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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泽看卢嘉川走了，一个人嗒然若丧地坐在卢嘉川刚才坐过的桌子前，用瘦胳膊紧紧抱着头。这时悲伤已经代替了他的愤怒。当他偶一抬起头来时，深夜惨白的电灯光，照见他的细长的脸更加苍白而瘦削。
“女人，天下的祸水……”他喃喃着，掏出手绢慢慢地擦去两滴滚下来的泪水。
顺利地找到李大嫂，并且把卢嘉川的话告给她之后，道静走到街上，赶快雇了一辆车子赶回寓所来。坐在车上，开始是兴奋、是完成任务之后的欢快，但是渐渐地她又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忧虑攫住了心——想起了卢嘉川所处的危险境地，一种预感似的不幸念头使她莫名其妙地惊悸不安。她坐在车子上迷迷糊糊的，直到快到胡同口了，才想起卢嘉川嘱咐她看看后面有人跟着没有，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声“该死”，赶快回头向四外张望——只见冷清的小巷里黑忽忽的，没有人影，这才放下了心。她下了车又故意绕了几条小胡同，这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回到公寓里来。
这时已经将近半夜了，屋里关了灯，黑漆漆的。道静走进门来用颤抖的手扭亮了电灯，定睛一看：卢嘉川不见了，只有余永泽头朝里睡在床上。见她进来，他翻翻眼皮没有言声。
道静顾不得余永泽的气恼，急忙问他：“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卢嘉川呢？”
“咦，怪了，我又没受委任来照顾贵友，他到哪儿去，我怎么会知道！”
“永泽，想不到你这样不害羞！告诉你，卢嘉川如果今夜被捕了，我就认为是你出卖了他！”道静不知从哪儿想到了这句话，她狠狠地瞪着他，简直把他当做了敌人。
余永泽一骨碌坐了起来，他好像拿住了什么把柄，一改过去那种乞怜的神态，阴森地冷笑道：“还没有到出卖人的时候！如果我的爱人叫谁夺去了，那也没准。”
深夜的电灯发着惨白的亮光，两个人的脸色也全同灯光一样的惨白。
沉了一下，道静稍稍冷静下来。想到无论如何应当赶快知道卢嘉川的下落，于是她压着火气，放低了声音：“永泽，咱俩不要误会下去了！没有人想夺你的爱人。事情挺急，你告诉我卢嘉川倒是哪里去了？”
“十点钟，我一回来他就走了。”余永泽摆着脑袋苦笑道，“人家哪肯和我这落后的人在一块？当然见了我就走。请放心！我余某也还有良心，还不致出卖什么人。”
道静心里七上八下，也不知是喜还是忧。卢嘉川没从她这儿被捕她高兴。但是她没有能留他住在这里，如果他出去之后被捕了，那也是她的罪过呀！她想着，低头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屋子里和她的心一样滞闷，她就走到院子里立在一棵枣树的阴影下，茫然地望着满天星斗。一种没有完成任务的疚痛，使得她的面孔发烧，心情异常的烦恼。
“嘿，睡觉吧！还想在院里站到天亮吗？”余永泽在屋里喊着她。显然，因为等她，他也没有睡觉。她没有理会他，依然站着，凝视着灰蒙蒙的天边。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她这才像醒了似的，轻轻地叹了口气。
“干吗这么神经过敏！——等着吧。三天、三天很快就会过去的。”
（第一部）第二十二章
从圣经会跑出来，刚要走出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戴愉就被预先埋伏在这里的特务捕走了。
他坐着挂着窗帘的小汽车来到了一个森严的大院子里，接着走过两层院子，他又被带进一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漂亮的房间里。一个便衣西装的年轻特务让他坐在沙发上就走了出去。于是这间屋子便只剩下了他一个人。虽然心情慌乱不宁，但是戴愉却不能不向这屋子的各个角落观察起来。
多么奇怪，这哪里像什么监狱、牢房、审讯室……这明明是一间富有人家的书房兼客房。明亮的大玻璃窗挂着丝质的湖色窗帘；琳琅满目的图书，整齐地排列在一排排的玻璃书柜里；屋子当中有一张小圆桌，桌子上面有一个古瓷花瓶——花瓶里还插着鲜艳的步步高花，花瓶周围则摆着好几瓶好酒——茅台、大曲、白兰地，等等。还有那些大大小小的丝绒沙发，雪白墙壁上挂着的各色字画，也都那么耀眼地闪现在他眼前。这一切，不仅使他惊奇，而且使他陷入到一种迷离的境界中——这是怎么回事？刚才，他还在喧嚣的人群中呼喊、搏斗，他还在圣经会的讲坛上散发传单；怎么一转眼间他却来到了这么一个安静、舒适的所在？
