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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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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丹以献秦王,秦王必解兵,而燕国社稷幸得血食焉!”燕王喜看完赵嘉羽书,一句话未及说出,便跌倒在案边昏了过去。一阵手忙脚乱的救治,燕王喜终于醒来,第一个举动是向辽东大将招了招手。辽东大将轻步趋前,燕王喜低声说得几句,又老泪纵横地昏了过去。 
  三日之后,两万辽东轻骑包围了衍水河谷的秘密营地。及至骑士们警觉有异,退路已经全部被堵死了。太子丹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连马也没骑,便淡淡漠漠地站到了大军阵前。来将宣示的燕王书令是:“太子丹密谋作乱,着即斩立决!”骑士们大为惊愕,哄然一声便要拼杀。“不能!”太子丹一声大喝,阻止了与他一路生死与共的骑士们的抵抗。在骑士们愣怔不知所措之际,太子丹说出了最后一番话:“诸位将士,父王不会疑我作乱,无论我是否真的要作乱。父王之令,是要我必死而已!若以秦军施压教我死,我必不死,且要抗争!父王之心,不亦可恶哉!八百余年之燕国,断送于如此昏聩君王之手,丹愧对先祖,愧对臣民也……诸位记住,今日丹死,不怨秦国,不怨代国,唯怨姬燕王室之昏聩君王——” 
  长长的吼声中,一道剑光贯穿了腰腹。 
  太子丹久久摇晃着,始终没有倒下。 
  多年以后,太子的故事依然流传在燕国故地,流传在辽东的白山黑水之间。不知从何时起,这道古老的衍水叫做了太子河,直到两千多年之后的今日。 
  这是公元前226年夏天的故事。 
  四年之后,即公元222年,残燕残赵再度联结,欲图起事复国。秦王得闻消息,决意彻底根除燕赵之患,遂派大将王贲率十万大军北上。王贲部深入辽东,一年内先擒获燕王喜,再回师西来俘获代王赵嘉,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辽东之患。自此,燕赵两国彻底从战国消失了。     
八、迂阔之政:固守王道传统的悲剧 
  燕国的故事,很有些黑色幽默。 
  一支天子血统的老贵族,尊严地秉承着遥远的传统,不懈地追求着祖先的仁德;一路走去,纵然一次又一次跌倒在地,纵然一次又一次成为天下笑柄,爬起来依然故我;直至灭顶之灾来临,依然没有丝毫的愧色。 
  在整个战国之世,燕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个例。 
  特殊之一,燕国最古老,存在历史最长。从西周初期立诸侯国到战国末期灭亡,燕国传承四十余代君主,历时“八九百岁”(由于西周初期年代无定论,燕国具体年代历史无考,八九百岁说乃太史公论断)。若仅计战国之世,从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立为诸侯算起,截至燕王喜被俘获的公元前222午,则燕国历经十一代君主,一百八十二年。与秦国相比较,燕国多了整整一个西周时代。 
  特殊之二,燕国是周武王分封的姬氏王族诸侯国。春秋之世,老牌诸侯国的君权纷纷被新士族取代,已经成为历史潮流。田氏代齐,韩赵魏三家分晋,中原四大战国已经都是新士族政权了。当此之时,唯有秦、楚、燕三个处于边陲之地的大国没有发生君权革命,君主传承的血统没有中断。而三国之中,燕国是唯一的周天子血统的老牌王族大国。燕国没有“失国”而进入战国之世,且成为七大战国之一,在早期分封的周姬氏王族的五十多个诸侯中绝无仅有。 
  特殊之三,燕国的历史记载最模糊,最简单。除了立国受封,西周时期的燕国史,几乎只有类似于神话一般的模糊传说,连国君传承也是大段空白。《史记》中,除召公始封有简单记载,接着便是一句:“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便了结了周厉王之前的燕国史。九代空白,大诸侯国绝无仅有!春秋之世与战国初期的燕国史,则简单得仅仅只有传承代次。可以说,燕昭王之前的燕国历史,线条极为粗糙,足迹极为模糊。中华书局横排简体字本《史记·燕召公世家》的篇幅仅仅只有十一页,几与只有百余年历史的韩国相同;与楚国的三十二页、赵国的三十七页、魏国的二十二页、田齐国的十八页相比,无疑是七大战国中篇幅最小的分国史。这至少说明,到百余年后的西汉太史公时期,燕国的历史典籍已经严重缺失,无法恢复清晰的全貌了。而之所以如此,至少可以得知:燕国是一个传统稳定而冲突变化很少的邦国,没有多少事件进入当时的天下口碑,也没有多少事迹可供当时的士人记载,后世史家几乎无可觅踪。 
  虽然如此,燕国的足迹终究显示出某种历史逻辑。 
  燕国历史逻辑的生发点,隐藏在特殊的政治传统之中。 
  战国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整个华夏族群以邦国为主体形式,在不同的地域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创造与探索。无论是七大战国,还是被挤在夹缝里的中小诸侯国,每一个国家都在探索着自己的生存竞争方式,构建着自己的国家体制,锤炼着自己的文明形态。此所谓求变图存之潮流也。也正因为如此,各个地域(国家)的社会体制与文明形态,都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巨大差别。“文字异形,言语异声,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田畴异亩,商市异钱,度量异国”的区域分治状态,是那个时代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所有这些“异”,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文明形态的差别。