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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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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的一支手臂一支探杖,即便遇到生死关头,嬴政也确信赵高能舍出性命换取秦王安然无恙。今次犯错,赵高立即坦承自己是“私度君上之心”,第一个便将嬴政摘了出去。此举果是赵高过人的聪敏,又何尝不是耿耿维护秦王之心?如此功劳才具之士一罪而杀,未免失之公平。 
  雄鸡长鸣,嬴政终于从纷繁思绪中摆脱出来,召见了蒙毅。 
  “赵高所杀者,可有不当杀之人?”嬴政笑着问了一句。 
  “王城之内,可说没有。太后故里,臣不敢妄言。” 
  “能否彻查?” 
  “君上之意,欲赦免赵高?” 
  嬴政默然良久,一叹道:“一门生于隐宫,小高子可怜也!” 
  蒙毅不忍秦王伤感,道:“臣思此事,可过可罪,然须有法度之说。” 
  “何说?” 
  “若作过失待之,必得以赵高奉命行事,其行虽过,终非大罪。” 
  “你是说,须对廷尉府言明:赵高之举乃奉本王密令?” 
  “唯有如此,可赦赵高。” 
  “原本如此,何难之有!”嬴政顿时恍然。 
  “然则,天下将因此而谴责秦王。” 
  “骂则骂矣!虎狼之名,能因一事而去之?”嬴政反倒笑了。 
  “君上既有此心,夫复何言!” 
  旬日之后,在快马文书与咸阳廷尉府的来往中,赵高被赦免了。不功不赏,赵高还是掌管王城车马仪仗的中车府令。赵高逢赦,李斯本欲再谏秦王,终究还是没有开口。毕竟,秦王身边也确实需要一个精明能事如赵高的人手。再说,赵高当年驾王车追回自己于函谷关外,那份辛劳功绩,李斯又如何能忘?更有一样,赵高遇赦,丝毫没有骄狂之态,反倒是对李斯蒙毅更敬重了。如此掂得轻重的一个内臣,秦王尚且不惜公开密令赦其罪,大臣们又何须在灭国大战的烽火狼烟中去认真计较。 
  入冬时节,秦王行营离开邯郸回到了咸阳。 
  秦国大军依旧驻扎在赵国,由正式擢升为上将军的王翦统帅,立即开始筹划连续攻灭燕国之战事。李斯带着后续抵达的官吏,也开始了稳定赵国民治的新政。期间,秦军间士营探察得一个惊人消息:赵国废太子赵嘉在残余王族护卫下秘密逃往代郡,欲立代国继续抗秦!李斯与秦军诸将异口同声,都主张立即追杀公子嘉逃亡势力。王翦却道:“公子嘉北上代郡,显是要与燕国结盟。代国根基在燕,灭燕则代国失却后援。其时我军从北边包抄后路,灭之易如反掌。此时追杀,若迫使其逃亡匈奴反是大患。”两方对策飞报咸阳,秦王回书曰:“上将军之策甚是稳妥。本王已书令蒙恬:公子嘉不北向匈奴,我则不动;若其北逃匈奴,立即堵截歼灭。”于是,秦军不理会赵嘉的代国,而只一心准备灭燕。 
  六年之后,公子嘉的代国灭亡,赵国最后一丝火焰也熄灭了。 
  这是公元前228年冬天的故事。         
九、烈乱族性亡强国不亦悲乎 
  赵国的灭亡,是战国末期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 
  赵国历史有三说:其一,战国开端说。视赵襄子元年(公元前475年)为赵氏部族立国,到秦破邯郸赵王迁被虏(公元前228年),历经十二代十二任国君,历时二百四十七年;其二,开端同上,以赵公子嘉之代国灭亡为赵国最后灭亡,历时二百五十三年;其三,三家分晋说,以周王室正式承认魏赵韩三家诸侯为赵国开端(公元前403年),则其历时或一百七十五年,或一百八十一年。 
  从历史实际影响力着眼,第一说当为切实之论。 
  邯郸陷落赵王被俘,强大的赵国事实上已经灭亡。 
  赵国灭亡,真正改变了战国末期的天下格局。 
  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始,到赵国灭亡的近百年间,赵国始终都是山东六国的巍巍屏障。在与秦国对抗的历史中,赵国独对秦军做长期奋争。纵然在长平大战一举葬送精锐五十余万后,赵国依旧能从汪洋血泊中再度艰难站起并渐渐恢复元气。此后形势大变,山东五国慑于秦军威势,再也不敢以赵国为轴心发动具有真正实力攻击性的合纵抗秦,反倒渐渐疏远了赵国。赵国为了联结抗秦阵线,多次以割地为条件与五国结盟,却都是形聚而神散,终致几次小合纵都是不堪秦军一击。当此之时,赵国依旧坚韧顽强地独抗秦军,即或是孝成王之后的赵悼襄王初期,李牧依然能两次大胜秦军。应该说,赵国的器局眼光远超山东五国,是山东战国中唯一与秦国一样具有天下之心的超强大国。假若孝成王之后的两代国君依旧如惠文王、孝成王时期的清明政局,而能使廉颇归赵,李牧庞煖不死而司马尚不走,秦赵对抗结局如何,亦未可知也。 
  然则,历史不可假设,赵国毕竟去了。 
  巍巍强赵呼啦啦崩塌,其间隐藏的种种奥秘令后人嗟叹不已。 
  六国之亡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大的时代分水岭。其间原因,历代多有探讨。西汉贾谊《过秦论》将六国灭亡及秦帝国灭亡之因,归结为“攻守之势异也”。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则云:“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北宋苏洵的《六国论》又是另一说法:“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苏洵儿子苏辙的《六国论》,则将六国之亡归于战略失误,认为六国为争小利互相残杀,致使秦国夺取韩魏占据中原腹心,使六国没有抗秦根基而灭亡。清人李桢的《六国论》,又将六国之亡归结为不坚持苏秦开创的合纵抗秦之道。更有诸多史家学者专论秦帝国灭亡之原因,连带论及六国灭亡,大体皆是此类表层原因。凡此等等,其中最为烁目者,莫过于诗人杜牧首先提出的将六国灭亡根由归结为六国自身、将秦帝国灭亡归结为秦帝国自身的这种历史方法论。这是内因论。内因是根本。尽管循着如此方法,历代史论家依然没有发掘到根本,然毕竟不失为精辟论断之种种。攻守之势也好,贿赂秦国也好,战略失误也好,不执合纵也好,毕竟都是实实在在的具体原因。 
  然则,内在根本原因究竟何在? 