这跟他刚才在汽车里所预期的腐臭的湿地、血腥的酷刑多么不同呀！这是两种天地、两个世界。但他确实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个他又生疏、又熟悉的世界。许久许久他没有看见这个世界了，但是，他确实有过这样的世界。那是在他十八岁参加革命斗争以前，他也曾有过这样安静、舒适的房间，有过自己琳琅满目的玻璃书柜，有过喜欢喝的茅台酒——地主兼官僚的父亲曾给过他一个舒适的享乐世界。可是当他接受了共产党员的同学灌输给他的革命真理之后，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从此走入了劳碌奔波、艰苦而又危险的另一个世界。几年过去了，他似乎忘掉了那些玻璃书柜和茅台酒，忘掉了自己也曾亲手挂起来的美丽的窗纱和壁画。可是，今天——不，就在他被捕后不到一点钟的此刻，当他又看见了这许多熟悉的景物时，过去的、久已忘掉的一切忽然又在他心上复活了，忽然又闪现在他的眼前了。啊，梦！难道他是在做梦吗？……正当他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悄悄地东瞧西看、并且思潮起伏的时候，旁边的一扇油光闪亮的屋门开了，一个穿西装的瘦瘦的中年男子跟在一个打扮得十分妖娆的女人身后走了进来。他惊慌得还没想好如何对付他们的时候，那个女人和男人却像看见熟朋友一般快步走到他身边，向他伸出了手：“戴愉先生，你好？”那个瘦男人抢先要和戴愉握手，戴愉十分惊异地望望这个男人，他没有伸出手来，却把脸转向了那个也站在他身边的女人——这女人含着微笑也把手伸给了他。但是他痛苦地转过头去，并且把头深深地弯了下去。
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下，他开始动摇了。过去的温暖的世界和眼前这个舒适的世界不知怎的却像两极的磁石一般自然地互相吸引在一起，有力地冲破了他薄弱的抵抗力。仅仅经过了半个多小时，戴愉终于和那两个人一起坐在小圆桌旁喝起了他最喜爱的茅台酒。接着他立刻就被释放出来。当他正要离开这间漂亮、舒适的房间时，那个男子向他含着微笑赞赏似的说：“戴先生，你很聪明。鹏程万里，好自为之吧！……你还不知道吧？我叫胡梦安，北平市党部委员。以后，我们多联系。”
那个女人呢，也对他妖媚地一笑，软软地说：“戴先生，我叫王凤娟，咱们以后也断不了碰头的。”
于是，他走出了国民党市党部的大门，乘着组织上谁也不知道他被捕的情况，又混到了党内。当然，接着，他知道的组织就纷纷遭到了破坏。而卢嘉川的被捕，也和这个叛徒有着密切的关系。
原来卢嘉川走出余永泽的住所后，接着就在他的寓所——临时寄居的一个朋友的公寓门外被捕了。他已经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可能到来，所以做了一切充分的准备。他没有任何材料落到敌人手中，甚至在他寄居的朋友的房间里，也没有搜出一点点有关革命的材料。敌人把他押到宪兵三团司令部，当然，任何口供也不会有。就这样卢嘉川开始了一个共产党员在监狱和法庭上的斗争生活。
开始敌人也想用对待戴愉的方法来对待卢嘉川，争取他叛变投降。但是他们枉费了心机；而且卢嘉川反而利用敌人争取他的空隙，建立了狱中支部，领导同志们进行斗争。当敌人发现他是无法争取的时候，残无人性的酷刑降到了他的身上。
半夜里，卢嘉川从小囚房的地上醒转来了。他醒来后的第一个意念是“渴”。他干裂的嘴唇，凝聚着黑色的血，好像燃烧似的发燥，嗓子里又咸又苦。
“水……水呵……”他轻轻呻吟了一声，想翻转身，但是好像有千万根针刺在背上，全身猛烈地刺痛着，他咬了咬牙不动弹了。
“水……水……”他朦胧的不甚清醒的神志又告诉他渴，渴得真难过。……由于渴的刺激，他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存在，于是他睁开眼睛，向昏沉的漆黑的牢房里茫然地望着。高高的铁窗上透进了青天上的几颗星星，远远的似乎有岗兵的皮靴在橐橐走动。身边呢，几只饿坏了的老鼠在地上跳来跳去——好像在试探着要吃他身上流出的凝固了的血……渐渐，他完全清醒了。一个意念突然占据了他的心头——使他忘掉了难忍的渴，也忘掉了燃烧着全身的剧烈的痛楚。
“告诉同志们——告诉同志们……”他仰卧在潮湿的地上，浑身痛得连动也不敢动地直直地躺着。“一定要告诉他们——一定要告诉他们！……”
他已经被押在北平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两个多月。残酷的刑罚并不曾动摇他的意志，他顽强地斗争着。虽然他被打得死去活来，但是，为了争取公开审讯，为了争取改善政治犯的生活，他仍然领导了监狱的绝食斗争。这是绝食之后的第三天，他们正准备把政治犯在这里所遭受的非刑拷打和非人待遇写成一篇消息，通过一个在狱中的“关系”传到社会舆论界的时候，卢嘉川突然被提出来审讯。他的双腿被老虎凳轧断了；十个手指被铁扦刺得鲜血涌流；他被打得奄奄一息，已经不成人形了。但是任何敌人渴望得到的消息和秘密，没有从他嘴里透出一个字。他怀念着，时时怀念着教育了他、培养了他的李大钊同志。他准备着，准备为他所景仰的事业流尽最后的一滴血……但是狡猾的敌人并没有即刻枪毙他，在他被打得昏昏迷迷的时候，有一阵，他仿佛听到了两个刽子手的对话：“这小子完啦，还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