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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还有：“桐间露落，柳下风来”，“鸟多闲暇，花随四时”，“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庾子山《小园赋》这些奇句，最足见其格调。
知堂及其弟子废名都极推崇庾，知堂曾用庾赋的句子为另一弟子沈启无写砚，并说：“可见他们写文章是乱写的。”废名在《谈用典故》中也下过类似判语。表面看，他们推重的是六朝文风的踢脱自然、顺畅随意、本色、不生硬。他们也确实继承了这种文风。但在更深的层面上，他们与庾子山的共通点便是“无情”，是对天地万物、人世自然的一种淡漠的观察和认同态度。读庾赋，所写的景物都有一份无动于衷中震慑人的美，知堂与废名之为人与为文，也正如此。
有心的评论者能窥见这一点。如张中行的《再谈苦雨斋》便揭示了知堂老人思想上、精神上的“无情”，说他对世道“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也注意诗情诗意，但总是躲开士大夫的清狂惆怅和征夫怨女的热泪柔情。”
废名写《知堂先生》，也着重展示他对乃师这方面的认识。他用“渐近自然”来形容老师，说他的信“未有一句情热的话”；更有这样一句点睛之笔：“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老实说，我是读到这句话才真正倾心于知堂与废名的，其时从大学毕业不久，从此也渐注意克制自己在校园养成的过分的抒情。
至于废名本人，则更是在创作上都直接体现这种“无情”的风格。与乃弟相反、“用热眼看”的鲁迅曾以“可惜”的态度，说废名“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然后才说“从率直的读者看来”是“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我们常常忽略了鲁迅前面的设定，仅用后八字去褒贬废名，是不适当的。“哀愁”本已克制得“有限”，还要“过于珍惜”，“率直的读者”未能理解这种“无情”，才会有此批评。废名自己则以“无情”为依归，于是有遣走妻儿住进寺庙等等异于常人的举动，并公然说：“中国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这是很可惜的事”（《中国文章》）。
当然，我说的“无情”只是指一种与荒天漠地、苍苍茫茫相厮混的不住之心，并非指真的弃绝七情六欲。庾子山也有悲慨、沉痛、绮艳之作，周作人也曾猛烈抨击封建和时弊，废名最终也没真的当了和尚；而张爱玲与胡兰成，则一个爱恋世俗一个风流成性。
胡兰成自认没心肝，他说过：“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加官进爵，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且是最最无情的人。”又说：“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与天地之不仁”（《今生今世》）等等。站在张爱玲的角度，可以指胡兰成以此为借口开脱日后的移情别恋；但站在文学的角度，我们应该看到，“无情”这种被人忽略的文学传统，又在一个文人心里播下了对天地万物洞察后的冷漠之种子。
张爱玲在这点上可谓与胡兰成门当户对。不久前张爱玲去世，我看到一篇纪念文章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多情的人去了”。谁也不能否认张爱玲的多情，否则怎会对世俗物质充满那样的喜悦，有那样精细的观察和才情横溢的生花文章。但生活中的真人却有“无情”的另一面。对她理解最深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说：“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如同数学”——这个比喻跟温源宁用铁来比喻周作人一样，也是出人意表、难于理会的，只有从“无情”这个角度才能解释。胡兰成更直接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她不似乎她的父母，她一个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可以印证的是，张爱玲辞世后，其弟弟张子静接受访问谈了她一些往事，如何无情于家庭、父母、兄弟，哪怕感情最深的姑姑，相互之间仍是疏淡漠然的，来去自随自意，洒脱到有点反常。此外，张爱玲晚年更几乎是僻居绝世，数十年里极少见人（哪怕是出版她作品的皇冠的负责人），与外界联系基本只靠信件（但住址则连姑姑也保密）；一发现有研究者追踪便要搬家，简直是避之如仇；在研究室工作时从不与其他作家打招呼，等到黄昏时分别人多已下班了才独来独往，等等。这样不近人情的行径，正是“无情”思想的极端表现。到她孤独地死去，旁人叹其晚景凄凉，我倒觉得这是多情者不了解张爱玲了。
