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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算得上这个家族里的出类拔萃后生，就邀请他去德国小住，姨父借机建议劳伦斯申请去德国大学里教英文。
劳伦斯虽然是个有名的作家了，但他对学术界仍然一无所知。以他小学教师的身份去德国大学当英文讲师能否行得通？他没有把握。这时他想起了大学时期的语言教授威克利先生，他年轻时曾经在德国的大学里当过英文教师，还娶了一个德国太太回英国来。他于是写信向教授求教。威克利教授是诺丁汉大学学院里最著名的教授之一，一派绅士风度，他的课很受学生们欢迎。劳伦斯曾说威克利教授是他最喜欢的少数教师之一。威克利教授完全可以简单告知劳伦斯：没有正规学位的人不可能在德国大学教书。但看在劳伦斯成了作家的份上，也看在劳伦斯的德国姨夫的面子上，他决定邀请劳伦斯来家里做客。劳伦斯婉言谢绝了，因为他缺少与上流社会交际的机会，深怕在教授家里不自在。但教授夫人坚持请他来并第二次发出了邀请。这一次劳伦斯欣然接受了，因为他认为“不能拒绝一个贵夫人的邀请”。不知道当初弗里达为何坚持请劳伦斯来家做客，可能是因为威克利把这个青年作家说成一个天才的缘故，也可能是弗里达在家里当家庭妇女过于寂寞的缘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促使她亲自发出邀请。总之，这一简单的午餐邀请改变了劳伦斯的命运，也改变了弗里达的命运。
就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三月中午，劳伦斯西装革履地来到诺丁汉风光旖旎的梅普里山住宅区，进了威克利教授家的别墅（我是在89年后的一个明媚三月天里来到这里考证的）。教授还没回家，迎接他的是32岁的教授夫人弗里达。她看到身材瘦长的劳伦斯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她的客厅，就发现这个英国男人很像她的德国和瑞士情人，只是比他们更具魅力。26岁的劳伦斯见到这个风情万种的德国女人，立即陷入情网，称她是“英国最美丽的女人。”据知情人说，劳伦斯在20分钟内就被弗里达俘虏，进了她的温柔乡，孩子们还在楼下的花园里玩耍。等威克利教授回家时，他的婚姻事实上已经完结了！弗里达这个情欲女王，是她使劳伦斯彻底摆脱了恋母情结，投入了爱河。
两个月后，劳伦斯带着《儿子与情人》的手稿和弗里达私奔德国并在意大利住下。在那里弗里达读了他的手稿，惊呼：这简直是弗洛伊德主义意义上的俄底浦斯情结的文学版本。弗里达以前的一个重要德国情人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奥托·格罗斯，弗里达从格罗斯那里学到了不少弗洛伊德主义的知识。经过弗里达的启发，劳伦斯认识到了这个文本的真正所指，最终将小说的书名定为《儿子与情人》。他给自己的文学代理人卡奈特写信说：这部小说是“一部伟大的悲剧……是千万个英国青年人的悲剧……旧的儿子——情人的名字是俄底蒲斯。而现今这样的人却成千上万。”
《儿子与情人》的完成对劳伦斯来说是一个痛苦的心理治疗过程；对他的不少同时代人来说，阅读这部小说也是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劳伦斯通过文学的揭示，释放了自己的心理郁结，完成了自我人格的完善，从此告别了自己的“恋母情结”，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男子汉。在创作上，他也就此告别了一个阶段——写实主义，开始了现代主义阶段。
1912年，劳伦斯向故乡和青少年时代彻底告别。这年他26岁。
但我们会发现，这26年与故乡血肉相连、刻骨铭心的生活是他丰沛的创作源泉，以后的日子里，无论是在伦敦偃蹇还是浪迹澳洲和美洲，他似乎更多的时间里是在反思这26年的生活对自己的意义，通过文学作品挖掘和表现这种意义，最终导致更高层次上的复归——通过那五部长篇，一系列中短篇和戏剧，还有部分散文和诗歌。由此我们发现，作为一个作家，这26年的生死爱恨和彻底离别后的反观，是劳伦斯成功的两个关键。没有与故乡血肉相连的体验和对故乡切肤的情仇，劳伦斯就不是劳伦斯；而离开后如果不是将故乡作为自己的文学源泉，劳伦斯也不能成为劳伦斯。
有一点颇值得注意的是：劳伦斯像乔伊斯一样在青年时代是痛恨自己的故乡并要逃离之，他们都成功地摆脱了故乡的阴影，远走异国他乡。劳伦斯几乎一直在南欧和美洲流浪；乔伊斯则离开了故乡爱尔兰。但他们最终是靠写自己的故乡生活而彪炳文学史。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感叹道：“一个人的灵魂在故国诞生后，会有各种网把它网住，让它不得逃离。”这些网主要是国籍，语言和宗教。作为艺术家，逃离是为了回归。劳伦斯和乔伊斯都是“回归”并成功的典型例子。而劳伦斯的回归最终显得更加浪漫和伤感，对故乡发出了“心灵的故乡”的呼唤！
