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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特别是性心理学被引入文学研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得出的是几乎千篇一律的结论。尤其应该提到，将弗罗伊德以“性”为中心的心理学用于对作家的考察和对人物的分析，已成为很普遍的做法。弗罗伊德学说有很深刻的一面，却也有很刻毒的一面。刻毒源自偏执，他那些由精神病的临床实践所得出的结论，竟可能使每一个人怀疑自己精神的正常和情感的正常，进而使一切人类感情都蒙上邪恶的色彩。当潜意识、生殖器崇拜、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成为文学研究中的热门术语，“性”在人生命过程中的位置被绝对化、夸大化了。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3）
像鲁迅这样曾在生命力最旺盛的中年过着实际独身的生活，自然给研究者留下了以弗罗伊德学说做武器去探幽发微的足够的空间。鲁迅本人也承认禁欲生活对独身者心理的负面影响，他在《寡妇主义》一文中说过“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等常被人征引的话。但往往被探究者忽略的是：作为一个个生命个体，对性需求与关注的程度大有差别。鲁迅当年谈及小报新闻对女性的揣测时写道：“一个女孩儿跑掉了，自奔或被诱还不可知，才子就断定道：‘小姑独宿，不惯无郎’，你怎么知道？一个村妇再醮了两回，原是穷乡僻壤的常事，一到才子的笔下，就又赐以大字的题目道，‘奇淫不减武则天’，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且介亭杂文二集·论“人言可畏”》）我们也可以就对鲁迅性心理的揣测提问：“你怎么知道？”“这程度你又怎么知道？”而且，即使我们承认性爱的缺失确实会对人的心理性格产生或大或小或决定性的或不那么重要的影响，同时不能不兼而顾及的是这影响并非作用于同一方向。有人可能因此而出现乖戾、尖刻、暴躁的性格倾向，却也有人可能因自己的不幸福而走向利他，愈加宽容和慈善。
鲁迅的性格拥有充分的矛盾性、丰富性。他有时会尖刻到了极致——这当然与他独异的透彻相关，却又会表现出极度的宽容和慈善——著名的“干儿子”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
鲁迅深信人生路途上选择的意义。他写道：“走人生的长途，最容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是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择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在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两地书·二》）无论是“歧路”还是“穷途”，选择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每个人只能由自己承担选择的责任。对鲁迅人生承担责任的只是他自己。
还应该提到的，是经过一些研究者的揭示，我们知道了鲁迅的言论行为背后，还隐藏着不那么堂皇的心理动机以及现实利益动机。例如：“他在广州的后半年里，那样受人冷落，现在却有这些热情的团体来邀请他，有这些激进的青年来拥戴他，这使他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声望和价值，感觉到自己还有力量，你想想，单是为了证实这些感觉，他也应该去参加那些活动吧。”“鼓吹‘无产阶级文学’也好，修正对知识分子和大众的认识也好，更不必说为‘革命’的残暴辩护了，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道理，而是作具体的抗争，是在回击身外的压迫，是在克服内心的阻力。既然是抗争，那就先得满足现实的功利需要，别的方面，只好不管它了。”（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也许因为这几代中国人长期以来过于相信利他主义的纯洁性，甚至将其绝对化了，也许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堂皇的作伪，因而对利益动机有相当普遍的敏感。美国学者E·O·威尔逊的分析可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人的利他主义的多数表现，说到底都含有自利的成分，这就使关于人的利他主义的进化理论变得极为复杂。在持久的利他表现形式中，没有哪一种是一望而知属于完全自我毁灭性的。最了不起的英雄在舍命时都期待引人注目的报答，其中也包括相信个人的永生不朽。”（《论人的天性》）鲁迅的写作动机与行为动机中如果包含着对社会报答的需求，当不是令人惊奇令人慨叹不已的事。然而，鲁迅的某些利益动机是在一切都可能成为商品的现在这个时代被指认或挖掘出来，事情便有了一些微妙的意味。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4）