文明形态,无疑是以国家体制与社会基本制度为核心的。因为,只有这些制度的变革与创造,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也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特点。而作为文明形态的制度创新,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统治层如何对待既定的政治传统。或恪守传统,或推翻传统,抑或变革旧传统而形成新传统,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一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其奥秘往往隐藏在不为人注意的软地带。 
  要说清楚燕国的悲剧根源,必须回到燕国的历史传统中去。 
  如此一个时代已经远去,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国家传统差异的认识,已经是非常的模糊,非常的吃力了。其最大难点,便是我们很难摆脱后世以至今日的一个既定认识:华夏文明是一体化发展的,其地域特征是达不到文明差异地步的。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个既定认识的历史前提:这是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后的历史现实。客观地说,要剖析原生文明时代的兴亡教训,我们就必须意识到,那是一个具有原创品格的多元化的时代,只有认真对待每个国家的独有传统与独有文明,才能理清它的根基。 
  所以,我们还是要走进去。 
  因为,那里有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再现的原生文明的演变轨迹。 
  立国历史的独特性,决定了燕国后来的政治传统。 
  据《荀子·儒效篇》,周武王灭商后陆续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王族子弟占了五十三个。后来,周室又陆续分封了许多诸侯,以至西周末期与东周(春秋)早期,达到一千八百多个诸侯国,这姑且不论。在周初分封的姬姓王族中,有两个人受封的诸侯国最重要,也最特殊:一个是周公旦,一个是召公爽;周公受封鲁国,召公受封燕国。所谓最重要,是因为周公、召公都是姬姓王族子弟中的重量级人物。周公是周武王胞弟,乃姬氏嫡系,史有明载。召公身份却有三说:一则,太史公《史记》云,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一则,《史记·集解》谯周云,召公乃周之支族(非嫡系);一则,东汉王充《论衡》云,召公为周公之兄。三说皆有很大的弹性,都无法据以确定到具体的血统坐标。对三种说法综合分析,这样的可能性最大:召公为姬姓王族近支,本人比周公年长,为周公之族兄。所谓特殊,是这两位人物都是位居三公的辅政重臣:召公居太保,周公居太师。在灭商之后的周初时期,周公召公几乎是事实上代周武王推行政事的最重要的两位大臣。周武王死后,两人地位更显重要,几乎是共同摄政领国。 
  唯其两公如此重要,燕国、鲁国的始封制产生了特殊的规则。 
  周初分封制的普遍规则是:受封者本人携带其部族就国,受封者本人是该诸侯国第一代君主,其后代代世袭传承;受封诸侯之首任君主,不再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职务。譬如第一个受封于齐国的姜尚,原本是统率周师灭商的统帅,受封后.便亲自赶赴齐国,做了第一代君主,而且再没有在中央王室担任实际官职。而鲁国燕国的特殊规则是:以元子(长子)代替父亲赴国就封,担任实际上的第一代君主;周公召公则留在中央王室,担任了太师、太保两大官职,虚领其封国。这一特殊性说明:周公召公两人,在周初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地位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安定周初大局的柱石人物,周中央王室不能离开这两个重臣。周武王死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两个人物的重要性。周召协同,最大功绩有三:其一,平定了对周室具有极大威胁的管蔡之乱;其二,周公制定周礼,召公建造东都洛邑(洛阳);其三,分治周王室直接统辖的王畿土地,“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单说召公,此人有周公尚不具备的三大长处。 
  其一,极为长寿,近乎于神异。东汉王充的《论衡·气寿篇》记载了姬氏王族一组惊人的长寿数字:周文王九十七岁死,周武王九十三岁死,周公九十九岁死。召公一百八九十岁死。召公寿数,几乎赶上了传说中的两百岁的老子。古人将召公作为长寿的典型,“殁若颜渊,寿若召公”,此之谓也。史料也显示,召公历经文、武、成、康四世,是周初最长寿的绝无仅有的权臣。这里,我们不分析这种说法的可信程度。因为,能够形成某种特定的传说,必然有其根源以及可能的影响。而这种根源与影响,才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 
  其二,召公另有一宗巨大功绩。周成王死时,召公领衔,与毕公一起受命为顾命大臣,安定了周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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