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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2月，在萨尔谷，卡帕看到的场面越来越像超现实主义。在一个层面，他发现了新式武器：一种人造的雾气，让人看不到几码远外面的东西。施放雾气的都是些黑人士兵，他们在猛烈的炮火下从事这一类的事情。有个士兵告诉卡帕说，他相信88毫米炮弹是在对他说话，警告他不要回到阿拉巴马。
越往前走，卡帕看到越来越猛烈的炮火，因此，他决定钻进地窖里去——因为有人造气雾，他反正也是拍不到任何东西。炮弹在头顶嗖嗖飞过，他却在借着手电光看一本旧版的《战争与和平》。他写道，声音效果“完全是订制的”。托尔斯泰的这本名著，他一连看了五天，之后，他在无线电台里听到了令人心烦的公告。德国人对盟军发动了大规模反攻。德军重新组织起来，新建的装甲师越过比利时，经由亚丁的利芝和巴斯通朝安特卫普扑来。朝向德国的推进处于危险之中，盟军前线上的一个“鼓出部分”正在朝马士河方向延伸。卡帕立即赶回巴黎。
传奇般的巴尔支之战于12月16日打响，德国的三个装甲师挺进比利时东南方向的巴斯通交叉部位。但是，在德国人赶到之前，第101空降师在安东尼·C·麦克奥利夫准将的指挥下进入并占领了巴斯通地区。但是，德国人很快就包围了第101师。海因里奇·冯·路德维奇中将要求麦克奥利夫准将投降，后者做出了声名远扬的回答：“屁话！”
第四章胜利（3）
就在圣诞节之前，卡帕离开巴黎，前往报道巴顿将军的大军解救巴斯通之围的情景。在严寒的冬天，向北的路程很不好走，一路上总有宪兵拦住他询问，这些宪兵接到通知，稍有怀疑就必须予以逮捕。德国人已经投放了穿着美国制服的伞兵和突击队员在盟军的防线后，以占领公路交叉口并引起混乱。卡帕浓厚的口音不大为人接受。“他们不停地向我提出一些愚蠢和让人难堪的问题，”他回忆说，“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在哪里？最后一次世界杯赛是哪个队得的冠军？……我被逮捕了好多次，每次都让我延误好几个小时。”
12月23日，气温猛降到零下好几度。泥水很快硬成石块。猫耳洞成了冰箱。如同在意大利一样，一些士兵因为霜冻和严寒而死去。他的手冻坏了，眼睛因为严寒而止不住地流泪，但是，卡帕还是跟在一个前往巴斯通地区为101师解围的坦克部队的后面前进。在这支拯救部队中，卡帕是惟一的摄影记者，他的手能够放在快门上的时间无法“多过一秒”。跟他拍照的那些人一样，他能够找来保暖的任何东西他都会去搞来。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卡帕碰到了一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叫安迪·龙尼，就是今天很出名的作家与播送员。
龙尼记得卡帕跟一位公关官员肯·柯因谈话，是跟巴顿的第四装甲师一起的：“（他）穿着皮毛外套，是从德军的一个供给品站缴获来的。如果战争中还有什么时尚可言的话，那件外套一定会登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天报》时装栏里，因为美国士兵都想要一件。毛是在里面，皮在外面，不仅仅保暖，而且还很时髦，而卡帕是很讲时髦的。柯因警告卡帕说，在前线，美国人穿德国军服是很危险的，但是，卡帕还是舍不得脱下来。”
离巴斯通五英里远的时候，穿着时尚外套的卡帕不再拍摄士兵穿越雪原的情景。突然之间，一名大兵在150码开外的地方端起了机关枪。“别急！”卡帕大喊一声。
那个大兵听出卡帕的口音，看到了他的外套，然后准备开枪了。卡帕考虑了他的选择。如果逃跑，那会被打死。如果找地方躲起来，子弹也会很快找到他的。因此，他举起手来，喊一声“朋友！”两名大兵走过来，枪顶在他的头上。他们注意到卡帕的脖子上挂着昂贵的德国相机，因此大笑起来。之后，他们检查了他的报道许可证。“我本应该先把那个杂种干掉再说的”，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1944年圣诞夜，卡帕在清澈的天空下跟一排冻得发抖的坦克兵站在一起。天上群星闪烁，他们一起唱起“寂静之夜”。突然之间，德国人朝天上发射了一枚信号弹，他们回到坦克里，继续朝巴斯通方向前进。“卡帕跟坦克一起前进，一路上干掉了很多德国伞兵”，《生活》杂志1945年1月15日的一期报道说，旁边就是冻僵的美国大兵跨越雪原的照片，同时，大批运输机也在巴斯通的上空盘旋。“到了第六天，领先的坦克部队司令官克雷夫顿·阿布拉姆斯中校说：‘我们就要加入那帮人了！’圣诞节过后的那一天，在长达三英里的战线上展开的突然进攻解救了巴斯通之围。”
