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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琮出土，但像这么大、这么精美的玉琮却从没有见过，现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紧接着，一件更大的玉琮出土了，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各种形状的玉器不断被发现，在这个编号12号的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这些玉器从头到脚围绕着墓主人，摆放十分讲究，似乎在表达着某种信仰和理念。
12号墓清理完了以后，考古人员在6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又陆续发现另外10座良渚时期的墓葬，出土玉器达5000多件（组），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发掘史上最为壮观的一次发掘。
在12号墓坑中，一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全是真玉
根据碳十四测定，良渚文化距今大约5300年至42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支重要文化。现已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多达500多处，散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在反山墓葬发掘前，考古学界一直把有独特风格的黑色陶器和打磨十分精巧的石器作为良渚文化的典型标志。反山良渚墓葬出土大量玉器，使中国玉器的历史一下前提了两三千年，也使民间传世的古玉价值陡然剧增。1987年5月1日，一些人利用假期在距反山5公里的瑶山盗掘古玉，而这竟引发了良渚文化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掘。
瑶山是一座海拔38。2米的自然小山，在山顶下西北部的缓坡地带，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夯土建筑。接着，考古人员又在土台上发现了12座墓葬，并从这些墓葬中发掘出1000多件器物，其中90％以上是玉器。从出土文物的器形和大量的玉器可以判断，这些墓葬属于良渚文化。考古人员确信，这座土台是远古人们从事某种精神活动的祭台，而墓葬中这些形态各异的玉器便是见证。
良渚墓葬出土的玉器，有60多个种类。
在良渚玉器中，玉琮是最典型的代表。专家们对玉琮的功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这个玉琮重达6。5公斤，被称为玉琮王
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不论是玉璧、玉琮，还是玉钺，面上都雕有一个神秘的图案。起初人们对这个图案并没有在意，但它反复出现在不同地点出土的不同玉器表面，引起了考古专家的关注。有一点确信无疑，这是一个神徽，而这些刻有神徽的精美玉器，与那个神秘的祭坛共同承载着良渚人神圣的祭祀活动。
在良渚玉器中数量最多的是这种叫璧的玉器；举行仪仗时使用的这个器物叫“钺”；神秘的图案
从矿物学上说，玉分真玉和假玉。假玉是指似玉的彩石。
在对良渚玉器进行矿物学鉴定时发现，反山大墓中出土的玉器全部是真玉，另外一些规模稍次的墓葬中，真玉居多杂有假玉，而规模一般的墓葬中，则真假玉参半。这说明当时的人们不仅能准确地区分玉的真假，而且基本形成了用玉的等级制度。
在对良渚文化遗址的考古挖掘中，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良渚先民已经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大规模犁耕农业，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已有用于纺织的原始腰机。在浙江湖州的良渚文化遗址中竟出土了5000多年前的丝带、麻绳、麻布片，最让人惊叹的是还有一块没有完全炭化的绢片，说明当时良渚人的纺织技术不亚于他们制作玉器的技艺。
考古专家对反山12号墓的墓主人反复研究，为什么只有他墓中的玉器全部是真玉？为什么只有他的墓中同时出现玉琮、玉璧和玉钺？这是否代表他集神权、财权、政权于一身？他是否就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呢？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莫角山位于反山遗址的东南面，这里有一个比周围高出3至8米的长方形土墩。这个土墩与反山一样，也是人工堆筑的，面积有30万平方米。大土墩上还有三个小土墩。
1993年，在一个叫莫角山的地方又有了新发现；工作现场；土墩的泥层面上密集清晰的夯窝
夯窝洞内有木柱腐朽的痕迹，洞底有坚硬的台面
一块没有完全炭化的绢片
这些刻在玉器、陶器上的神秘符号，是否就是良渚人创造的原始文字
考古专家严文明推测：这里一定有成组的大型房屋建筑。这在当时条件下，可以算是颇为雄伟和气派了。很有可能，它就是中国最早的宫殿。
也许这里埋藏着的，正是5000年前良渚古国的都城；这片恢弘宫殿的主人，也许就是死后葬在都城外反山大墓中的那个人，那个统治良渚古国的国君。
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在古文献收录的远古传说中，还是能隐约找到良渚古国的影子。
在中国一直流传着大禹治水的传说。大禹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诸侯防风氏，他统领的古国据说就是良渚古国。然而有专家考证，古防风氏之国应在今天的山东境内，而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在浙江和江苏的环太湖地区，地理位置相去甚远，他们更主张良渚古国可能是蚩尤部落集团中的羽人国。
相传蚩尤麾下有一个九黎族，九黎族中的一支把鸟、兽当作祖先，崇拜鸟兽图腾，被称为羽人国。在良渚玉器上，有很多鸟兽图案，以此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属于蚩尤集团的羽人国。
