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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涉上文而误也。因此一字遂使诸儒聚讼“四象”是何物，终不能定。若衍此字，则毫不废解矣。）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象”但可表示各种“意象”。若要表示“象”的吉凶动静，须要用“辞”。
例如Ａ（谦）但可表示“地中有山”的意象，却不能告人这“象”的吉凶善恶。
于是作为卦辞道：
Ａ谦亨，君子有终。
这便可指出一卦的吉凶悔吝了。又如谦卦的第一爻，是一个阴爻，在谦卦的最下层，真可谓谦之又谦，损之又损了。但单靠这一画，也不能知道他的吉凶，所以须有爻辞道：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这便指出这一爻的吉凶了。
“辞”的作用在于指出卦象或爻象的吉凶。所以说：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
又说：
辨吉凶者存乎辞。
辞字从受辛《说文》云：“辞讼也。（段依《广韵》作“说也”）从受辛，犹理辜也。“朱骏声说：“分争辩讼谓之辞。后汉《周纾传》‘善为辞案条教’注，辞案犹今案牍也。”辞的本义是争讼的“断语”、“判辞”。《易经》的“辞”都含“断”字“辨”字之意。在名学上，象只是“词”（Term），是“概念”（Concept），辞即是“辞”，亦称“判断”（Judgment）。 例如“谦亨”一句，谦是“所谓”，亨是“所以谓”，合起来成为一辞。用“所以谓”来断定“所谓”，故叫做辞（西文 Jndgment 本义也是讼狱的判辞）。
《系辞传》有辞的界说道：
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之”是趋向，卦辞爻辞都是表示一卦或一爻的趋向如何，或吉或凶，或亨或否，叫人见了便知趋吉避凶。所以说：“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又说：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爻字似当作辞。下文作辞，可证）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象所表示的是“天下之赜”的形容物宜。辞所表示的，是“天下之动”的会通吉凶。象是静的，辞是动的；象表所“像”，辞表何之。
“天下之动”的动，便是“活动”，便是“动作”。万物变化，都由于“动”，故说：
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又说：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虑之象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
动而“得”，便是吉；动而“失”，便是凶；动而有“小疵”，便是悔吝。
“动”有这样重要，所以须有那些“辞”来表示各种“意象”动作时的种种趋向，使人可以趋吉避凶，趋善去恶。能这样指导，便可鼓舞人生的行为。所以说：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又说：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辞的作用，积极一方面，可以“鼓天下之动”；消极一方面，可以“禁民为非”。
这是《易经》的第三个基本观念。
这三个观念（一）易，（二）象，（三）辞，便是《易经》的精华。孔子研究那时的卜筮之《易》，竟能找出这三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万物的变动不穷，都是由简易的变作繁赜的。第二，人类社会的种种器物制度礼俗，都有一个极简易的原起，这个原起，便是“象”。人类的文明史，只是这些“法象”实现为制度文物的历史。第三，这种种“意象”变动作用时，有种种吉凶悔吝的趋向，都可用“辞”表示出来，使人动用都有仪法标准，使人明知利害，不敢为非。－－这就是我的《易论》。我且引一段《系辞传》作这篇的结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爻似当作辞。说见上）。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亚也（亚字从荀本）。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仪旧作议。《释文》云：“陆姚桓元荀柔之作仪。”适按：作仪是也。仪，法也。与上文拟字对文。）拟仪以成其变化。
“象”与“辞”都是给我们摹拟仪法的模范。
◎第四章 正名主义孔子哲学的根本观念，依我看来，只是上篇所说的三个观念：
第一，一切变迁都是由微变显，由简易变繁赜。所以说：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知道一切变迁都起于极微极细极简易的，故我们研究变迁，应该从这里下手。
所以说：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韩注：“极未形之理曰深，适动微之会曰几”）。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深”是隐藏未现的。“几”字《易系辞》说得最好：
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旧无凶字，义不可通。今按孔颖达《正义》云：
“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则无也。”是唐时尚有有凶字之本。今据增）。
孔子哲学的根本观念，只是要“知几”，要“见几”，要“防微杜渐”。大凡人生哲学（即伦理学 ），论人生行为的善恶，约分两大派：一派注重“居心”，注重“动机”；一派注重行为的效果影响。孔子的人生哲学，属于“动机”一派。
第二，人类的一切器物制度礼法，都起于种种“象”。换言之，“象”便是一切制度文物的“几”。这个观念，极为重要。因为“象”的应用，在心理和人生哲学一方面就是“意”，就是“居心”（孟子所谓“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之存心）。就是俗话说的“念头”。在实际一方面，就是“名”，就是一切“名字”（郑玄说，古曰名，今曰字）。“象”的学说，于孔子的哲学上，有三层效果：
（一）因为象事物的“动机”，故孔子的人生哲学，极注重行为的“居心”和“动机”。（二）因为“象”在实际上，即是名号名字，故孔子的政治哲学主张一种“正名”主义。（三）因为象有仿效模范的意思，故孔子的教育哲学和政治哲学，又注重标准的榜样行为，注重正已以正人，注重以德化人。
第三，积名成“辞”，可以表示意象动作的趋向，可以指出动作行为的吉凶利害，因此可以作为人生动作的向导。故说：
理则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正辞”与“正名”只是一事。孔子主张“正名”、“正辞”，只是一方面要鼓天下之动，一方面要禁民为非。
以上所说，是孔子哲学的重要大旨。如今且先说“正名主义”。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见于《论语·子路篇》：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马融注，正百事之名）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请看名不正的害处，竟可致礼乐不兴，刑罚不中，百姓无所措手足。这是何等重大的问题！如今且把这一段仔细研究一番：
怎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言”是“名”组合成的。名字的意义若没有正当的标准，便连话都说不通了。孔子说：
觚不觚，觚哉？觚哉？“觚”是有角之形。（《汉书·律历志》：“成六觚”。苏林曰：“六觚，六角也。”又《郊祀志》：“八觚宣通，象八方”。师古曰：“觚，角也。”班固《西都赋》：“上觚棱而楼金爵。”注云：“觚，八觚，有隅者也。”可证。）故有角的酒器叫做“觚”。后来把觚字用泛了，凡酒器可盛三升的，都叫做“觚”，不问他有角无角。所以孔子说：“现在觚没有角了。这也是觚吗？这也是觚吗？”不是觚的都叫做“觚”，这就是言不顺。且再举一例。孔子说：
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政字从正，本有正意。现今那些昏君贪官的政府，也居然叫做“政”，这也是“言不顺”了。
这种现象，是一种学识思想界昏乱“无政府”的怪现象。语言文字（名）是代表思想的符号。语言文字没有正确的意义，还有什么来做是非真假的标准呢？没有角的东西可叫做“觚”，一班暴君污吏可叫做“政”，怪不得少正卯、邓析一般人，要“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用《吕氏春秋》语）了。
孔子当日眼见那些“邪说暴行”（说见本篇第二章），以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没有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所以他说：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他的中心问题，只是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建设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这是儒家公有的中心问题。试引荀卿的话为证：
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说解见第十一篇第三章）。
不正名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两句可作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两句的正确注脚。
怎么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呢？这是说是非真伪善恶若没有公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