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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家电视台访我，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顿时哑然。因为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他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我和他无话不谈的深层接触中，他的“逗你玩”本领只在物态和行为文化的表层——只在起居饮食、“出则事公卿，人则事父兄”的性格和情感的层面。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正是由于他那与生惧来的“悲剧情结”，使他从小就极其自尊，连检煤核儿、乞讨时都从不涎颜媚脸。也正是这种自尊使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也正是这种自尊，激励他要把自己当人，要把相声从“玩意儿”擢升为艺术。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是靠他传神动听的学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伦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并在街上碰见了他的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这“人啦”在天津话里有“人模狗样”和“人者仁也”的双重含义。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我就是要把自己当人把相声当成艺术！”这位同行不以为然地说：“你行，咱们走着瞧！”
建国以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他的相声以寓庄于谐意高味浓的美学趣味、形神兼备惟妙惟肖的模拟表演、本色自然夸而不诬的舞台风度、亲和观众合作默契的交流关系、留有余地恰到好处的含蓄简练、俗中见雅雅俗共赏的喜剧内容以及运斤用斧“三言两语出人物”的语言能力，使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妇孺皆知”，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的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息影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对我说：“这是他个人的擅自决定。”因为尚未通过领导的批准——他还没有退休，那个时候也不兴退休，像他这样级别的演员也不存在退休。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我也一时不太理解。因为经历了那么多痛苦屈辱磨练忍耐和期待，社会发生了那么强烈的震撼和动荡，整个民族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才从不幸中挣扎出来有了今天——我们民族和国家希望的春天、每个中国人机会均等的春天、知识分子经历了希望一失望一无望一绝望后从天而降的春天——他为什么放弃呢？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设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他不是因为忘情曾经在干校田间唱起劳动号子以一解心中的艺术情结而几遭批评吗？他这是怎么了，如今的生活可对他不薄呀。请看：这年的1月，他在首都体育馆演出他的新作《采风记》受到观众热烈欢迎；3月，他在“文革”后创作和改编的相声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结集名《再生集》出版；同时他被任命为中央广播艺术团总团艺术指导；6～7月出席第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他名誉和地位的节节上升胜过以往。他究竟是怎样想的呢？
他严肃地对我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他希望留给他们的是他全盛时期的形象。或许他也同时向舆论界披露了他的想法。于是便有或惋惜或劝慰或祝贺的各种意见发表，而主导评价则是肯定他“激流勇退”。这无疑对当时艺术界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明智的启发，即不要躺在名声上倚老卖老。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不仅是对“艺术终身制”甚至是对“干部终身制”以及民族心理中的世袭和守旧想法不小的一次冲击。尤其对罹难方醒失而复得敝帚自珍的整个民族精神也是一次深刻的提醒。
侯宝林的做法和他“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一致的。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而自由是游刃有余心随物游意随境迁随时都升腾着自己的想象联想能力，甚至能穿越罅隙“带着枷锁跳舞”，从而认知天地时空阴阳主客。人云：无自由毋宁死。做人如此，对艺术尤其如此。而现在他已经感觉不到这种富余和自由了。他的那些拿手节目如《改行》《戏剧杂谈》等他有些拿不动了。除去力气不济而外，更主要的是心气不济。当然这是一般人看不出来的，在留给今天的录像里，我们依然感到他的精神焕发和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努力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但他坚持说不。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曾经影响过许多年轻人的英国名著《牛虻》。他说，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难道不是吗？“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我理解他并为他的神态所感动。其实我已然察觉了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昵称或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我请他到南开大学作学术报告，其时校长来看望他，谈话间随便提及给学生“来一段”。他马上沉下脸来说：“我是来讲座的，听相声你们可以去剧场买票。”弄得这位校长当场难堪。虽然我知道他绝无别意，但不由自主就是那么反感。他的自尊几乎到了有些过敏的程度。我同情他并深知这自尊是曾经心灵创伤而形成的自我保护。
古人就艺术有“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说法，可以理解为创作主体和客体相互依赖和彼此制约的关系。“内极才情”是说艺术家只有达到个性和心灵自由的状态才能才情横溢汪洋恣肆，做到“言必有意，意必由衷；或雕或率，或丽或清，或放或敛，兼该驰骋，唯意所适，而神气随御而行。”而“内极才情”又必须以“外周物理”为条件和依据。只有传达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及规律，个人的才情才能被激发出来并具有社会意义。而当物理总是依时依势标准不一，与个性不合时，才情的张扬就不仅是困难的并且是压抑的。侯宝林他们这一代艺术家最大的悲剧就是虽努力一生却难以格致物理——那种愈趋愈变不可穷尽的理。不是吗？他的《种子迷》修改十一稿而竟未能通过，他的《再生集》虽然出版而未能欣然，这些正是他更张易弦从台前走至书案从事理论研究的心理原因之一。当然他不是消极地退却，因为相声的史论更等待他发轫进取——他也是相声理论的拓荒者。
叶企孙：炼狱岁月中的哲人襟怀
■ 邬波涛
1977年1月13日，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一代宗师叶企孙先生溘然长逝，走得那样凄凉孤苦。当叶企孙在病床上向他挚爱的这个世界投去最后一瞥时，他的头上，还戴着一顶“莫须有”的罪名：国民党中统特务嫌疑犯。
叶企孙先生生命的最后十年，是炼狱般的苦难岁月。1967年6月，叶企孙作为“反革命分子”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停发工资，并送往“黑帮劳改队”。已经古稀之年的叶企孙遭遇如此厄运，曾一度精神失常。随后，在1968年4月，中央军委办公厅又正式将其逮捕、关押，连续八次对其进行审讯，并被迫多次书写“笔供”，受尽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人格尊严荡然无存。翌年11月，羁押入狱已逾一年半的叶先生被释放，但回到北大之后，仍受到长期的隔离审查。他在海外的朋友和学生赵元任、任之恭、林家翘、戴振铎、杨振宁等人回国时想去探望他，均遭有关方面拒绝。1975年，隔离审查解除，遂有1976年春节陈岱孙、吴有训、王竹溪、钱伟长等老友和学生的登门造访，相见恍如隔世。而此时，北大有关当局对他的审查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叶先生晚景如此悲苦，固然是特殊的时代环境使然。不过他在晚年之被打入另册，直接原因则是受他心爱的学生熊大缜冤案的牵连。而要了解熊大缜冤案的来龙去脉，需要简单追溯叶、熊二位的身世经历。
1898年7月16日，叶企孙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幼聪颖过人，时任上海教育学会会长的父亲对他深寄厚望，亲自教以启蒙识字，并攻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青少年时代的叶企孙“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方能治国平天下”。在清华求学期间，叶企孙经常在日记中流露出“要想洗刷民族耻辱，要祖国强盛，必先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于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这样高尚的志趣和抱负。当时的清华虽为留美预科，但很注重对学生进行“全面人格”教育，奉行卓有远见的“三通”教育思想（中西会通、古今融通、文理会通），颇有“东西文化，荟萃一堂”（清华校歌）的磅礴气势。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精神氛围中，叶企孙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