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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次有经验了，关门整，不让自己机关整，调查研究做得细，这样偏差就少，先党内，后群众，大家也心服。老聂他们还怕将来划阶级，我说你们不要怕，就是划个资产阶级也没什么，我们这些人“帽子”戴惯了，不比有些人死要面子，再说资产阶级的帽子戴过两年，人也就死了，还有什么身后是非呢？老聂的诗，传和不传，这也没有什么，历史上多少有才华的人只字不传，多少莫名其妙的人享了大名，这都是际遇，不是虚无主义的话，人生的一切行事，都是雪泥鸿爪。
我入党比老聂早，由于一个老师的介绍，我读书那家中学本来就是党办来培养人才的，大革命以后我被捕，二次被捕，三次被捕，后来我找不到关系，从此就浮游了多少年，反右运动整我，主要是调查我被捕和脱党的原因，后来查明了，没问题，也就算了。老聂当了20年党员，也终于在1957年开除，这叫做春梦一场，也是各人的际遇。
（这次整风）周颖很担心张执一下台了，他俩失去靠山，他们住的房子邮电部要收回，是张执一说了话，现在张倒下来，他们怕邮电部再要房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告诉他们放心，连一个普通市民都不能没房子住，有合适就搬，没合适就赖着也没办法。周颖说很可能落后的人这次会再戴上“右派”帽子，我说，这次运动更细致，不像“五七年”，我们这些人这几年来谁也不敢乱说乱动，没有事实人家指摘不了，牢骚谁都有，毛主席也有牢骚，不公开，在家里谈谈，没有在机关鸣放，那又有什么关系？思想问题作思想问题处理，检讨检讨也就算了。有人说老聂的诗反动，他也很担心，其实又有什么呢？他最大最大的吃亏是相信文怀沙这种人，诗让他老婆抄，传了出去，文这个人还能相信的吗？最近还好，有了警惕，不过他还是同情文的遭遇。老聂的文章，特别是“反蒋”时期写的短文，锋利精辟，虽然没有鲁迅精练，但气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是起过影响的。他真有才华，现代人做诗像他那样也少，他的诗不落俗套，没有一句是前人气息，但又是很好的旧体诗，这个人真聪明。有些诗是发个人牢骚的，比如红楼梦那几首，写晴雯，有“红袄脱身”的句子，指开除他出党；“补裘”指给党做过许多事，诗里大意是你开除就开除，我自己找我自己的路子。像这些诗，说他反动，真冤枉。这些诗一般人看不出问题，我们老朋友知道他的，才明白是有所指的。
向思庚上述谈话非常乐观，认为整风运动是很细致的，一切事情都“没什么”，说老聂的诗反动“真冤枉”。时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爆发，飓风席卷，还有什么细致可言呢？他也顾不得老聂冤枉不冤枉，不得不对老聂进行揭发批判了。
向思庚给司法机关写了两页材料，标题曰“检举聂绀弩的反动诗”，内容是：
摘帽“右派”分子聂绀弩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曾经写下了一些极其反动的旧体诗，其中有《红楼梦》人物的几首，是反对“三面红旗”，为“右派”翻案的极恶毒的毒草，但内容又极其隐晦，一下子是难于分辨出来的。现仅凭我记忆所及，检举出来，可惜我记忆的不够完整而已。
接着，抄录了《紫鹃》、《尤三姐》、《妙玉》、《晴雯》、《探春》，共5首诗。然后说：“以上的诗要联系聂绀弩自己在历次运动中的处境，以及开除党籍、划成‘右派’等情况来看，就不难理解了。”落款为1968年6月8日。北京市第十三中学革命委员会附署“材料供参考”，加盖了公章。
向思赓的检举，与戴浩写的材料如出一辙，言不由衷，被迫而为罢了。
向也是湖北人，早年在武昌崇实中学加入中共，后入复旦大学，参加过“左联”。1950年至1974年执教于北京十三中。1994年读聂绀弩诗集时遽尔去世。
据《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拾遗草？记思庚》附注：戴行健给侯井天的信中说，1994年5月26日戴去向思赓家中送书，向思赓接到《聂绀弩旧体诗全编》爱不释手，只顾埋头看书，戴帮他做了午饭，下午两点多告别。次日上午10点，向的儿子来看父亲时，见向躺在地上，满脸是血，不知何时摔倒，送医院诊为脑血栓，已无救。向儿子见其父读聂诗而死，遂将聂诗《记思赓》套印于讣告中。
向思赓孑居一室，阅读聂绀弩诗集时，是否会联想到他对聂写“反动诗”的检举，是否会因此有所内疚，至于病情突发，均未可知。但他的猝死，颇感惨然。
关于王次青
1965年1月2日上午，王次青去到聂绀弩家中，专为拜年。送给聂公两盒带过滤嘴的中华牌香烟，这在当时为高层人士专供物品，殊为难得，聂公非常高兴。聂留王吃中饭，下午王邀聂和周颖到王家去打桥牌。戴浩和向思赓也先后到了王家，晚上王次青做东，在“四川饭店”吃喝畅叙。
从档案材料中这一情节的记载，足可看出王次青和戴浩、向思赓一样，常在聂绀弩身边周旋。
