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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解式：如果P并且q，那么，P（q）；
由于分解式联言推理是从总体到部分，这要比孤立地只谈一个结论，能收到更好的效果。如在批评某人时，为了减少他的抵触情绪，以便他能更好地接受批评，就不妨先说“你是有优点的，也是有缺点的”，然后在着重指出“你是有缺点的”。这种全面性的说法就容易使人接受。
（2）组合式：P、q，所以，P并且q。
2．选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选言判断，并根据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选言支至少有一真，但不能同假）进行的推理。它也有两种形式：
（1）相容选言推理：
否定肯定式：或者P或者q；并非P（或并非q）；所以q（或P）。
（2）不相容选言推理：
肯定否定式：要么P要么q；P（或q）；所以并非q（或并非P）。
否定肯定式：要么P要么q；并非P（或并非q）；所以，q（或P）。
3．假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假言判断，并根据假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它有三种形式：
（1）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肯定前件式：如果P，那么q；P；所以，q。
否定后件式：如果P，那么q；并非q；所以，非P。
（2）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否定前件式：只有P，才q；并非P；所以，并非q。
肯定后件式：只有P，才q； q；所以，P。
（3）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实际上是前两种假言推理的结合。
在人际沟通中，人们在进行各种复合判断推理。但有些推理却掩盖着一些让人困惑的问题。
有一人被判死罪，为了让他感到恐惧，司法官下令：从第二天开始，到第七天傍晚，必须把这个死囚犯处死。但是，如果在处死他的那一天早晨，要是死囚犯知道了“我今天将被处死”，那么这一天就不能处死他。得知这个规定后，死囚犯高兴异常，认为自己不可能被处死了。
这同我们在第一章“明明白白的糊涂”中所述的“哪一天也不能考试”一样，是一个演绎推理时存在的逆向归纳法悖论。叫做“预言悖论”。它的推理过程是严密的，符合逻辑的，但结果却是违反直觉的。我们将其叫做“自以为是”的诡辩。有关这种“预言悖论”的争论与解决方案，有各种各样。在这里，我们只想采取一种简单的方法。即：
事实上，执行规定的日期可以放在任何一天。如果对方对此提出“不能执行规定，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今天要执行规定，按规定的前提条件，今天就不能执行规定了”的反对时，我们可以这样回答：“要是这样的话，说明你还没有想到今天要执行规定，所以我在今天能够执行规定了。”
另外，我们在第一章“明明白白的糊涂”中还讲到“1/100等于1/2”的事例。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推导，岂不是每个人的被录取的概率都是1/2了吗？无疑，这也是一个想入非非、自以为是的诡辩。
之所以是诡辩，就在于尽管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推导，但他们都把其他98个人的1/100的录取可能性剥夺了过来，并将它们（98/100）分摊在自己和另外1个人身上。这样，每个人的1/100的录取可能性就变成1/2了。虽然理论上可以这样推导，但事实上，这种推导忽视了背景信息，即，在实际录取前，每个人的录取可能性都是不容被剥夺的，仍然都是1/100。
● 是非无度自相矛盾的诡辩
“是非无度”是一种无原则性的自相矛盾的诡辩。
明代笑话集《笑府》记载有一则笑话：
凤凰过生日的时候，百鸟朝贺，惟独蝙蝠没来。为此蝙蝠招到凤凰的责备。但蝙蝠振振有辞地说：“我有脚，是兽类，祝贺你有什么用？”又当麒麟过生日的时候，百兽朝贺，还是惟独蝙蝠没来。为此蝙蝠也招到麒麟的责备。但蝙蝠仍然振振有辞地说：“我有翅膀，是禽类，为什么要向你贺寿？”后来凤凰与麒麟相会时，谈到蝙蝠的这些言行，不免感叹一番，说：“如今世风不正，偏生出这种不禽不兽的东西。拿它们有什么办法！”
到底这个蝙蝠是如何诡辩的？我们结合曾在第一章“魔鬼的律师”一节中举出的邓析的“两可之论”来分析。
邓析之所以能在利益相反的“得尸者”与“赎尸者”之间左右逢源，在于他用同一个判断“安之”来回答利益相反双方的咨询，使利益相反的双方各得其所，但他的相互对立的回答却使他无法摆脱诡辩的干系。
