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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显丹先生从当时的祭祀习俗推测到：掌握神权的巫师不会自己制造危害自己生命的祭法，当时的古蜀人为求得神灵的保佑或宽恕非自我牺牲不可，因此制造出若干个替身。这些替身中，不排除是他们仇视的人或鬼神以及战俘的偶像。
在三星堆王国的时代里，同一时间或以后的世界许多地方，都有关于祭祀、下葬或重大活动中，以人作为牺牲的记录。在三星堆的墓葬中，人们至今没有发现有人牲或殉人的现象。如果这些铜人头就是用作牺牲的话，那也仅仅是某些人头的替代品。
三星堆的铜面像既不像现在的四川人，也不像蒙古利亚人，它们所代表的是哪一支人群，一直是人们猜测的话题。
孙华：“所有的人，不管是地位高的、地位低的，不管是神还是人，不管是大还是小，它的脸部造型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这是当时人们认为可能是最好的一种面部的表现形式。”
从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罩与戴金面罩的铜人使人们的联想多了起来。
金面罩出土于1986年7月27日。而当1986年8月14日，4件戴有黄金面罩的青铜像出土时，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了西亚与北非的同类器物。
与三星堆黄金面罩同时出土的一支由黄金制成的棍状物，经过复原，发掘者将其命名为金杖。这件器物长：143厘米，直径：2点3厘米，重：463克，用纯金皮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这件器物在入土前遭受过人为的毁坏，但上面长达46厘米的手刻图案仍然是清晰的。
金杖上有鱼、鸟和剑的图案，似乎表明了使用者的标志意图。林向、陈显丹先生从图案上的鱼和鸟分析认为金杖的主人是鱼凫王。对于这件器物是否称之为杖，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
孙华：“它是不是杖，现在也是不能肯定的。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它不是直的，它是一个圈，从那个出土的情况来看它是一个环形的。那么它是一个带还是一个杖，现在就不能肯定。姑且认为它是一个杖。”
由于金面罩、金杖多见于古埃及和西亚的墓葬，所以人们的目光便很自然地从三星堆向西移去。
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霍巍先生认为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因素可能受到了来自遥远的西亚、中亚文明的影响。对此，学者们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孙华：“就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也会拿着杖。所以根据这个有杖无杖去和西亚进行联系，那是比较牵强的。”
古埃及的艺术家制作出金面罩，也许是为了用不朽的金属遮盖住死者一定会变形的脸，以达到法老们灵魂不朽的目的。三星堆的金面罩是附着在青铜人头像上面的，其目的是什么呢？孙华先生认为，金面罩不是面罩，它是古蜀人为青铜头像装点的黄金的皮肤。
高国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巫师通常是生理有缺陷的人，或者有癫狂病、神经质。病态的人表演虚幻的巫术，人们便用虚幻的心情去接受，巫术的效果便显得格外逼真。传说中治水的大禹就曾模仿巫术。
同样是出于通神的目的，三星堆王国的艺术家们获得了最高权利的特准，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以蜀人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制造出通达神灵的面具和偶像。只是，那些面具并不是为活着的人设计的，铜的面具是为铜人设计的。
在三星堆的二号坑中有两件器物也许就是为了显示通神的。一件名为“兽首冠人像”，他的下半身已经残断。另一件名为“人身鸟爪形人像”它的上半身已经残断。从这两件铜像的造型与装束来看，它们属于同一类铜像。复原后的“戴冠鸟足铜人像”就很可能应当是头带异形冠，身着对襟短群，下鸟足或下着鸟爪形连裤鞋，脚踩飞鸟遨游云头的人或者神的形象。
孙华先生认为，这件“鸟形足的装束”已经向我们暗示，整个鸟足戴冠铜人像实际上表现的是一个装扮成鸟模样的人像。至于该铜人像双足下踩着的两只后尾已经化为云气的大鸟，则蕴含有踏着飞鸟或云气之类的东西升腾的意义。
三星堆王国的统治者希望与太阳神发生联系，他们需要一个中介物，那就是飞翔的鸟。三星堆王族用鸟作为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他们的神职人员也要时常打扮成鸟的样子与神交往。他们将这种通神的愿望用制造器物的方式表达出来，用陶器、用石器、用玉器，直到用贵重的铜精心铸造。
1986年7月至9月，三星堆遗址异常热闹。两个月来，巨大的收获已经使考古者亢奋不已。这一天，好奇的人们听说考古队在坑中发现了一个人，当考古者将坑里的人抬出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简直难以置信，因为那个人是用铜制作的。考古者称它为青铜大立人。
