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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考虑关于联邦的各种计划和报告，该委员会由每一殖民地各派一名委员组成。委员会碰巧选择了我的计划，于是经过了一些修改以后，我的计划就被报请州议会考虑采纳了。
按照这个计划，联邦政府将由总统一人管辖，总统由英王委任并受英王节制。各殖民地州议会中人民代表选举内阁阁员。在代表大会中，代表们一面讨论着印第安人事务，一面却讨论着这个计划。代表们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但是他们终于克服了各种困难，全体一致把它通过了，并把抄本寄送商务部和各州的州议会。这个计划的结局是很奇特的：各地的州议会不赞成这个计划，因为它们都认为联邦政府的特权太大了，但是在英国人们却认为这个联邦政府太民主了。因此商务部不赞成，也没有提请英王批准。有人提出了另一个计划，据说它更符合要求。按照这种计划，由各州州长和部分参事会同商量练兵和修建炮台等事宜。所需费用由大不列颠国库垫付，事后由议会向美洲殖民地征税来偿还。我的计划和支持我这个计划的理由可以在我已经印行的政治论文集中找到。
那年冬天我在波士顿，我常常跟瑟力州长讨论这两个计划。我们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部分谈话也可以在这些政治论文中找到。人们用不同的、相反的理由反对我这个计划，这就使我猜想它实在是一个真正折中的办法。到现在我还以为假如当年我们采纳了这一计划，对大西洋两岸都有好处。按着这个计划联合起来之后，殖民地一定会有足够的自卫能力，那就不需要英国的驻军了，当然也就没有以后向美洲征税的借口了，因课税而引起的流血斗争也都可以避免了。但是这种错误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由国家和帝王所造成的错误。
环顾四海，看得清自己利益的人，或是看见以后能够急起直追的人何其稀少l执政的人，因为事务繁忙，一般都怕麻烦，不喜欢考虑或是执行新的计划。因此大多数优良的议案不是经过事前的深思熟虑，才被采纳的，而是由于时势所迫勉强地被接受的。
当宾雪法尼亚的州长把我的计划送交州议会时，他表示赞同，认为“在他看来这一计划似乎判断精彻，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因此值得州议会加以最细心的和认真的考虑”。但是有一个议员使用了一个狡猾的策略，趁我偶然缺席的机会，使州议会讨论了这一议案，而且完全不加考虑，马马虎虎地否定了它，我不但认为这种策术十分鬼鬼祟祟，完全不正派，而且对于结果表示十分遗憾。
这一年在赴波士顿的途中，我在纽约遇见我们的新州长莫理斯先生，他剐从英国来，以前我跟他很熟。
他奉命来接替哈密尔敦先生，后者因为受了业主训令的约束不可避免地要与州议会发生争执，因而感到厌倦而辞职了。莫理斯先生问我，在我看来是否他也会像前任州长一样地感到处境困难，办事棘手。我说：“不，相反的，如果你留心不跟州议会发生争辩，你的处境可以一帆风顺，完全称心如意”。他愉快地说：“我亲爱的朋友，你怎么能劝我避免争辩呢？你知道我喜欢跟人争辩，争辩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乐。但是，为了表示我尊重你的劝告，我向你保证我将尽可能地避免争辩”。他爱好争辩，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他能说善辩，是一个精明的巧辩家，因此在争辩中一般总是胜利的。他在这方面从小就训练有素，据说他的父亲饭后坐在桌旁，常常使他的孩子们互相争辩以为消遣，但是我想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因为根据我的观察，凡是喜欢争论、抗辩和辩驳的人在工作中一般总是倒霉的。尽管有时候他们获得胜利，人们总是憎恨他们的，获得人们的好意对他们比胜利更为有用。我们分手了，他到费城去，我上波士顿。
在归途中，我在纽约看到了州议会的议决案，从这些议决案看来，好像尽管他向我作了保证，他和州议会的关系已经十分恶劣了；在他任职时期，他和州议会之间一直是你枪我刀，不断地斗争着。我也参加了这场斗争。因为我一回到州议会，他们就要我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驳复他的讲演和咨文，而委员会总要我起草这些文件。我们的答复和他的咨文常常是很尖酸刻薄，有时竟是粗鄙的谩骂。他知道这些答复是我替州议会写的，因此人们也许以为当我们见面时，我们难免要唇枪舌剑一番。但是他却是一个居心忠厚的人，所以我们两人间并不因这些争执而引起个人的嫌隙。我们还常常在一起吃饭哩！