抒情始终是文学的“正统”，“无情”只能算“旁道”。但反映在作品中，却是一种独特的美。比如默念庾子山的句子，总如置身于无忧无乐的自然，花鸟相随却无所用心，这种美让人愉悦，也让人低徊不忍、心境迷茫，深思之，自当黯然。
谷林先生所不能理会的温源宁的比喻，我不敢说得了正解，这纯属自己的胡思乱想。但一经这么想想，眼前浮现的是苍茫大海，无边无际的寂寞之中，有那么一艘以优美姿势在风波浪涛中行驶的冷冷铁舰，再想及知堂老人的生前身后，也难免有如默念庾赋的那类心情了。
1996年1月1日，从明亮冬阳写到斜照已收
2004年10月梢略作删订
周作人等第8节 周作人古希腊译事小摭（1）
古希腊文化是周作人的“杂学”之一。仅以笔者所知，其翻译的专著即有（依翻译时间为序）：1、《红星佚史》（由后人根据荷马二史诗编写），2、《希腊拟曲》，3、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4、《希腊的神与英雄》，5、《希腊女诗人萨波》，6、《伊索寓言》，7、《欧里庇得斯悲剧集》（与罗念生合译，周译占大半），8、《卢奇安对话集》；还有些“散译”，如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希罗多德《史记》的部分、阿里斯托芬的《财神》，以及近人哈理孙的研究著作《希腊神话》的部分、佛来若（佛雷则）的《希腊神话比较研究》论文一批等。近年，海南出版社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先后重印、新刊《希腊的神与英雄》、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财神•；希腊拟曲》、《全译伊索寓言集》，诚为倾慕古希腊及喜欢知堂文字者的福音，且书品、装帧、编排也可称佳构，我欣然得之，深感两社和主其事者之功德。然而前者缺一个出版（重印）说明；后三种为“苦雨斋译丛”，虽有止庵撰的总序和《希腊神话》的后记，介绍了一些情况，但还不够详细，乃至有讹误。为求破疑解惑，我曾私下汇辑了一些相关资料，近在《中华读书报》（2000年1月19日）上读到超哥的《周作人与希腊神话的翻译》（下称“超文”），专门谈了头两书的情况，颇使我有“吾道不孤”之感，但在欢喜之余、获益之外，觉得还有些地方可以提出讨论和补充，遂不揣冒昧，撰此小文，冀专家贤者指教。
关于《希腊的神与英雄》
新出的海南版装帧精当，图页丰美，甚悦人目。另外，周氏《译后附记》提到，1947年第一次翻译时他曾附了自己一些关于希腊神话的文章，到这次1949年的第二次翻译时只删剩两篇，现海南版搜集了一批这类文章附在书后，可见编者的有心。但超文提到的，原著出版后的次年，周氏即写了与原书名《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同题的介绍文章，奇怪的是，今版这批附录中却不收此篇。当然，更令人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它竟没有任何出版说明，在超文介绍的一些情况之外，我觉得有必要稍为详述一下。
作者劳斯，是著述甚丰的学者，深知今昔的希腊，且又懂得神话，周氏称为“难得”（《译本序》）。周氏对此书很赞赏，如在附录的《关于本书》中如此称许：“它的好处我可以简单地举出两点来。其一是诙谐……与清教徒的绅士不是一路的。其二是简单。简单是文章的最高标准……内容颇是复杂，却那么剪裁下来，粗枝大叶的却又疏劲有致……”这说的是劳斯的书，同时也道出了古希腊的某种精神，更是夫子自道，说着周氏自己的文章宗旨了。
超文说，周氏开头不想翻译它，是“因为嫌它是用英文写的儿童读物，并非希腊神话专门之书”，此说不当。《知堂回想录》之《我的工作（三）》、《拾遗（癸）》谈到，他认为在希腊人编的希腊神话（阿波罗多洛斯《希腊神话》）和神话研究理论之外，还应有理解神话的人再来写一册稍为通俗的给小孩子看的故事，而劳斯“可以算是最适任的作者了”。真正令周氏“嫌”的，是作者乃基督教国家人这一点，他总觉得希腊的“改教为可惜”，大概是认为基督教破坏了古希腊的传统，使古希腊人的精神自由空间定格为局促的一神教吧。然而后来也想通了：“已经过去的事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想要讨教，不得不由基督教国去转手”，这书“究竟要算好的，自己既然写不出，怎么好挑剔别人呢。”（《知堂回想录》之《拾遗（癸）》、《后记》）
此书的第一次翻译是在一个特殊的时空里。1946年5月至1949年1月，周氏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首都监狱期间，主要做了两件文字工作，其一是写了一批旧体诗，再就是第一年在“忠舍”时，“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片板，当做一桌子”译了本书。（《知堂回想录•；监狱生活》）但《知堂回想录》没有替词学家龙榆生的家人记上一笔：当时，远在北京的周氏家人托龙（时在苏州入狱）的女儿龙顺宜照顾他，龙顺宜姐弟一直负起探监送物之责，这本书就是他们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