，此书本献给杨绛，但“献书也像‘致身于国’、‘还政于民’等等佳话……名说交付出去，其实……放手而并没有脱手。”类似的例子还有《作者五人》中把一本书比作诗，《说“回家”》中把心理活动比作战争等。
顺带一提的是，钱氏对比喻手法本身是有清醒认识的，在《说“回家”》中，他指出“许多思想系统实际都建立在比喻上面”，但同时又强调：“比喻只是比喻。思想家的危险就是给比喻诱惑得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把比喻上生发出来的理论认为适用于被比喻的原物。”——也许是要力避此弊，钱氏才首先咬住被比喻的原物的特点和“理论”，再反过来施于比喻物身上，从而既避免了“妹仔大过主人婆”，“忘记了被比喻的原物”，又焕发了比喻物自身的光彩，夫唱妇随，相得益彰。
学问与才情之外，更重要的是见识。这方面于我，尤觉“满堂花醉”——这个比喻要优于“乱花迷人眼”，后者只是悦目，“醉”，则是赏心；就是说，钱氏的许多妙论，都是言我心所欲言，或者我心底潜意识中本有此倾向，经他锦心绣口地说出而成为明晰的观念。读这样的会心之论，常觉足当浮一大白——
钱氏有通达而健壮的人生观。他看不过才子常常怨命怨天、满腹牢骚，认为我们应该“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青年时代多愁也是正常的，但此后便当是：“梦是不做了，因为他知道醒着也是一样做梦；依旧有海洋般深的情，海洋般大的愁，但是不无风作浪。”（《〈落日颂〉》）这几句话说得太好了，极为贴切，也足让人生阶段转折者警醒。
钱氏的历史观也让我注目。他接受历史的客观性和合理性，“每一个存在的时代都是应当存在。每一个过去的时代都是应当过去。”批评奢谈现代“时代精神”、“尤其是那般唾骂现代而醉心于古希腊罗马的学者”没有史观。（《旁观者》）更多处批评那种为己所需而臆造历史的倾向，“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同上），“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且这种臆造出来的“黄金时代”随时推移。（《近代散文钞》）他赞赏《休谟的哲学》一书，在于该书作者“从来没有露出后来居上，今是昨非的态度。”从而指出要从当时的历史环境而非今日的标准尺度去看待前人，尊重古人、尊重历史。另还提出：我们只能相信历史现象有因果关系，但不能断言某某为因某某为果，且表面上的因与果，往往有史家无以尽识的貌同心异处在起作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人先自主张了魏晋文学为正统，遂视唐宋文学为逆流，但其实，“在无穷尽、难捉摸的历史演变里，依照自己的好恶来定‘顺流’、‘逆流’的标准”，这“不能算是历史观”（《论复古》）；历史并不会为历史编写者的方便着想而按部就班地推进（《〈走向世界丛书〉序》）……等等的当之论。
这是一种理性的历史观。（有时甚至理性到了冷酷的地步：《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有一段说，文学史上一些开宗立派的重要人物，往往“浪盗虚名”，但却不可抹杀其影响，“得虚名者虽无实际，得虚名要是实事，作史者须如其实以出耳”。“反之，小家别子，幺弦孤张，虽名字寂寥，而惬心悦目，尽有高出声华籍甚者之上；然姓字既黯淡而勿章，则所衣被之不广可知，作史者亦不得激于表微阐幽之一念，而轻重颠倒”。就是说，由他们埋没去吧。时势造人弄人，读这段话，令我怅叹。）钱氏在阐述这种历史观时，少取挖苦俏皮，而多以正面的评述出之，但其实还是一种嘲讽，对人的嘲讽，因为他还原了所谓万物之灵、全知全能的人，面对历史时的恰当位置、正确处境——渺小的位置，无力的处境。
正由于对所谓史家的人造历史看得深透，遂使钱氏对回忆录、自传、传记，以及相应的考据、索隐、钩沉、搜佚等等研究工作采取了鲜明的不信任乃至鄙视态度，在《模糊的铜镜》、《致彭祖年》、《致黄裳》、《致郑朝宗》、《被考验者的博取善意》、《〈围城〉序》、《〈人·兽·鬼〉序》、《答某记者问》等等地方，都有这方面的冷嘲热讽、妙语与直斥。
但那些大而化之的总论，钱氏同样颇诽之。如《〈英国人民〉》里批评了那种关于国民性的整体论述；《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讽刺了那种凡中必旧、凡西必新的文化观。
