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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例外。有许多考据家从许多著名的长篇小说寻找出借鉴的痕迹，以至这样的工作已成为一门学问。
例如，笔者发现一条这样的线索，《夷坚志》甲志卷第四《侯元功词》记载：
宋代密州侯元功，从少年时期就赶考，直到31岁才得到乡贡的名称。许多人因为他这么大年纪才中乡贡，对他很看不上。有一个浮浪子弟将他的形象画在风筝上，引线放之，以为嘲弄。侯元功见了不仅不恼，反而大笑，作了一首《临江仙》词，题在纸鸢上面：
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
词言志，侯元功更加发奋读书，一举登第，五十多岁的时候，果然当上了执政。在数百年后的清代，大观园里的薛宝钗借吟咏柳絮，也作了一首《临江仙》词：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
此词抒发薛宝钗自比春光中无根的柳絮，一有时机，便借此直上青云的胸襟，这在当时女子中是不同凡响的。两首词虽同一词牌名，可是两种风格；两个人，一男一女，虽差距甚远，但灵气却相通。一是借风筝腾空抒怀，一是借柳絮升空表志。一是公开批评浪荡子不了解他的高远志向，坦白直露；一是借景抒情，委婉曲折，显示出了女性的细腻。两词写作手法虽不同，但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无据可考曹雪芹是否读过《夷坚志》，可是从《红楼梦》中穿插的大量酒令、灯谜、诗词来看，能否说明曹雪芹在进行《红楼梦》的创作准备时，阅读过大量的笔记小说？毫无疑问，曹雪芹是吮吸着笔记小说的精华的，《夷坚志》也许就是其中的一部吧？
在中国文学史上，俗雅之间的交融、转化是一条基本规律，俗雅之称亦是相对而言的。如相对于文言的《夷坚志》等笔记文学，《红楼梦》可称之为俗，而相对于民间说唱文学，又可称为雅了。“俗”文学常常向“雅”文学提供养料，而一旦“雅”文学形成，它又可能给“俗”文学提供创作的范例。如从清代车王府所藏“曲本子弟书”来看，几乎所有的古典名著，都有“曲本子弟书”的阐释之作，如红拂私奔、贵妃醉酒、舌战群儒、坐楼杀惜、红娘寄柬、海棠结社，这些故事均被衍化成为可供演唱和欣赏的优美韵文。伍子胥、白居易、赵匡胤、崔莺莺、孙悟空这些人物形象，均由“子弟书”作者以自己的审美趣味，以通俗化的笔法，加以重新调整，再次塑造。二十八回的《全扫秦》中，岳飞英魂显灵，秦桧受尽痛疼，并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万载千秋人唾骂，若要翻身万万难”。这样的《全扫秦》，无疑成了另一部弘扬忠烈、抨击奸臣的范本，它是说唱“俗”文学向《说岳全传》等“雅”文学借鉴的成功之作。正是这样的俗雅之间的相互交融、转化，才使人们看到古代社会生活的多样而又多彩。
第八部分 俗雅之间第3节 冰花与冰灯诗词（1）
早在公元前135年，韩婴就写出了“雪花独六出”的诗句，这种对雪花细微的观察角度，标志着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正确认识雪花晶体的六角对称形状的民族，从而充分显示出了中国人在自然现象审视上的早熟。
但自汉代以后，这种对冰雪独特的观察却停止不前了，只是到了宋代才又一振，在典籍中出现了对“冰花”的记录，反映出了宋代的中国对冰的认识是具有不同寻常的美的趣味的。沈括在被世界公认为“中世纪科学技术坐标”的《梦溪笔谈》中叙述了自己在元丰末年到秀州（今浙江嘉兴）所见到的冰花奇景：
有些屋瓦在霜后成花，像牡丹、芍药、萱草、海棠等细花，皆有枝叶，每瓦一枝，无毫发不具，就是有高超的丹青巧笔也不能画出来。要是用纸描摹下来，那等于石刻的一样。
沈括的记录，表明冰花已纳入了他的科学观察的视野，但确切地说，沈括何尝不是用一种美的心态去看待冰花现象呢？
后来，洪迈《夷坚志》中《瓦上冰花》条也有几乎相同的记录，不同的是南宋初期的秀州，知州吕彦能家厅侧有数百片瓦，为雪所压，迨雪消冰澌，皆结成楼观、栏榄、车马、人物，并带芙蓉、重台牡丹、长春萱草及万岁藤之类的花卉植物，妙华精巧，经日不融。吕彦能便命儿子吕述卿用墨拓印十余本，用以观摩。从自然天成的冰花欣赏出一番景象，这是一种相当高的审美能力。宋代以前却并非如此，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唐昭宗时，在沧州城堑中，就有冰纹如画，大树如芳敷，可当时的人却认为这是“华孽”，当有兵难。