进入20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人知道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揭示的“商品化的逻辑”，还知道了“崇高”可以用来贩卖，“死亡”可以用来炒作，“先锋”可以用来标榜……我们很容易对一切“崇高”、一切“庄严”、一切“纯洁”以及其它的“一切”统统产生怀疑，怀疑它们是否只体现了用来贩卖的一种姿态或者一种策略。于是有了一个通行于现时代的诠释文化现象的推理模式：既然我们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不能贩卖，那么一切尚能被肯定的表现后面都有可能隐藏着负面动机，因而便能很容易地认定一切都不过是功利性的需要或者表演性的姿态。于是一切精神价值便都有可能被淹没、被化解，以及被“虚伪化”，于是所有可能区分高尚与卑鄙、深刻与浮浅、庄严与滑稽……的界限由此而抹平。
生活在以往时代的人物都可能在如今的“后现代”氛围中被弄得变调了。鲁迅能例外吗？
鲁迅思想的透彻是独异的——至少在20世纪的中国是独异的。我在阅读鲁迅作品的时候，常常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他为什么总能一下子透彻地注视到事物的最深处和最远处？鲁迅在杂文里写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个人家生孩子了，前去祝贺的客人有说这孩子会当官的，有说这孩子会发财的，于是主人很高兴。却有一位客人说这孩子会死的，只有他说的是实话，只有他的预言肯定会实现，而主人把他赶走了。鲁迅在这里揭示了人很难避免的一个弱点：不愿意听不中听的实话。我们则能从中窥见鲁迅独具的深刻和透彻。当一个小孩刚刚出生，鲁迅就能超越幼小生命面前的漫漫人生过程而透视到生命的终点——所有出生了的人都必定会到达的结局。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思路琢磨下去，甚至会为这种深刻与透彻感到悚然。第三个客人所说“这孩子会死的”当然最为正确，当然有着确定无疑的实现的可能，但是，不也正因其确定无疑的正确而难以容纳对人生的美好希冀吗？一个孩子出生了，是的，他不见得能当官、发财，他必定无疑会死，然而，世上难道有哪一个人是因为孩子会死才生育子女的吗？鲁迅也不是。人们所希望和盼望的，是孩子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能有美好的人生——尽管人们对美好人生的理解大不相同。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思和意义，就体现在从生到死的途中。鲁迅十分重视“历史中间物”的过程和个体生命的过程，而一下子直逼结局的透彻将使身处“过程”中的他充满矛盾、紧张和痛苦。
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一个人相信结局的美好，那么他义无反顾的可能性就会大一些。辛亥志士相信自己兴师反清，便能使祖国“扫荡毒雾见青天”（秋瑾《同胞苦》）；红岩烈士相信自己“把牢底坐穿”，便能“免除下一代的苦难”，他们奋斗和牺牲的过程中便充满着豪迈感。而鲁迅的透彻使他从不敢拥有对“将来一定好”的确信，他“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对于“将来的黄金世界”始终存有“疑心”，却又要向着这“黄金世界”去努力，鲁迅的思考在格外犀利的同时又格外沉重。
虽然鲁迅没有专门的系统的哲学著作，但是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批判性而非建设性的思想体系。他思想的力量体现在批判和探究的深度上。鲁迅强大、清醒的理性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奇迹。他对中国现实、中国文化以及人性弱点的批判达到了人所难及的深度，而他所显示的犀利性、洞见性超过了20世纪中国所有思想家。直至进入20世纪末以后中国思想界各种主义与派别的纷争，包括许多被称作“前沿”的问题，虽然变换了语码，却仍在鲁迅的洞见之中。例如，鲁迅在1927年写下的话“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再加上“大抵如是。大抵！”（《而已集·小杂感》）几乎能涵盖今日中国的各种思潮。又如鲁迅曾说到“明亡后的事情”：“凡活着的，有些出于心服，多数是被压服的。但活得最舒服横恣的是汉奸；而活得最清高，被人尊敬的，是痛骂汉奸的逸民。后来自己寿终林下，儿子已不妨应试去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至于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鲁迅穿透式的审思能越过许多年的时光而仿佛针对着今日以及日后中国的“事情”。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5）
鲁迅深思而并不慎行，世事洞明却并非人情练达，独异的透彻使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处事折中妥当的人。他明确主张：“文人不应该随和。”他本人就很不随和。他曾热烈地写下一段著名的重复了好几次“热烈”的话：“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鲁迅热烈——甚至将热烈推向了偏执和乖戾。已有研究者描述了鲁迅晚年不愉快不舒服的心境，这样的心境正是他热烈的性格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