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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维持的；尽管已通过暴力和奸计将它篡改成世袭的政府，但是篡夺并不
能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主权作为一种权利只能属于国民，而不属于任何个
人；一国的国民任何时候都具有一种不可剥夺的固有权利去废除任何一种它
认为不合适的政府，并建立一个符合它的利益、意愿和幸福的政府。把人荒
诞而又野蛮地区分为君主和臣民，虽然合乎廷臣的口味，但不适合公民的身
分；这种做法为当今的政府赖以建立的原则所打破。每一个公民都是主权的
一分子，因此不能屈从于个人：他只能服从法律。
当人们考虑什么是政府时，首先必须假定它懂得它将要对之行使其权力
的一切目标与事务。从这个观点来看政府，美国和法国所创建的共和制的作
用已遍及全体国民；而对政府各部门的利益所必不可少的知识，则掌握在由
各部门选举出来的核心手中。但是旧政府是建立在排斥知识和幸福的基础之
上的；由那些对寺院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的僧侣统治的政府同由国王统治的
政府毫无一致。
以往号称的革命，只不过是更换几个人，或稍稍改变一下局部状况。这
些革命的起落是理所当然，其胜败存亡对革命产生地以外的地区并不能发生
什么影响。可是，由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事物的自然
秩序焕然一新，一系列原则就象真理和人类的存在一样普遍，并将道德同政
治上的完美以及国家的繁荣结合在一起。
“一、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因此，公民的荣
誉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
“一、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因此，公民的荣
誉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
这些原则中没有任何可以因煽动野心而使国家陷于混乱的东西。它们意
在唤起智慧和能力，使之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是为特定的一伙人或家族升
官发财效劳。作为人类公敌和不幸源泉的君主权被摈弃了；主权本身恢复了
它自然的和原有的地位，归还给国民。如果这种情况遍及欧洲，战争的根源
就可以消除掉。
大约在
1610年，法王亨利四世——他是一个心地宽宏仁慈的人——提出
了一项在欧洲消除战争的建议。该计划是设立一个全欧代表大会，或象法国
发起人所说，设立一个和平共和国，由各国指派代表组成，这些人在国与国
之间一旦发生争端时起仲裁法庭的作用。
倘若这个计划在提出时就被采纳，那么，作为两个当事国的英国和法国，
它们的赋税比法国革命开始时，各自每年至少可以减少一千万镑。
要研究这一计划为什么未被采纳（防止战争的大会没有开，仅仅在经过
多年的无益耗费后开了一次会来结束战争），就必须把政府的利益看作是同
国民的利益截然不同的利益。
不管对国民征税的原因何在，它总之是政府增加收入的手段。每一次战
争都以增税而告终，政府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在以现有的方式发动和结束的
任何战争中，政府的权力和利益都得到了增长。由于战争容易给必须征税和
增设职位提供借口，所以，从其频频发生来看，它乃是旧政府体制的一个主
要组成部分！而要确立任何消灭战争的方式方法，不论它如何有益于国家，
就会把这样的政府中最有利可图的那个部门取消掉。因为一点小事就轻率打
仗，表明各国政府维护战争体制的意向和贪欲，并且暴露了它们发动战争的
动机。
共和国为什么不投入战争呢？就因为它们的政府的性质不容许存在一种
与国民利益相违背的利益。即使象荷兰这样一个结构不建全、贸易遍及全球
的共和国，也将近有一世纪没有发生战争了；而法国政府的体制一改变，和
平与国内繁荣以及节约等共和原则就同新政府一道兴起；同样的结果也会遵
循这条道路在别的国家出现。
由于战争是建立在旧结构上的政府的规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仇恨不过
是这些政府用以保持这种规律的活力的策略而已。每一个政府都谴责另一政
府背信弃义、诡计多端和野心勃勃，借以刺激各自国民的想象力，煽动他们
采取敌对行为。若不是政府从中作梗，人类本来是不会相互为敌的。因此，
与其大声疾呼反对国王的野心，还不如把呼声指向这些政府所推行的原则；
与其谋求改造个别的人，还不如把国民的智慧用于改造政府的体制。
在这里，姑且不论目前仍在推行的政府的种种形式和准则是否适应于它
们建立时的世界局势。这些形式和准则愈陈旧，它们就愈不能适应事物的现
状。时间以及形势和见解的改变使政府体制逐渐趋于过时，正如使风俗习惯
逐渐过时一样。农业，商业，制造业和艺术能最好地促进国家繁荣，它们需
有一种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政府制度，也需要有一种不同的知识来指导推行这