黄苗子也常出入于聂家，但他与王次青素不相识。一次在聂家碰面了，经戴浩介绍，黄苗子才知道王次青供职于出版局的版本图书馆。版本图书馆正好与黄苗子所在的美术出版社同一个院子办公，从此，黄苗子对王次青的情况便有了较多的了解。据说王次青曾经多年跟随张治中，在西北地区一度走红，担任过《新疆日报》社长。进京后，在出版总署主编图书杂志，不知犯了点什么错误，调到了版本图书馆工作。
王次青与聂绀弩既不是同乡，也没有共事的经历，不清楚他们是如何结成了很不一般的朋友交往。
在法院的审问笔录中，审判员讯问到聂发表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时，为提示聂的回忆，有意问了一句“你认识一个姓王的吗”，聂当即反映说“是王次青”。这说明王次青写的检举材料，主要是关于聂的言论。聂绀弩从来没有给王次青写过诗。
聂绀弩赠诗较多的是给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稿，不知为何也都进入了司法机关。侯井天将这篇拙文复印寄黄一份，黄读后又圈又点，赞叹诗好，但对这些诗及聂公原稿的来龙去脉，却只字未提。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当我以偶然机会接触到聂绀弩档案的时候，聂公本人早已作古，就连戴浩、向思赓诸位可以作证的人，也都各自安息而去。黄苗子虽然健在，已是90以上的耄耋之年，我曾有意登门拜访，解开聂诗入彀被祸的疑团，但又怕惊扰老人的晚景安宁，所以打消了此念。
转念一想，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盘根究底。阶级斗争紧绷的那些年代，凡是过来的人，对那些莫名其妙的蒙骗、中伤、倾轧、明枪暗箭的事情，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个阶级斗争弄得风声鹤唳，疑神疑鬼，有的人就天天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捕风捉影向组织打报告。一些自身有什么历史不清、成分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事，更是时时担惊受怕，只恐半夜鬼敲门，为了自身寻求保护和安慰，只好做出某种积极表现来，不惜从亲戚朋友身上找一些有举报价值的东西，打个小报告向组织邀功。除了检举他人之外，从自己身上剖肠挖肚，今天检讨，明天交心，也是那个时代的风气。当年的极“左”思潮的狂热性，带有一种宗教意味。一般平民受蒙蔽的且不说，甚至一些知识界人士也已经心痴神迷。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这是聂绀弩一位朋友当年向组织写下的一个交代材料：
1965年2月27日下午，下班后，到了聂绀弩家，因为他答应给我豆豉，特意来拿。聂和周颖留我吃晚饭，我说马上就要回去，家里有人等。我拿了一包豆豉和一块臭豆腐，又问他有什么好小说可看，他带我进书房，一面说：我这地方好小说没有，坏小说也没有。最后他借我一本《蜃楼志》，说这是讲广东的事的。我又挑了一本《蜃楼外史》。
回家打开那本《蜃楼志》一看，原来书内还夹着一本极小的本子，是淫书《杏花天》。当时我自己思想斗争了很久，决定先把它包封起来，不看。打开了《蜃楼志》，还是有许多淫猥的内容，我经不起诱惑，老毛病又犯了。
第二天非常后悔，说明我在阶级斗争面前还是很经不起考验！
现在已把这些脏东西都封起来捆好，准备还给他。并且把这个事实，作为永远的沉痛教训！
如果用现在的理念，去观照过去那个时代，会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朋友那里借来的书，就算是一本淫秽小说吧，事先并不知晓，既然借来了，你看也好，不看也好，这有必要向组织写一份检查报告吗？扯得上阶级斗争问题吗？看了就是经不起考验吗？算得上什么“永远的沉痛教训”呢？要是一个刚刚入党入团的幼稚的青年人“向党交心”也就算了，你还是一个大知识分子，这不叫人笑掉大牙嘛！
像这样的人，既然对自己的一点小疵都主动向组织报告，那么，当他看到听到朋友的言行不合时宜时，能不去检举吗？而且，他不会认为检举朋友是什么不道德、不义气、不光明的行为，似乎理所当然就要那样去做，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时尚吧。
关于聂绀弩的豁达姿态
聂绀弩完全想不到在他的“物以类聚”的朋友中，竟然会有告密者。直到他在监房里蹲了十年，也从来没有想过他的那些“罪状”是谁检举的。这似乎不合常理。经过了十多次审讯，指控了你那么多的诗和言论，你怎么就不想想司法机关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文化人的超然物外的疏放和豁达。他的10年牢狱之苦，祸根首先发自他的朋友，然而，他竟然没有怀疑过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