的确，目前对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就是对反山的大规模挖掘也只探查了这个遗址的很小一部分。由于眼下文物保护技术还比较落后，考古专家们不愿意把埋在地下的宝藏马上打开。他们回填了所有的遗址，为了保护这片土地下的人类记忆，他们默默地等待着能够解开秘密的一天。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1）
青铜人头像
1929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农人燕青保和兄弟三人在挖蓄水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宝藏。在那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燕道诚与众多玉器商人所不知的是，就在离他家不远的地下沉寂着为数更多的千年宝藏。
直到五十七年后的1986年，这些器物的一部分才得以重见天日。
1931年春，正在广汉做传教士的英国牧师董宜笃从燕道城手中拿到了几件玉石器，随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戴谦和教授。美国人葛维汉在华西大学博物馆担任馆长。当他第一次见到那几件玉石器时，隐约地感到一个重大的机会即将来临。
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与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名均教授组建起一支考古发掘队。他们在月亮湾燕道诚家的院子旁首次进行了发掘工作，从而揭开了中国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但是这一次他们和仅仅600米外的三星堆遗址错肩而过。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骥先生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王家佑等人来到广汉。他们重新提出三星堆一带有古文化遗产的可能。三年后，四川省博物馆的王家佑、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王家佑在燕道城家里住了许多天，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在王家佑的一再鼓励下，燕道城一家终于将家藏的玉璋、玉琮、玉钏、石壁等文物贡献出来。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研究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
从1970年开始，有人在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搭建起砖瓦工厂，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遭受破坏。那时，正在广汉文化馆当文物干部的敖天照见此情形很是上火。
敖天照先生为古代遗存四处奔走，1980年5月，四川省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为1200平方米的抢救性发掘。考古者发现了龙山时代和据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两年后，国家文物局决定对三星堆专款专项考古发掘。
1986年，四川省考古所在三星堆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领队：陈德安，副领队：陈显丹。这一年，是中国的虎年，按照传统的说法，会有许多人成为命运的幸运儿。
四川大学的林向教授与霍威、李勇宪及20名考古专业的学生一同参与发掘。
在考古现场，考古者小心地揭示着表土下面的蛛丝马迹，而砖窑厂的工人们却加大力度拼命挖土。
一个巨大的秘密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1986年7月18日。这天下午，砖厂工人一个惯常的动作突然改变了考古发掘的全部节奏。
陈显丹：“我们当时在那里整理这一年年初的挖掘材料和资料，在我们整理时的有一天下午，有一个民工，就到我们这告诉我们说，又挖到了几件玉器，几件玉器被他们挖土的民工抢了，大家把它们哄抢了。”
通过考古队的成员向当地百姓的宣传，大家最终还是归还了这一批玉器。
一个宝藏的门显现出来，但谜底是什么呢？
陈显丹：“我们当时判断以为是一个大墓，象在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一样。”
7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陈显丹先生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现场显得非常安静。有一个细节引起陈显丹的警觉――当时，他的手碰到了一件东西。
陈显丹：“那天晚上就打开了这个宝库的大门，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就挑出了在灯光底下一点点发光的东西，上面有一些花纹，这些花纹是一条鱼，当时一看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我就用竹签慢慢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越挑越长后来弯弯曲曲的就出来了，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
当夜，四川省考古所的赵殿增先生听到了敲门声。
赵殿增：“当时那会儿我还是单位的这个主任，这个陈德安就是晚上敲的我的门，一开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重大发现，重大发现，跟真人那么大的铜头、铜人头，而且还有一个金拐杖，金灿灿的，我们赶紧给它盖了，是派人去守了，说赶紧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