种制度。
种制度。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来说，政界的任何变革都不是不可能的。现在是
革命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用以维持战争体制的各国
宫廷所施展的阴谋也许会招致一个国际联盟来消除战争；并召集一个欧洲代
表大会以赞助自由政府的进展和促进各国的文化交流，这方面的可能性要比
以往的法美革命和同盟来得大。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致拉法叶特侯爵
在美洲艰难局势下相识历十五年，在欧洲又经朝夕切磋，我乐于把这篇
短论奉献给阁下，以感谢你对我最心爱的美国所作的贡献，并表示我对你在
公私两方面所兼有的美德的崇敬之意。
迄今为止，我发现我们之间唯一的意见分歧并不在于政府的原则，而仅
在于时间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好的原则迟迟不去推行，或过于急促
地推行，都同样是有害的。你认为用十四、五年可以完成的事，我却认为在
短得多的时间里就能办到。我认为，人类总是成熟得足以认识他们的真正利
益所在，只要这种利益清楚地为他们所理解，并且不因任何个人野心而引起
疑虑，或因要求过高而引起反感。我们所要改革的，就不该多加非议。
当美国革命大功告成时，我曾想舒舒服服地坐下来过安宁生活。我没有
想到往后还会发生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足以使我放弃安宁生活，并且改变我原
来的想法。但是，如果行为的有力动机是原则而不是地位，我认为到处的人
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又投入社会活动了，由于我不敢想象自己能象你那样再活许多
年，我已下决心尽力之所及赶快工作；而且由于我切盼取得你的帮助和协作，
我希望你加紧推行你的原则并且超过我。
如果你来春发起一次运动（很可能没有机会这样做），我将前来参加。
要是运动果真开展了，我希望它将最终消灭德国专制主义并建立全体德国人
民的自由。倘若法国为各国革命所包围，它就会获得和平与安全，法国以及
德国的赋税也将因此而减轻。
你的真挚深情的朋友，
托马斯·潘恩
1792年
z月
9日于伦敦
序言
序言
我作出这一决定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我想知道，在我继续往下写之前，
这部在思想上和表达方法上与英国过去的老一套大不相同的著作，在读者中
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法国革命为人类打开了广阔的眼界。柏克先生的疯狂
反对，把论战带到了英国。他对我所持的原则进行攻击，而他（根据情报）
知道我会就此同他展开论争，因为我相信这些原则是好的，我曾经尽力加以
确立，而且认为自己非加以捍卫不可。假使他不挑起这场论战，我很可能会
一声不吭的。
我拖延这部著作的末篇的另一理由是，柏克先生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曾
答应有机会要重新讨论这个问题，并将他称为的英国宪法同法国宪法作一比
较。因此我拭目以待。可是，从那时起，他已出了两部书，却并未履行诺言：
如果这种比较对他有利，他肯定不会略而不谈的。
在他的最新著作《新辉格党人对老辉格党人的呼吁》中，他引用《人权
论》约十页之多，并且不厌其烦地这样做了之后，还说他“丝毫无意驳斥它
们”，意即无意驳斥书中包含的原则。我对柏克先生了解很深，知道他如有
可能，他是会驳的。可是，他非但没有驳，反而马上说“他已尽了他的份”，
聊以自慰。他并未尽到他的份。他不曾履行他要把两种宪法加以比较的诺言。
他引起了论争，提出了挑战，然后又临阵脱逃，从而成为他自己所说的“骑
士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的活生生的例子。
他的最新著作《呼吁》，其名称和内容都该受到批评。原则必须以其本
身的好坏为依据，如果是好的原则，自然站得住脚。如果象柏克先生那样，
把原则置于别人的威权庇护之下，那就只能叫人对它们起疑。柏克先生不大
欢喜别人分享他的荣誉，可是这回他却巧妙地让别人分担了他的耻辱。
柏克先生是向哪些人发出呼吁呢？是出生于上一世纪的一帮幼稚的思想
家和半节子政治家，这些人不论对任何原则只要求它适合他们的党派目的，
国民的利益总是被抛在脑后，这乃是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为止所有党派的一贯
特征。在这样的著作或这样的政治中，国民看不出有什么可取之处。一件小
事可以鼓动一个政党，但要鼓动一国国民却非得是大事不可。
虽然我认为柏克先生的《呼吁》一无可取，可是对其中一段话我倒要加
点评论。柏克先生在大量引用《人权论》而拒不驳斥其中所包含的原则之后
说：“如果认为对这样的著作除了刑事审判以外还值得另加辩驳的话，
那么其它想法和柏克先生相同而且劲头也一样足的人，很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