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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国际志愿人员齐集长方广场，抵抗弗朗哥的领袖人员拉帕辛纳里亚站到一处矮墙上向他们发表演讲。她是个冷竣的中年妇女，有极聪明的一双眼睛，她有一句名言，说“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她先向人群中的妇女发表演讲。“当岁月流逝，当战争留下的伤口不再流血，”她说，“请告诉你们的孩子。告诉他们曾经有过国际旅。告诉他们这些人奉献了他们的一切，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家和他们的财产，他们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西班牙的事业就是我们的事业……’他们当中的数千人已经躺在了西班牙的大地上。”
接着，她向男人们发表讲话。“你们可以自豪地离开了。你们就是历史。你们就是传奇。你们是民主团结与天下一家的英勇的典范。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和平的橄榄树生出新叶的时候，当西班牙共和党人胜利的桂冠一同扎成的时候，请你们再回来！”
格尔达本来应该跟卡帕一起站在这里的，本来应该作为他最理想的搭档跟他一起站在这里的，哪怕不是他的妻子也行。有那么多的人本来应该站在这里的。但是，他们没有。数千志愿者，还有整整一代人的天真，从此再没有了。
虽然国际旅的撤出对共和党人是令人伤心的巨大打击，但是，这也没有完全扑灭抵抗叛军进程的希望——至少在加泰罗尼亚是如此。自1938年7月始，共和党的军队在伊布罗河沿岸与弗朗哥的军队拼死决战。共和党第五军抱定坚定信念，整个秋季都在坚守一个桥头堡。10月下旬，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对弗朗哥清除西班牙“赤党”的速度越来越没有耐心了，因此，叛军对该桥头堡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11月初，卡帕陪海明威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文森特·西恩到达伊布罗前线。5日早晨，卡帕和西恩希望与海明威会合，但遭到猛烈的炮火袭击，因此只好躲到一个马厩里。海明威原来说要安排一辆汽车到桥头堡去的。他们听到炮弹在头顶飞过的声音，立即将头埋在地上。“这样的日子对摄影师可不利啊。”西恩告诉卡帕说。“只有这样才是拍摄的好日子。”他回答说，一边把格尔霍恩嘲笑过的那件马球服上的草棵拿开。
炮火稍停之后，他们在伊布罗河岸找到了海明威，还有《纽约时报》的赫伯特·马修斯。海明威很自豪地站在一条平底船边上，上面有四个农民，是他用香烟换来的。翻腾的伊布罗河暴露在叛军的炮弹和狙击手的火力之下。这个地区所有的桥梁早已经毁掉了，堤坝也炸开了，以使共和党的增援部队无法通过这条河。到达桥头堡的惟一办法是冒险淌过伊布罗河的急流。
这组人淌过了漩涡，之后走向恩里克·利斯特将军最后的一个防守阵地，那是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伊布罗莫拉村的小山上的一座白灰房子。虽然利斯特将军很熟悉海明威，一般对记者也很好客，但是，看到这批人的时候，他还是不太高兴。他正准备命令手下撤退，因此，他要记者们赶快返回河里去。他们退回到伊布罗河的时候，碰到了共和党人的几辆坦克。马修斯拿出相机拍照，但卡帕根本都懒得举起自己的莱卡相机。马修斯感到奇怪。“这种东西对我没有用，”卡帕说，“这些不是动作照。”
第二章最后的失败（2）
当天下午较晚的时候，他们一行人到达伊布罗河，结果发现划船的人当中有两个人跑掉了。河水湍急，看起来很可怕，剩下的人不可能装着这么多东西划过去。划到河中央的时候，一个瘦小的农民划桨失控，小船突然朝下游冲去，正对着被炸坏的莫拉桥伸出的锯齿般的尖刺。海明威凭本能做出了反应。他抓住船桨狠命划，重新控制住了小船。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把船划到安全位置。卡帕一般都在拍那些“动作照”。当天晚上，利斯特的人马从桥头堡撤出。伊布罗河战役失败了。在共和党人长达四个月的最后战役中，至少16 500人被屠杀。
接下来的晚上，一批不成功便成仁的共和党人跨过塞格雷河，那是汹涌澎湃的伊布罗河的一条支流。他们想最后一次阻挡一下弗朗哥的进程。在勒利达西南的弗拉加小城，卡帕加入了这批人的队伍。他们只有1901年造的老式俄国步枪，穿的都是杂色军服，头盔上都沾着作伪装的泥土，以免暴露在干燥多石的台地上。突然间，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震动了大地。其中一名士兵一个踉跄扑倒在开阔地带，他是被爆炸声震晕了。快门一松，卡帕就使西班牙内战定格了，其效果比“倒下的战士”好得多：这次，图像绝对是真实的，不可否认，这是一名年轻的西班牙人因为害怕而倒在地上，泥土和石块雨点一样落下。“这张照片的焦距和曝光都是正确的，”《图片邮报》后来对其读者说，“我们的摄影记者按下快门的时候，一颗炮弹在二十码外爆炸，大地与爆炸一起震动……你差不多可以在这张照片里闻到炸药味。”卡帕最动人的照片显示一名打上了绷带的男子，他躺在担架上，正在对一位战友喃喃地交待最后的话，那个战友也在用笔记录这位好朋友的话。“一个战友在努力听，他希望听懂他最后的意思，一边把意思写下来。”