邓析对“赎尸者”说“安之”，是利用死者家属的优势（也即只有死者家属才有可能赎买尸体）去攻“得尸者”的劣势（如果死者家属不着急赎买尸体，他们就无处获得赎金）。他对“得尸者”说“安之”，是利用“得尸者”的优势（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有他这里有富人尸体）去攻“赎尸者”的劣势（不到“得尸者”这里赎买，就没有别处可买）。
如是，邓析就从相反的角度认识到对立双方的着急与不着急都是相对的，有它形成的条件性，所以邓析能从着急中发现有所不着急，从不着急中发现有所着急。于是，邓析在肯定一方的“不着急”（安之）时，是以另一方的“着急”为条件的；在肯定另一方的“不着急”（安之）时，又是以这一方的“着急”为条件的。这样，邓析就把相对的“着急” 与“不着急”从事物本身的静态是非判断中抽取出来，放到了一个动态的是非判断中，使得对立双方的矛盾性质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具有了一定的同一性。邓析的这种从事物的两方面来分析问题，将事物本身看作是发展变化的、相对的，因此从肯定中看出否定，肯定包含着否定；从否定中看出肯定，否定有助于肯定的认识方法，似乎有一点辩证的态度，也就是反对绝对地肯定一切，也反对绝对地否定一切。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两可”之说虽然认定了事物是相对的，因此思维判断在一定的条件下具有相对性，但这种相对性有没有一个确定性的一面，使得是非判断有一个客观的尺度？从“两可之说”的故事中，并没有看到最终解决的结果。“两可”之说历来被说成是诡辩不是没有道理的。应该说，如果说“两可”之说在于引起对立双方对所交涉问题的全面性的注意，那么，对立双方就不应该只认定“一可”，还要认定另“一可”。这样一来，对立的双方就有了一个共同的评价是非的尺度，双方就能够按照这个共同接受的尺度协商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在“两可”故事中，“两可”只存在于邓析身上，而对立的双方，在“安之”的提示下，都把对方的“着急”转化为自己的“不着急”，对于每一方来说，就只剩下“一可”了。这样，最终的结果就不是谁的“可”更现实地符合客观情况，而是谁的忍耐心更大罢了。这就暴露出“两可”之说成为诡辩的一个致命原因：没有一个一定条件下的质的规定性。也即，缺乏了一种确定性的标准。
在第一章“魔鬼的律师”一节中我们还举了“半费之讼”，它的随心所欲丢弃一个确定性标准的诡辩痕迹更为明显。亦即，尽管智者普罗泰戈拉和尤拉苏斯之间都为“半费之讼”设计了自己的“二难”，但在他们自己的“二难”中，每一“难”都有一个只符合自己如意算盘的是非标准，即或者是“法庭判决”，或者是“契约规定”。这样，他们在判断是非的标准上，各自都没有一个同一的确定的标准，更谈不上相互之间保持一个同一的确定的标准了。由于二人都“是非两可”地以自己的尺度来算计，于是都各执一词，使“半费之讼”的诡辩流传至今。
实际上，在“半费之讼”中，无论智者师徒如何“是非无度”，也只存在有一个同一的确定性标准，那就是法庭判决。
“是非无度”的诡辩，从逻辑上讲，既违反思维规律中同一律的要求，也违反矛盾律的要求。
如前所述，同一律要求在同一个思维过程中，每一个概念或判断必须保持自身的同一。同一律只是在思维领域起作用，它是对客观事物在确定的时间、空间下质的稳定性的一种反映，它的作用在于保证思维的确定性。矛盾律则从反面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思想必须首尾一贯，不能对相互否定的思想同时加以肯定。它仍然是对客观事物在确定的时间、条件下质的反映，只不过是反面的反映。矛盾律也是只在思维领域起作用的思维规律，它的作用在于排除思维过程中的逻辑矛盾而非辩证矛盾。因为，逻辑矛盾是思维的矛盾，而辩证矛盾是现实的矛盾。
我们按此来看邓析的“两可之论”和智者的“半费之讼”，就可以认识到它们之所以是诡辩，就在于“是非无度”之中，他们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遵守思维规律对于人们正确思维的重要性了。
● 模棱两可是非两不可的诡辩
据明代笑话集《笑林》记载：
有两个古板、迂腐的道学先生，都说自己是真道学，对方是假道学。两人争执不下，便请孔子给评断一下。孔子说：“两位先生都是真道学，我一直都很敬佩二位。”两人听后，高高兴兴地走了。后来孔子的学生问孔子：“先生为什么把这两个人抬得这么高呢？”孔子说：“咳！像这些人，只管把他们哄走就行了，惹他们干什么？”
在这里，孔子言不由衷的评断就是不管有没有矛盾，先把别人哄走再说的模棱两可。
“模棱两可”一词来自《旧唐书？苏味道传》。据说唐朝武则天统治时有一位宰相，名叫苏味道。他对问题的正反两方面意见，从来都是不表示任何明确的态度。他曾对别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