这件青铜立人被发现的时候，人们看到它从腰部拆段为两节。可以推想，当时击打的力度是相当猛烈的。
修复后的立人像底座高80厘米，人像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人像及底座通高2米62。
立人像面部特征为高鼻、粗眉、大眼，眼睛呈斜竖状，宽阔的嘴，大耳朵，耳垂上有一个穿孔。脑袋后端有发际线。立人像身躯瘦高，手臂和手粗大，很夸张，两只手呈抱握状。
三星堆青铜立人像的头部与同时期出土的青铜人头的造型基本是一致的，不过拥有身体的雕像仅此以件，并且十分高大。这不是一件写实风格的雕像，从人物的骨骼上分析，他的躯体不符合正常人的比例。这件雕像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的人。那么，这尊青铜立人像代表的可能是谁呢？当年的发掘者陈显丹先生认为他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段渝先生从立人像的体量推测它是蜀王的象征。
赵殿增先生同样从制造者选取材质的角度考虑，认为立人像在众铜人像中指挥着全局。
这种全身青铜雕像在中国地区是罕见的，它的出现显得十分突然，于是，有的学者在近东地区寻找着这一特征的渊源。
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0世纪初便开始使用青铜制造雕像。古代的爱琴文明也有大量的青铜雕像。
第一部 文明前传
三星堆：文明孤旅（4）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象牙及器物一角
今天的人面对这尊雕像时，疑问的目光往往会落在那双夸张的大手上。这双大得出奇的环握状的手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那么这双巨大的手里面原本是空空的吗？如果不是，他可能把握着什么呢？这两只手握成的圆形并不是同心的，也就是说，这尊大立人把握的器物应该是两件或者是一件弯曲的东西。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握着的应该是玉琮。玉琮是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玉器，流行于5000年前中国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中。
澳大利亚学者诺埃尔·巴纳德认为，立人像双手的位置几乎不可能抓住像琮这样外方内圆的物体。由于上方的一只手握成孔的直径要大一些，双手的位置清楚地表明所执物体必须有一定的弯度，所以他推测立人像双手中的物体可能是一支牙尖向下的象牙。
而钱玉趾先生认为立人像应该是古蜀人的宗教首领像，铜像双手所握的是类似彝族巫师的法具神筒。
钱玉趾：“这个签筒是竹制的，或者是木头的，被烧之后就不存在了，所以留下两个空的手的形态在那里。”
孙华先生分析说，立人像的衣冠饰件均为青铜铸就，如果他双手果真要持通天柱或神筒柱这样的法器，那也应该由青铜铸造才是，不应偏偏是这个物件要拿木头或竹子来制作。
赵殿增先生从三星堆的许多器物中归纳出奇特的手的造型。所有人物的手都特别大，特别突出。我们从立人像同期出土的其他人像上，也能看到双手环握的手型。
陈显丹：“我认为它还是一种手势，他手里并没有拿东西，好像巫师在做法时的一种动作，就是在不停的比画的。”
大立人被认为是权力至高者的另一个理由是他那套华丽的服装。关于服饰，学者们首先在其衣服的左右衽上有着不同的看法。所谓右衽衣是指衣服领子的开口在右侧，简称右衽。至少在西周以前，中原人认为一些少数民族的衣领是左衽的。
那么三星堆大立人的衣领是怎么开的呢？陈德安先生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装上衣。但有学者认为大立人的内衣是“左衽长袖深衣”或“左衽长襟衣”。
而王孖、王亚蓉的看法是，大立人像的内衣为“左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衣服的形式上看，大立人的外衣前襟向左，容易给人以“左衽”的假象。
大立人的服装非常讲究，证明当时的纺织工艺已经十分发达。
古蜀人饲养桑蚕并以蚕丝制作丝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6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穿上布衣的人群。
我们今天难以完整地看到远古时期的纺织品了，它们不易保存，早已朽烂。三星堆大立人是由青铜铸造的，所以完好的保持了服装的款式。他的服装类似后来中原地区周人贵族在朝拜、祭奠、丧葬等仪式活动使用的具有古制的礼服，说明它模仿的人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在三星堆人像中，有一类服装是最常见的，它的样子是无领的，襟部与衽部连接处弧形圆转，开衽在身体前方的正中位置，腰部一律用带约束。这种衣服的样子好像是后来的对襟衣。这可能是三星堆人的常服或通常的礼服。
另一种服装是比较特别，仅见于这件跪坐人像。这个人像的形态比较丑陋，显露着凶恶的表情。他穿的是一件右衽短衣，与中原地区的右衽短衣是一样的。
跪座的习俗一直到南北朝与唐代还依然存在，当椅子还没有传入的时候，跪座或席地而坐是一种最常见的坐姿。三星堆的艺术家制作出这样一个跪座人物造型，其跪的本身可能并不是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