《图片邮报》还在另一张值得评论一番的照片旁加了这样的文字：“攻击开始了——有个男子被打死——他倒下了。”真奇怪，这张照片竟然有人能够讨论一下，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引起争论的“倒下的战士”，因为它实际上显示一名被击中的男子倒地的情形。“尽管他嘴唇上还夹着烟卷，但是，这个人刚刚被击中了，”《图片邮报》宣布说，“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使他弯下腰去。他弯下腰，但仍然用步枪撑住身体。他属于死得较惨的那批人。”
卡帕为《图片邮报》提供的报道明显受到斯戴芬·洛伦特的大力加工，这些报道确立了他在报道西班牙内战中的最勇敢的摄影者的地位。洛伦特事实上支付了他一生中最高的费用。“在接下来的页码中，你们会看到一系列来自西班牙的照片，”杂志宣布说，“《图片画报》的老读者都知道，对于发表的作品，我们一向都不轻待。已经登载的这些照片，我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前线照片。”卡帕打开1938年12月3日一期的杂志，看到一幅全页图片，是他自己拿着一部埃莫自动摄影机的照片，图片文字是，“世界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家：罗伯特·卡帕”。
卡帕对于塞格雷河战役的报道，是一位摄影人员接近战争混乱及残杀行为的最近距离，而且唤起很多人的激动情绪，《图片邮报》的许多读者一定会奇怪，不知道这个人是否有死亡冲动。
弗朗哥的大军横扫共和党人在加泰罗尼亚的最后一批据点，也扫荡了地中海沿岸的其他据点，他们一路屠杀和拷打了数万西班牙同胞。1939年1月初，卡帕回到巴塞罗那，报道数十万惊恐的共和党人绝望逃窜的情景。1月15日，卡帕再次目击针对难民的恐怖袭击，这次是逃往巴塞罗那的难民。数千人死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战机下，那些战机现在完全控制了天空，它们屠杀了大批妇女儿童。卡帕发现有位老妇，她在一架已经翻倒的拖车旁转圈。“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图片邮报》说，“她只是围着那架拖车盲目地转圈。”她全家人都给打死了。
卡帕回到巴塞罗那，他发现这个城市已经处在彻底的混乱中。已经宣布了戒严令，以防出现完全失控。一百多万难民挤在城里的大街上，每天只有定量供应的几盎司面包。土豆皮替代了烟草。一度是浪漫民族的革命之城，现在已经枯竭到了难以拯救的边缘。
在皇家宾馆里，“最后的挖掘者”度过了几个可怕的夜晚，包括赫伯特·马修斯、玛莎·格尔霍恩以及奥多德·加勒尔。他们在努力报道让人伤心的故事，一边看到海因克尔飞机俯冲而下，四天之内共进行47次轰炸。爆炸声中夹杂着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派别的手枪声，这些派别以前团结起来反击法西斯，现在却在彼此屠杀。很多记者已经抛弃这个城市，卡帕和格尔霍恩却缩在她的宾馆房间里——炮弹不时从很近的地方落下，天又非常之冷。
第二章最后的失败（3）
1月25日早晨1点，《人性报》记者乔治·索里亚冲进皇家旅馆，带来了弗朗哥的军队正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跨越几英里外的洛布雷加河的消息。约在早晨2点30分，赫伯特·马修斯发现卡帕跟婴儿一样睡在房间里，尽管爆炸声连续不断。他摇醒卡帕，同他一起挤上一辆比利时生产的不太可靠的米娜瓦汽车，就是“老米利”。在第一道光线里，他们发现自己挤在一条大概有40万难民的公路上，他们后来都离开了西班牙。已经成为孤儿的小姑娘抱着碎布娃娃。流着泪的老人用手绢包着家乡的泥土，那是他们永远也无法返回的家园。前往菲格雷斯的100英里路和到达法国边境的20英里路车开了13个小时。
菲格雷斯挤满了歇斯底里和饥饿的逃难者。体弱的难民为了找个可以睡觉的门廊而在街上彼此打斗。孩子们因为找不到亲人和发霉的面包而尖叫。装满600件国宝的卡车在守卫的看护下准备运往法国——有戈雅、格雷考和瓦雷奎茨的画。“这地方就如同一座坟墓，”《时代》记者对来自苏联《消息报》的伊尔亚·埃伦勃克说。埃伦勃克回答说，“这不仅仅是西班牙共和党的坟墓，也是欧洲民主的坟墓。”在一条街上，卡帕遇到一位年轻姑娘，她躺在几只袋子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