……
满堂花中选取我最醉心的这几瓣（还有认为愿望不可倚，反对推求诗作的世道人心的背景，批评少年老气、自恋等才子通病，等等），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是出于虚妄。钱氏嘲讽的拒斥的抨击的一切，在他眼中，全为虚妄。
大抵多见多思之人，到最后总于世间万物得了虚妄的洞察，惟所取应对办法不同，遂有各种面目。如周氏兄弟，兄是知虚妄而奋斗，压住绝望悲凉作无望的冲锋，耗力太过，“中道崩殂”，成败一言难尽，惟留精神烛照；弟是知虚妄而消极，避入自家园地，人虽长寿却“多辱”。总之，大都难有善果。至于钱锺书，则大概是那充满幽默、嘲讽、俏皮的智者心怀救了他，使他一路在挖苦人间，却没有不耐烦，只是微笑地在虚妄中营造自己的学术之塔——此乃知虚妄者最佳、也是最高明的抉择；当然，怕亦最难。惟对钱氏说一声：善哉，善哉！
近年见友人安迪兄《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记钱氏在私下交谈中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态度与某公开场合迥异。我的旧笔记中有次认为钱、张风格相似，是1991年10月读《人·兽·鬼》（海峡文艺出版社，“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1991年5月一版）后，对其中几篇小说的感想，略云：
《纪念》落笔在人世间，写情的幽婉文字，颇与张爱玲相通。《猫》写世态写上流社会，已见《围城》缩影，而最后情爱只落得一个笑柄，草草萧索，这后面透着作者的悲悯眼神，也有着《围城》“草稿”的味道。
钱锺书不但散文、小说精彩，论著也极漂亮好看。我喜欢《谈艺录》的“东”拉“西”扯，旁征博引，犹如拆开亦成片段的一座七宝楼台。1991年1、2月时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12月新一版、1988年2月二印），则赞为“从没读过这么舒服的理论书”，并说：
最喜欢那文风，像汤汤流水，周密也是水分子的周密，而不妨碍水流的随意畅顺。谈文说艺，总有一丝悠然、一抹微笑。更妙的是在论述（以及庞杂的注释）中偶尔有感而发，岔开去几句议论，由文艺到世情，甚而再返及自身，都那么曼妙自然、意味深长。
下面，不可回避的是，《到底还是喜欢》中直言的对杨、钱近年“有所腹诽，情份略减”问题。
我一向轻蔑吃古人尸、食名人饭之流，喜爱钱锺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无聊研究者的冷嘲热讽、拒绝呵斥。但钱氏夫妇晚年与几个研究者打的几场仗，我却略有微词，觉得他们的表现非智者所当取。1998年9月关于李洪岩《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2月一版）的聚书录，曾作私下的具体分析，就不抄引出来了。——我购此书，及田蕙兰等编《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二版），固然有书里书外其他原因（如李著论钱氏与我乡先贤张荫麟之关系部分，令我感兴趣；田编则因得见时钱锺书刚去世，购作个人的微薄哀念），但，也多少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即对这样的研究著作有了同情。
1998年12月关于《钱锺书杨绛研究资料集》的聚书录，曾借一幅丰子恺漫画抒感。这幅画，如其题诗：“家住夕阳江上村，一弯流水绕柴门。种来松树高于屋，借与春禽养子孙。”我乃比喻说：
对研究者同情，因人类的创造几被前贤历尽，认真说来，谁不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呢。是大树，就免不了要让春禽在上面求栖身、养子孙，钱氏自己的《谈艺录》、《管锥编》等，里面就岂止一二大树，简直是前人的浩瀚森林收于其中。关键是看那春禽怎样对待大树，以枝干为巢、以花果为食，是正常的、自然的；至若吸尽树液、刨起根底，乃至摘片叶子作自己的遮羞布或冠冕去招摇撞骗，则仍为我不齿。
——惭愧的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