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愦怼�
通过阅读他的言论，重新回顾上世纪60年代前后在“左”的思潮控制下的文艺界状况，深刻感受让斗争哲学干预和践踏文学艺术殿堂的那种残酷和悲哀，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独立精神的顽强与可贵。
聂绀弩的这些言论，有幸保存在他被判处刑罚的司法档案中，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被发现出来的。这在当时肯定是一种被举报的材料，有些当然也是充当了定性聂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证据的。无论如何，这些材料保存下来是弥足珍贵的。这里虽然只能从原始材料中摘录一小部分的内容，但我想也已足以显示它的阅读和研究价值。当然，聂绀弩也有他本身的认识的局限，他的言论未必都是正确的，这是需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的。而且，这些言论都是聂绀弩日常的随意言谈，然后变成了举报材料，所以，难免有种种不准确的情况，这也是我们在阅读和研究中不可求全责备的。
1964年10月18日上午，聂绀弩与登门造访的友人交谈，聂说：你知道现在文化界问题谁最严重吗？最初我还以为是阳翰笙、田汉，都不是。原来在半年前，陈毅在上海有个报告，提到有些人党龄很高、“比我还高”，他们在文艺方面也做过些事情是好的，可是他们最近完全不按中央的政策办事，这种人不管资格多老是要开除的。我初以为是搞阳、田，后来才知道不是，现在最严重的是邵荃麟，原来前年邵用“作协”名义召集一次北戴河的会，参加的有周扬、茅盾他们几个人，提到写中间人物的问题，周扬也讲了话，认为可以写。邵、茅又在大连开了一次作协的会就提出来，事情被上头知道了，大发脾气说这不是完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张唱对台吗？事先也没有关照，事后也没有报告，于是周扬他们就把事情向邵荃麟一推，这样，邵就严重了。
1964年10月31日下午4时，与友人在家闲谈，聂说：邵荃麟的事情公布了，你看见吗？屁那么小的事搞得那么大，好家伙！人家是多少年痛苦经验中得出来的意见，是谈文艺创作，你却把他拉到政治上来，这有什么道理呢？事实是如此嘛，英雄人物总是由中间人物发展下来的，你不写中间人物就没法子搞更多的文艺创作，这是文艺界多少年来的经验。好，这就给你扣个帽子，把个胡风拉出来与你相提并论。这不是邵荃麟捡起了胡风的刀子，而是他们捡起对待胡风的刀子来对待邵荃麟！
我在北大荒有一次曾经考虑过，胡风这个人真是聪明，他有许多看法是很尖锐很透彻的，他早就说过你们要糟糕的，你们将来会自相残杀！想起来真是惭愧，我就没有这个预见，在许多问题上我就没有他看得深远。胡风那“五把刀子”没有一把不是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在文艺问题上是站得住的，你拿他当政治问题，拿党来压，整个党去跟一个人较量，就算胡风不是一个人，有个集团吧，也不过现在整出来的几十个人，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搞胡风那个时候不是声势煊赫，闹得满城风雨嘛，连我都整在里头，都是胡风分子，最可怜的是一些青年人，爱看些文艺书，看到胡风的东西就向人吹，这一来就算胡风分子，反革命。部队里有一个年青人，为此一直坐牢坐到现在。
胡风有许多见解是接近真理的，他早就说过不能写英雄人物，你自己不是英雄你没有英雄的思想感情，你没有他的生活体验，你写出来只是假的，是捏造的英雄人物，只能骗中学生和小孩。
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真实的英雄人物都是从中间人物发展出来的，他们都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人物逐渐转变成功的。一个无知无识的农村老太婆，由于社会的压迫，由于地主、军阀和保甲长的压迫，她活不下去了，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她才逐渐参加革命，这才是客观真实。写一个农民放下锄头去参军，听几个报告，他就革命了，他就是非常纯洁，非常勇敢和坚定的革命战士，这不可能，这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水浒》里许多英雄人物，他们都不是天生的英雄，他们本来也没想到上梁山当英雄，特别是宋江这样的人物，他就没想到上梁山当头头儿，他是经过许多波折逼得他没路可走才上了梁山的，所以说“逼上梁山”这是有道理的，他们当了英雄也都有缺点，《水浒传》写得好也就是写出了这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真实的英雄不是天生的，是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也不应是作家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是根据真实的人、真实的社会环境提炼出来的。如果说文艺作品只能写毫无缺点的英雄人物，都是天生的马列主义，这就只能搞假人物，这个道理对小学生讲都会相信的，可是对作家们讲他们就没办法做到。