  三晋赵魏韩之亡,是华美壮盛的中原文明以崩溃形式弥散华夏的开始。历史地看,这种崩溃具有使整个华夏文明融合于统一国度而再造再生的意义,具有壮烈的历史美感。然则,从国家兴亡的角度看去,三晋之亡则显然暴露出其政治根基的脆弱。也就是说,三晋政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框架是有极大缺陷的。这种缺陷,其表象是一致的:变法不彻底,国家形式不具有激励社会的强大力量。然则,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三晋乃至山东六国,都不能发生如秦国一般的彻底变法?都有着秦国所没有的政治文明的重大缺陷? 
  隐藏在这里的答案,才是六国灭亡的真正奥秘所在。 
  事实上,任何部族民族所建立的国家,其文明框架的构成,其国家行为的特质,都取决于久远的族性传统,以及这种传统所决定的认识能力。而族性传统之形成,则取决于更为久远的生存环境,及其在这种独特环境中所经历的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这种经由生存环境与重大事件锤炼的传统一旦形成,便如人之生命基因代代遗传,使其生命形式将永远沿着某种颇似神秘的轴心延续,纵是兴亡沉浮,也不会脱离这一内在的神秘轨迹。 
  唯其如此,部族的族性传统决定着其所建立的国家的秉性。 
  赵人之族性传统,勇而气躁,烈而尚乱。 
  赵人族性根基与秦人同,历史结局却不同。这是又一个历史奥秘。 
  秦赵族性之要害,是“尚乱”二字。何谓乱?《史记·赵世家》所记载的韩厥说屠岸贾做了最明确界定,韩厥云:“妄诛谓之乱。”在古典政治中,这是对乱之于政治的最精辟解释。也就是说,妄杀便是乱。何谓妄杀?其一不报国君而擅自杀戮政敌,其二不依法度而以私刑复仇。妄杀之风滥觞,在国家庙堂,是无可阻挡的兵变政变之风,动辄以密谋举事杀戮政敌的方式,以求解脱政治困境,或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清除阻力。在庶民行为,则是私斗成风,不经律法而快意恩仇的社会风习。此等部族构成的国家,往往是刚烈武勇而乱政丛生,呈现出极不稳定的社会格局,戏剧性变化频繁迭出,落差之大令人感喟。 
  依其族源,秦赵同根,族性同一。而在春秋之世至战国前期,也恰恰是这两个邦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庙堂多乱政杀戮,庶民则私斗成风。然则,在历史的发展中,秦部族却因经历了亘古未有的一次重大事件而革除了部族痼疾,再衍生出一种新的国风,从而在很长时期内成功地避免了与赵国如出一辙的乱政危局。这个重大事件,便是商鞅变法。历史地看,商鞅变法对于秦国具有真正的再造意义——没有商鞅这种铁腕政治家的战时法治以及推行法治的坚定果敢,便不能强力扭转秦部族的烈乱秉性。事实上,秦国在秦献公之前,其政变兵变之频繁丝毫不亚于赵国,其庶民私斗擅杀风习之浓烈更是远超赵国而成天下之最。唯横空出世的商鞅变法,使秦部族在重刑威慑与激赏奖励之下洗心革面,最终凝聚成使天下瞠目结舌的可怕力量。始皇帝之后,秦部族又陷入乱政滥杀,最后一次暴露出秦部族的烈乱痼疾,这是后话,容在秦帝国灭亡之后探讨。 
  赵国没有经历如此深彻的强力变法。 
  赵氏部族的烈乱秉性没有经由严酷洗礼而发生质变。 
  是故,赵部族的乱政风习始终伴随着赵国,以致最终直接导致其灭亡。 
  大略回顾赵部族的乱政历史,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赵国灭亡的内因。 
  远古之世,赵秦部族与大禹部族是华夏东方最大的两个部族。赵秦部族能记住名字的最远祖先是大业。这个大业,便是后来被视为决狱之圣的皋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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