卡帕进行了几个星期的休整，包括去阿尔卑斯山滑雪等的体力恢复活动，之后，他接到命令，要去报道美军第17空降部队的总部，反映盟军准备向莱茵河地区投放空降部队的情况。加入这个机构之前，他回到了图鲁斯，他的老朋友彼埃尔·加斯曼发现他在那里十分开心，因为他拍到了流放的西班牙社会党召开的一次大会。卡帕的身旁站着亨利·卡迪埃…布莱森。一天下午，一只喇叭赞扬卡帕，说他是第一位把西班牙人民抗击法西斯的英勇行为报道给全世界人民的摄影记者。当天晚上，在一个宾馆里面，他与加斯曼谈到了设立一家合作式摄影通讯社的想法。他还准备将契姆和卡迪埃…布莱森也拉进来。1935年的时候就想到了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当时，他拍到了巴黎一家证券交易所的照片，结果被纳粹办的《慕尼黑新闻画报》买走了，并加上标题说，在法国的犹太人如何计划破坏法国法郎的稳定。3月下旬，在接近法国阿拉城的地方，卡帕终于加入属于第17空降师的一批年轻的美国伞兵。他们都把发型剪成了莫希干人的样子，这是他们不经宣布就事先空投到德国后方去之前完成的一道联系仪式。等待跳伞的时候，他明显安排好了带上特别的一份威士忌给自己壮胆。 “卡帕来到基地的公关官员那里，要求得到一瓶威士忌，”约翰·赫谢回忆说，“那位公关官员说，在基地，战斗开始前的24小时内不允许发威士忌。卡帕要求借电话用一下。那名公关官员威胁说，如果卡帕伸手拿电话，他会把电话从墙上扯下来。那个基地是严格保密的单位。卡帕离开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很随便地说，‘我找到一部电话了’。几个小时后，刘易斯·布莱里顿中将的总部过来的一名公关要员过来了，他的任务是为卡帕撬一箱威士忌。再过几小时后，一架银色飞机在头顶盘旋，之后降落，布莱里顿中将下了飞机，他从基地那名神情紧张的司令官身旁走过，跟卡帕打个招呼，之后问他有否拿到威士忌。”3月24日，卡帕坐在30名“莫希干人”身边，一架飞机在跑道上滑行，之后在低垂的灰色背景上低飞，天空透出寒意来。卡帕知道，“黑暗的终结总会带来死亡的开始”，他检查了一下装备，看看相机有否在腿上绑好，“（布莱里顿将军的威士忌）酒瓶有没有在上衣口袋里贴近心脏藏好”。早晨10点，信号灯换成绿色。10点25分，红灯闪亮。卡帕站起身来，抓住了跳伞绳，在机舱里面走动，到达舱门边，之后就跳了下去。40秒后，高度下降了600英尺，之后他着陆，松开包裹，卷起伞，跟着伞兵部队朝着被德国人占领的一片树篱和农舍奔去。他的照片显示在灰暗的背景上出现的一批银色伞。在有一张照片中，几名伞兵挂在了树枝上——他们的伞在光秃秃的树顶上罩起来，德国人的子弹打到他们身上，他们的身体扭动了许多次。到上午11点，卡帕已经拍完了两卷胶卷。之后他点起烟。他的胶卷里面现在已经存满了感人得多的照片，比如一名医护人员抱着一名年轻伞兵的头，他的伞挂在了背景上的铁丝网上，而他的生命也正在远离他。早晨11点30分，他掏出酒瓶来喝了第一口。盟军部队已经占领了莱茵河东岸。过了很久之后，卡帕把跳伞的情形告诉他的朋友彼埃尔·加斯曼。他坚持认为，“卡帕从来不喜欢危险的事情。他是在忍受危险——那是他的饭碗。他知道如何求生存——他是一名很好的士兵，他有一种办法拿健康的事情开怀大笑。他告诉我说，着陆之后，他打开自己的包裹，换上了一套新内衣，因为裤子已经拉满了。他说，真正可怕的事情是在炮火底下换内裤。”1945年4月，盟军挺进德国腹地，他们发现了一栋痛苦与恐怖的藏骸所。4月15日，英国部队解放了贝尔森。虽然卡帕本可以跟爱德华·莫罗、玛莎·格尔霍恩和乔治·罗杰这些记者一起去报道其他集中营的解放情景的，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集中营里堆满了摄影记者，”他解释说，“每多一张照片，恐怖的总效果就会逊色一分。现在，在短短一天之内，人人都可以看到那些集中营里的可怜虫。到了明天，谁也不会再去关心这些人将来怎么办。”只有一个故事是卡帕想去报道的——莱比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