荃麟的意见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也是根据这些年来作家们的失败经验提出来的，这次的问题那么严重也不是由于他提出来，而是提出来之先没有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其实他提出来的时候中宣部也不是不知道，周扬、林默涵他们全都知道嘛，还有茅盾，只是中央领导不知道，等到事后看到了发表的意见才大怒，认为跟座谈会唱对台，最后把问题推到荃麟身上，都是这个原因。
杨献珍的问题也是一样，人家从另一方面提出补充，使得一分为二的观点更完整，而并不是推翻，或是有意的唱对台，可是就拿出来整，这样人家是不会服气的。
1964年11月16日晚，在莫斯科餐厅与友人小聚，饭间，聂说：‘五七年’左右真是个黄金时代，吃的东西什么都有，而且每家馆子有每家馆子的特点，现在呢，都一样了。文章也是如此，刚解放时有些报告文学写得真好，有真感情，现在呢，不敢写。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剧本可以说写一个成功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是写一个砸一个，没有办法。现在没有人带着真感情写东西的……
我想，鲁迅如果不死，会好一些，论地位他在郭沫若、李济深之上，他应当有宋庆龄的地位，副主席再挂一个科学院之类的名义，他可以不写文章，他的性格也决不会像郭沫若那样，这就有个可以讲实在话的人。现在不是，都是唯命是从的，都是唯恐马屁拍不上的，所以有现在这个局面。
外国人写传记文学很少好的，他们是写效果、写政策，而不写人，人的本身活动，人的思想，人的各种感受和他的反应，这才是有血有肉的人。中国不同，中国传统的史，都是以人的活动为纲，写人物性格，写他的感情，他对于事物的直觉和如何解决，近年来我们也学了外国的一套方法，写历史和事实都看不见人，看见的尽是些政策措施。我们中国的史书，既是史也是文学，因为它真切动人，这个好处现在没有了。
从前看联共党史，一开始很看不惯，当然后来看多了也就不稀奇了。联共党史只写了两个人，列宁和斯大林，难道真的是这样？中国人写项羽是项羽，有血有肉，写诸葛亮是个活的诸葛亮。联共党史呢，就是政策和文件记录。
现在没有人写文章，有些人写文章也写得不好。现在没有办法写文章，因为不能写人。
这几年来文艺界什么成就都没有，有什么东西呢？有《东方红》吧。有好多事情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干的，《东方红》单是演员夜宵费每晚得花4000块钱，不要说不收门票，就是收门票也收不到一万块钱，够开销吗？
1964年12月11日下午，友人交谈中议到前几天《人民日报》发了一篇关于批评《早春二月》的文章，该文说《早春二月》内容是反动的，因此说“艺术性很强”这句话都不对。聂接住说：“艺术性越强，内容反动就越应该反对”，这有什么理由呢？文艺这东西很细致的，不可能由你简单地提出一句话来就做了定律。我做过研究嘛，艺术性和内容有统一性，《水浒》、《红楼》这些作品的内容和艺术性是统一的。《水浒》、《红楼》的内容也不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封建的，它带有封建糟粕，它是甲封建反对乙封建，是彼胜于此，而不是离开了封建社会的局限，因此从内容说也有反动的一面，那么你就反对它的艺术性？再说有些小说极个别的也有内容完全反动而艺术性强的，比如《荡寇志》之类，但是它不起影响嘛，你反对它有什么用，还不是抬高了它。大家都知道《水浒》，知道《荡寇志》的人就不多嘛，有什么害处呢？什么是反动，什么不是反动，也不能呆板地看。科举制度是反动的，可是在唐代初期它是从士族门阀制度中开辟了一条挽救封建制度危亡的路，是把寒族士子引到政府中来的良好办法，特别是武则天时代，科举取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也不能笼统地说科举制度就是完全反动的。这两年没人敢说话，你一提什么，他就拿毛泽东思想出来堵住了。最近很多人感到不安，叫人感到窒息，越来越觉得没话可说。
你说艺术性越强内容越反动就越应当排斥，那么这张《圣教序》内容反动得很，你就排斥它，就不学王羲之的字，这不是笑话吗？艺术性是一种技巧，资产阶级可以用，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各自为其内容服务……
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这本来可以。可是现在除了那个第一位之外就没有第二位了，谁都不敢提这个第二位，结果只有一个第一位，这叫提倡艺术呢，还是摧残艺术？
我是不看报，最近有人到我这里来说，《人民日报》登出一篇不是批杨献珍、就是批周谷城的文章，怎么看怎么不通，看来看去不能自圆其说。他说登出像这样水平的文章是《人民日报》的耻辱。我反正见了这些题目都不想沾一眼。
1965年1月17日，数友人同在“四川饭店”晚饭，聂绀弩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