到了宋代，人们对冰花的态度为之一变，像吕彦能将冰霜之花描摹欣赏者，不乏其人。宋敏求《春明退朝录》曾述：北宋王子融侍郎回山东故里，时值严冬浓霜，有一官员家屋瓦皆成百花形状，他就摹下，作为画幅珍藏。
更为奇绝的，何《春渚纪闻》载：
余杭的万廷之，他有一洗脸用的瓦盆，时当凝寒，还有余水留在盆中，冻结成了冰，形如一枝桃花，观者以为巧合。可第二天再用，则又成一双头牡丹，次日又成寒林满盆，水村竹屋，断鸿翘鹭，宛如图画近景。万廷之自后便用白金把这瓦盆包护起来，每逢严寒，便设宴约客，来欣赏这未曾有一同样的冰花。记录此事的何说他曾亲临此间观看过。
洪迈在《夷坚志》中《锡盆冰花》条也介绍道：
绍兴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一官员生辰之日，家里常用大锡盆倾水未尽，盆内结成冰像雕镂似的。细看，一寿星坐磐石上，长松覆盖，一龟一鹤，分立左右，宛如画图。招画工描绘，由于画工居远，赶来时，冰画已消。但自此无日不融结，佳花美木，长林远景，千情万态，一直到了春暄才停止。
说穿了，这只不过是大自然的一种变化现象，可宋人却独具慧眼，从冰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花草、人物世界，这是由于他们用自己的文化修养为冰的自然形态的变化增添了文化韵味。这与整个宋代洋溢着被海内外史家所称的像欧洲“文艺复兴式”的那种天才创造的文化氛围是有直接关系的。
笔者认为，这种不满足于对雪花的六角形状的发现和讴歌，而转为对冰的花纹的升华和创意，是和宋代瓷器新样式的烧造有着某种微妙的关联的：像被尊为国之瑰宝的南宋“官窑盘”，外壁呈稀疏、淡雅的大“开片”，盘里满布叠层重迭的小“开片”，里外大小“开片”，纹络纵横，渗透在青釉中，显得透亮晶莹，好似寒冬凝结的江面河床之上那变幻万千的碎纹冰片……
这种由于冷却时收缩速度不同而烧造出千姿百态冰裂纹的“开片”，竟成了宋代瓷器中崇尚和追求的装饰手法。正如有一陶瓷研究家所说的：中国陶瓷科学美追踪的目标就是四个字：“自然天成”。以素朴无饰像冰花纹似的“开片”，作为美化器表手段，在宋代堂而皇之步入艺术殿室，从而为中国单色瓷器树立了一个典范。
这一创建绝非偶然，尽管现在尚无史料证实，宋代瓷器“开片”的烧造是从宋代的冰花现象获得灵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文化现象是有联系的，瓷器“开片”的出现只能从一个大的宋代文化系统去观察，才会找到清楚的答案。
同时冰花现象也告诉我们：美，无处不在，只需你去发现，但这种对美的发现不会陡然而生，必须是要有雄厚的文化修养的根基，还要有合适的浓烈的文化风云的际遇。否则，为什么冰花在宋代之前就有，却没有宋代那样美丽的发现？而在宋代，冰花却广泛被人发现，并且与瓷器烧造上十分相同的冰纹似的“开片”，引发出了独特的美的趣味……
冰灯究竟起于何时？有些人将1962年哈尔滨市一位老太太在冬天往水桶里泼水冻成一个冰砣，当成现今冰灯的开端。后有好事者以《一桶水泼出一个冰雪节》为题，大加宣扬，言之凿凿，似乎中国的冰灯自1962年才有，这位老太太似应享有冰灯的发明权。其实，这是缺乏历史知识之谈。
第八部分 俗雅之间第3节 冰花与冰灯诗词（2）
远的暂且不说，在清代的北京，正月的灯集于前门官府的“六部”，其中以工部的灯为最好，而最好的灯中就有冰灯。夏仁虎《旧京琐记》说这种冰灯，飞走百态，穷极工巧。酒家已用冰灯作“招牌”，如震钧《天咫偶闻》记：
以冰为酒瓮、瓶罂、鼎彝之属，然灯于内，高悬四座，观者叹其绝肖。
特别是黑龙江一地，冰灯制作的技艺已很高超。道光年间在黑龙江为官的西清所作《黑龙江外记》，有冰灯的描述：
镂五六尺冰为寿星灯者，中燃双炬，望之如水晶人，此为难得。
依西清记述，冰灯是在元宵节“城中张灯五夜”时，与其他灯一处供人观赏，村落妇女都坐着车来观灯，“车声彻夜不绝”。这足以表明看冰灯已经成为清代黑龙江人民冬季生活中的一部分。这种冰灯现象，并非黑龙江独有，也可以肯定地说冰灯绝不自清代始。明代《燕都游览志》就记录了灯市上有细剪百彩浇水而成的冰灯。明人唐顺之也有《冰灯诗》可证：“烛花不碍空中影，晕气宜从月里看。”特别是在明代的南方出现了冰灯，徐渭的二首《咏冰灯》七律诗就是明证：
其一
夜堂流影倍生妍，刻挂谁秉冻未阑。
烛晕只疑杯水抱，火齐应落数珠寒。
薄轮逼焰清难觅，满魄生花洞可看。
复道余光能照胆，却令游女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