有一天下午，正当这公务上的争吵达到高潮时，我们在街上碰到了。他说：“富兰克林，请你跟我一块儿到我家去消磨一个晚上。我有一些朋友要来，你会喜欢他们的”。他挽着我的胳臂，领我到他家去了。饭后，我们一面喝着酒，一面愉快地谈天，他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他很喜欢桑绰·潘查的想法，当有人提议叫他做国王时，他请求让他统治黑奴，因为那么做，如果他和他的人民意见不合时，他可以把他们卖掉。有一个坐在我旁边的他的朋友说：“富兰克林，你为什么始终偏袒这些该死的教友会教友？你把他们卖了，不是更好么？我们的业主愿意高价收买哩！”我说：“州长还没有把他们涂得够黑哩！”他确实在他所有的咨文中竭尽其能事地想把州议会涂成漆黑一团，但是州长刚把黑色涂上，州议会便尽快地把它擦去，而且把它回敬给他，涂在他自已的脸上，所以当他发现看来他自己将变成黑人的时候，他像哈密尔敦先生一样，对于这种争执感到厌倦了，他就辞职了。
这些公务上争执的终极原因是业主，他们是我们世袭的州长，每当为了防御他们的领地而需要负担费用时，他们的吝啬小气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们训令他们的代理人不让征收必需捐税的议案通过成为法令，除非在同一法令中明文规定他们巨大的财产获得豁免。他们甚至要他们的代表具结担保遵守他们的训令。州议会连续三年坚决反对这种非正义行为，虽然最后它终于不得不屈服了。最后，继任莫理斯州长的田尼上尉终于大胆地拒绝执行这些训令了。这件事的经过情形我将在下文叙述。
但是我讲得太快，抢到故事的前面去了，在莫理斯州长任内，还有几件事需要一提。
在某种意义上对法的战争已经开始了，马萨诸塞湾准备进攻王冠岬，派遣了昆瑟先生到宾雪法尼亚，鲍纳尔（后来成为鲍纳尔州长）到纽约去求援。因为我是州议员，熟悉议会里的情况，又是昆瑟先生的同乡，所以他便要我利用我的地位帮助他。我口授了他向州议会发表的演说，这篇演讲的反响良好。州议会通过一万镑的援助，用来购买粮秣。但是州长拒绝批准州议会的议案（该议案包括这笔援助和其他给英王的津贴），除非议案中加入一条，豁免业主的财产支付任何因此而需要缴纳的捐税。虽然州议会极想使得他们对新英格兰的援助成为有效，但是不知道应当如何进行。
昆瑟先生努力敦促州长加以批准，但是他很顽固。
那时我提出了一个办法，不需要州长就可办到，那就是开贷款局董事的汇单。按照法律，州议会有权开该项汇单。事实上，贷款局当时没有多少存款，因此我提议这些汇单应当在一年中兑现，并且负担五厘的利息。我以为用这些汇单或许可以顺利地购得粮秣。州议会毫不踌躇地采纳了我的建议。这些汇单立即印制了，而我是指定签署和推销这些汇单的委员之一。收回这些汇单的经费是当时全州纸币贷款的利息和消费税的收入，这两者用来收回汇单大家知道是绰然有余的，因此立即获得了人们的信任，它们不但用来支付粮秣的费用，而且许多有钱人，手边有闲钱，就把钱投放在这些汇单上。他们发现这种投资是很有利的，因为当这些汇单在手上时它们有利息，在任何时候它们可当作现金使用，所以它们全部被抢光了，在几个礼拜以后，便销售一空了。这样，通过我的方法，这件要事是完成了。在他致州议会的措辞文雅的备忘录中，昆瑟先生表示了谢意，回家时因自己使命的完成而感到兴高采烈，并且从此以后他对我有着最深厚诚挚的友谊了。
英国政府不肯允许各殖民地按照奥尔巴尼的建议联合起来，也不愿意让这个联邦建立它们自己的国防，恐怕殖民地的武装力量会因此过分强大，因而意识到殖民地自己的力量。这时候英国政府对各殖民地已经怀着猜疑和忌妒的态度，因此它派遣了布剌多克将军和两个联队的英国正规军队渡海来美洲作为驻防军。
他在维基尼亚的亚历山大里亚登陆，从此向马里兰的弗雷德利敦进军，在这里他停止前进，等候车辆。我们的州议会听说这位将军对州议会有极强烈的成见，以为州议会反对他的军队，所以要我以邮务总长的身份，不是以议会的名义去拜访他，假装跟他商量，用最迅速稳妥的办法传递他与各州州长之间的信件，因为他必然要继续不断地与他们联系。各州州长建议邮递费用由他们负担。我儿子这一次随我同行。
我们在弗雷德利敦找到了这位将军，他很焦急地等待他副官们的回来。他派他们遍访马里兰和维基尼亚的边缘地区去收集车辆。我跟他在一起呆了好几天，每天和他一同进餐，我有充足的机会解除他的全部成见，我告诉他为了帮助他作战，州议会在他到达前已经做了的事，而且现在还是愿意尽力协助。当我正要动身回来的时候，收集运货马车的统计数字送来了，根据这些数字好像只有二十五辆车子，而且其中有些还是破旧不堪的。将军和他的副官们惊惶失措，认为这次征伐完蛋了，因为它无法进行了，他们怒骂英国政府愚昧无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