故乡，他的根深深地扎在那里的泥土里，即使远走他乡，那根须依旧在故乡的泥土里伸延，在故乡的大地上发芽抽枝，开花结果。这些灵魂之树，心灵之花，以自己固有的语言召唤着劳伦斯，像欲望拖曳着他灵魂的双腿转向故乡，唱出不朽的歌谣。这就是故乡的魔力：无论是恨还是爱，还是爱恨交织，它特有的节奏锁定在了他的心律中，驱使着他不得不把心目永久地投向它，情不自禁地呢喃：这是我的，我心灵的故乡！
在《儿子与情人》中，它是贝斯特伍德，《白孔雀》中它是伊伯维契，《亚伦之笛》、《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它是贝多弗，在《迷途女》中它是伍德豪斯，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里（特别是后者里）它和附近的乡村分别是贝多弗和威利·格林，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它是特瓦萧。
他发现山坡上的城市并没有向四周蔓延，而似乎被矿工住宅区边上的街道围了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方块，这令他想起耶路撒冷。（《恋爱中的女人》第十九章）
远处，贝多弗闪烁着微黄的灯光，万家灯火在那面山坡上铺出一条灯的光带。但他和她则在与世隔绝的黑暗中行走着。（《恋爱中的女人》第二十四章）
我走在伊斯特伍德，重新体验着14年前一字一句翻译过的劳伦斯对这小镇的描述，身临其境，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是晚上走在镇外的黑暗中，眺望山上小镇那片银河星海时，那种归乡的渴望会油然而生。劳伦斯满心里为爱的甜蜜所充盈着从杰茜家回来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看到的就是这同样的万家灯火，这幅景色90年来依然没变。因为小镇的边界没有扩大，没有盖高楼大厦，连街道格局还是旧的。我正走在从杰茜家通往小镇的那条乡村小路上。这样百年不变的乡景是多么迷人，如果我们都有这样的故乡该是多么幸福。我想到了在现代化的车轮下被碾得体无完肤的我的故乡古城，想到了我曾经去过的不少南方的和北方的古老小镇子，它们都消失在了水泥钢筋筑成的丑陋之下。
伊斯特伍德的人着实令我羡慕。
第一章 伊斯特伍德故乡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1926年秋天，劳伦斯拖着病弱的身体最后一次回老家看看，此前一年他已经查出肺结核三期，医生通知弗里达：劳伦斯只有两年的生命了。死刑早已宣判，按照医生的预言，此时的劳伦斯应该只有一年的生命期了。他无论如何要趁自己还能走路的时候回故乡告别。
按说这样的诀别应该是充满伤感、一步三回头的，但劳伦斯似乎真的是“视死如归”，没有半点伤感。他就像平日串门一样，不期而至来到他精神的父亲霍普金家，随随便便地寒暄一声：“嘿，威利，跟我去溜达一圈吧。”
这一溜达就是绕伊斯特伍德城乡一周，重温了劳伦斯青少年时代在此地的足迹和生活轨迹。故乡14年的变迁，比他自己的“死刑”还令他伤感：城市一片混乱，山乡一片凋敝，劳资关系紧张，贫富差别拉大，大罢工使故乡死气沉沉。劳伦斯预感到会有一场革命，那将是“一把尖刀刺穿我的英格兰腹部”。
他离开故乡后写的随笔《还乡》，是这次伤感旅行的真实写照。他回忆起儿时矿工们早晨兴高采烈地下井，下午激动地上来回家，星期六在足球场上热情地大叫着比赛的情景。相比之下，现在的场景是：满街的警察和满街的工人纠察队对峙，矿工们脸色煞白地“或蹲，或靠，或站，默默地聚在一起，苍白的脸上露出某种必败的神情，如同在地狱中一般”。
劳伦斯不懂政治经济学，不懂什么叫经济规律或资本杠杆调节，更不懂什么宏观调控，什么经济软着陆硬着陆之类，他只懂得：这种死气是违反人性的，这种凋敝是人性堕落的外化。他凭着道德的判断认为：“举凡活生生的、开放的和活跃的东西，皆好。举凡造成惰性、呆板和消沉的东西，皆坏。这是道德的实质。”而眼前这种对生命和美的摧残令他感到巨大的伤痛：
他们（矿工们）内心深处有一种伤痛和一种沉重，与我一样。肯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看见他们，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他们是唯一令我深深感动的人，我感到自己与他们命运交关。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我的‘家’。我退缩着离开他们，但对他们万分依恋。
这一圈长长的溜达，竟然激发了一部让他名垂青史也让他名誉扫地的名著《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山乡的凋残，人性的堕落，有产者的贪欲阴冷，无产者的萎靡无奈，成了小说的基本底色。但在这个底色上，小说奏响了人性美的复归之昂扬的旋律：“我们所处的本就是一个悲剧的时代，但我们断然拒绝悲剧地认命。”于是野林子和林中木屋里发生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生命故事，一个复归自然的男人给一个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