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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温良恭俭让……”但台上那两个戴塑料眼镜的学生没理他，继续边翻书边讲。穿红背心的学生为了表示抗议，下台后愤而离场，跟着他离场的还有近百人，但整个会场至少有七百多人，绝大多数留下了，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是认真地听“说文解字”，而是兴奋地听一个个昔日的大专家如何在专业上被两个造反派书生顷刻之间咬得千疮百孔。全场弥漫着一种快感。
…………
这些发言，一般都能激发起一片片很夸张的口号声。没有夸张的是，被揭发的那些人大多不能回家了，包括那些被揭露的“假权威”在内，而且免不了受皮肉之苦。
只要上台发过言的人，第二天走在校园里便步履轻松，别人对他们也不敢小觑，总以为他们上台发言一定获得过当权的造反派的批准，至少没有被造反派阻止。这种心理气氛，极大地鼓励了大揭发和大批判，下一次大会也就开得更热烈、也更残酷了。
那么，我可说说我的概括了：“文革”灾难的民间版本，是用一种彻底失控的民粹主义，为平日游荡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恶，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把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文化，转化为暴力。
“文革”时期在民间的风云人物并不很多，他们各自的活动时间也并不很长，真正长时间大行其道的，是每个单位的失败者、嫉妒者、投机者、错乱者、无聊者，这些人由于特殊的政治机遇，成批地变成了诬陷者、栽赃者、报复者、泄愤者、审判者，而且都学会了装扮，装扮得大义凛然。
这便是我在冷然傲然中的观察，这便是我与吕兆康四目一对便互相领悟的世态。
说得再大一点，这也使我历来不大看得起那个总在夸张其事、总在偷袭别人的文人圈。我太了解他们。
那天表妹在校园里呼喊我时，把我的心情立即带到了另外一个天地，冷然傲然的表情刹那间烟消云散，我赶紧问：“家里怎么样了？”
表妹转达了爸爸叫我晚上回家与他讨论重大事情的指令，我朝她点点头，心想，我爸爸只与祖母、妈妈、叔叔商量大事的时代已经结束。
学院后门有七十六路公共汽车，乘足五分钱的最低票价可到胶州路、余姚路口。再步行二十分钟，到达江宁路、海防路口，那个十年前从家乡搬来的家。
祖母还是趴在阳台上看，今天她不是在闲看街景，而是在等我。
桌上放着一碗酱油百叶结，爸爸微笑着推到我面前。我说已经在学校吃过饭了，便坐下谈正事。妈妈在里间没有出来，祖母招呼了一下又回到了阳台，他们有意退避，让两个男人第一次平等对话。
爸爸说：“我的问题开始大了。一个当年同事，叫赵庸，你见过的，揭发我在一九五三年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为一位私营企业家说了好话。他当时作了记录，现在把记录上缴给了造反队，成了罪证。”
我问：“这有什么罪？”
爸爸答道：“他们说，这是在解放之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所以说我是阶级异己分子。”顿了顿他又轻轻地补充了一句：“昨天斗争会，给我挂的就是这么一块牌子。”
“他们对你挂牌斗争了？……动手没有？”我没说“打”，选了“动手”这个词。
“没怎么动手。”爸爸回答得很暧昧。
让他更伤心的是昨天当场再一次被朋友出卖的情景。他说：“最可怕的是赵庸上缴记录这个动作，好像既有证人，又有证据，一定有大罪。他又是我过去的同事和朋友，因此他举着笔记本上台时，下面是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情景我能想象。
我想了想，说：“必须立即拉回到你当年发言的实际内容。”
爸爸说：“我记得，那天是看了报纸上陈毅市长关于团结私营企业家的报告，主持会议的人要我们谈体会。”
我说：“那就找出当年陈毅市长的报告，与你的发言对照，揭穿赵庸的把戏。”
但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哪儿能翻得到十多年前的旧报纸？爸爸想了半天突然记起，当时好像出版一种年鉴性的政治书籍叫《人民手册》，上面一定有，图书馆也可能有保存。
我想，惟一的出路，就是到我们学院的图书馆动脑筋了。但是图书馆在文化革命一开始就已经被查封，怎么办？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大多是有“历史问题”的人物，不能教书了，却又懂书，就去管书。在这些管理员中，与我关系较好的是“右派分子”蔡祥明先生。前一阵学院有大字报揭发，说他有可能是“逃亡地主”。
人们说起“逃亡地主”就立即产生了一系列想象，好像罪大恶极的“黄世仁”、“刘文彩”害死了很多“喜儿”之后仓皇逃窜，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阴暗书库里躲着，这实在太有吸引力了。但大字报贴出来那么久，农民造反派并没有来抓他，这是怎么回事？我因为有一个“破产地主”的外公，大致能想象事情的基本面目，很可能是蔡祥明先生的老家有点钱，但他却一直流落在上海。
我敲开了蔡祥明先生住所的门。那是教学楼东边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间，三平方米左右，只能放一张小床。我问起“逃亡地主”的事，谁知他一说比我想象的还简单，他曾对什么人说过，这宿舍太小，家乡房子大。“逃亡地主”就是从“家乡房子大”这个说法一步步“推理”出来的。
我对他说，这事倒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有风吹草动还是会有人顺着这个罪名胡言乱语，因此应该把自己家乡的实际情况写出来，还要把那天关于“家乡房子大”的谈话过程写出来，作为申诉交上去，也算备个案。
蔡祥明说他不会写这种东西，求我帮他写。又说要写这么多内容挺费事，这房间连一张桌子也没有，问我能不能抽时间到书库去写。
这正合我意。我一心想着《人民手册》。
《借我一生》 第一部分戴黑边眼镜的青年（4）
那天我在尘封的书库里给他写好了申诉，他说昨夜反复思考还是暂时不交上去，而且也不知道要交给谁，暂且放在手边，等到有事时再交。我同意他的做法，却早已在东张西望间看到了那一大叠《人民手册》。
我提出要翻翻《人民手册》，他没有阻止，因为这个书名不会给他带来“散布反动书籍”的罪名。他说他要暂时离开一下去开会，一小时后回来，放我出去。
等他走后，我连忙找一个凳子爬上去拿下两本《人民手册》，很快找到陈毅市长的讲话，还摘录了他正面评价中国民族资本家、私营企业家的几段话。
抄完之后我舒了一口气，站起身来重新打量这个书库。
书库本不陌生，但被查封了那么久，今天见到，如逢狱中亲人。这么多亲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没有出狱的时日。其实，没有它们，真正被囚禁的反而是我们。
一小时后，我跟着蔡祥明先生悄悄地离开了书库。三小时后，陈毅市长的话已经写在爸爸的申诉报告中。
我为我的工作效率而高兴。
但是，谁能想到，正是我的这个举动，给爸爸带来了灭顶之灾。
两个星期之后我知道了事情发展的具体过程。
造反派收到爸爸申诉后认为是“翻案”，开了一个小型的批斗会。爸爸又一次复述陈毅市长当年的讲话内容，造反派便大声呵斥道：“你知道吗，陈毅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的人物，北京已经开始批判了！”
爸爸完全不知道这惊人的消息，随口嘀咕了一句：“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停——余学文！”一个陌生的声音尖利响起，爸爸抬头一看，是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喊“停”后好一会儿不再有声音，无论是爸爸还是批斗会全场，都在等待。
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在喉底轻轻笑了一下，终于开口。下面这段，是他与我爸爸的问答——
问：你刚才是说，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唔。
问：你过去学过语法吗？
答：学过一点，忘了。
问：“主语”没有忘吧？
答：这没忘。
问：“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这句话，主语是谁？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
答：我们。我是说我们大家对陈毅市长都不能过河拆桥，不是专指你们造反派。
问：专指我们造反派倒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们那么年轻，无权无势，说得上对陈毅过河拆桥吗？
答：我说大家。
问：什么大家？你的级别有多高？
答：我没有级别。
问：一个没有级别的人能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国务院副总理过河拆桥吗？
答：可能用词不当。
问：你用词很当。你说对陈毅不能过河拆桥，是在说一个人。这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可以把陈毅当作渡桥和工具，你老实说出来吧，你究竟是指谁？
答：……
问：触及要害就不吭声了吧！其实你刚才躲来躲去，就是在躲主语，躲要害。既然这样，我不能不在你面前高喊一声口号：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
——从那天晚上开始，爸爸的问题性质变了。
我听了爸爸对这个过程的叙述，头也晕了。“你这么一个小人物，怎么也碰不到上层政治啊。”我说。
“不，全连上了。那次批斗大会后，我的另一个老朋友张茂宏揭发，说‘文革’开始后不久我在路上对他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