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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以我就让他保持他的意见。我想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这是最好的办法。团练的军官们开会时，选举我做团队的团长，这一次我接受了这一职位，我忘了我们一共组织了多少中队，但是我们有一千两百个雄赳赳的战士列队游行，还有一中队的炮兵，他们带有六门铜质野战炮，他们使用这种野炮颇为纯熟，每分钟发十二炮。在我第一次检阅了我的团队以后，炮兵们运我到家，坚持要在我家门口放几个礼炮，对我致敬，炮弹把我电学仪器上的几块玻璃震下来摔破了。事实上我的新荣誉也跟这些玻璃差不多一样地脆弱，因为不久以后英国政府废除了我们的团练法，我们的军衔也接着被撤销了。
在我充当团长的短短时期中，有一次在我将出发到维基尼亚旅行之前，我团队中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应当护送我出城直到下渡口。当我正在上马时，他们三四十个人，骑着马全体穿着军服，来到我的门前。事前我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否则我会加以劝阻，因为我生性不喜欢在任何场合摆威风。他们来了，我真十分懊恨，因为我这时无法使他们不护送我了。使事情更糟的是：当我们开始移动时，他们拔出了他们的指挥刀，一路上骑着马露刃前进。有人替这件事写了一个报告寄给业主，他大为不乐。当他在宾雪法尼亚州时，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隆重的敬礼，他的州长们也从未享受这样的敬意。他说只有王室的亲王才配受这样的敬礼。这也许是真的，但是我不大知道。无论是过去或现在，对这种事情的礼节我都是外行。
但是这种无谓举动却大大地增添了业主对我的敌意。由于我在州议会中有关他财产免税方面的言行，在这以前他本来已经很恨我了。我一直激烈地反对着这种免税，而且我还严厉地斥责他在要求这种特权时所表现的卑鄙无耻的不义行为。他向内阁控告我，说我对英王军务的完成是一个巨大障碍，说我利用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反对通过合适的筹款议案。他还引我跟我的军官们列队游行的事作为例证，说明我企图使用武力从他手中夺取宾州的政权。他还请求邮务总长依福拉·福根纳爵士免除我的职务，但是他徒劳操心，结果只博得了依福拉爵士的一顿委婉的训诫而已。
尽管州长与州议会间不断发生龃龉，作为一个议员，我在争论中是分担着很大的份儿的，但是在我与州长之间却仍然保持着一种谦恭有礼的关系，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私人的嫌隙。有时候我想他之所以对我不抱怨或很少抱怨，可能是一种职业性习惯的结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他咨文的复文是我执笔的。他受过律师的训练，他也许认为我们两人只是诉讼中争执双方的律师而已，他代表业主，而我代表州议会。因此，有时候他到我家里来作一次友好的访问，要我对一些疑难问题提些意见，他有时也接受我的劝告，虽然这是不常有的事。
我们共同合作替布剌多克的部队采购粮秣。当他失利的可怕消息到达后，州长火急地召我去见他，跟他共同商谈防止边陲城镇居民逃亡的方法。现在我记不起当时我建议了什么，但是我想我曾经建议他应当写信给丹巴，要他如果可能的话暂把部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保护边区居民，等到各殖民地的援兵一到，他或许可以继续进行征伐。等到我从边区回来以后，他可以命令我用殖民地军队去进行征伐，去取度垦堡，如果丹巴和他的部队忙于攻打其他地区的话。他提议任命我为将军。我对于我自己军事才能的估价低于他口头上对我的评价，并且我相信他口头上的评价一定超过了他真正的想法。但是也许他以为我的名望会有助于士兵的征集，我在州议会中的势力会有助于州议会的拨款来付军饷，并且或许此项拨款可以豁免业主财产的纳税。当他发现我并不像他预料那样地热中于此的时候，这一计划就被抛弃了。不久以后他就去职了，继任者是田尼上尉。
在我继续叙述我在这位新州长任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之前，在此不妨叙述一下我在学术研究方面声誉的蒸蒸日上。
在一七四六年，当我在波士顿时，我在那里遇见了一位斯宾斯博士，他刚从苏格兰来，他做给我看一些电气试验。这些试验做得不很完美，因为他的技术不很熟练。但是因为这个题目对我是完全新的，所以它们使我感到又惊又喜。我回到费城不久，我们的订阅图书馆从伦敦皇家协会的一个会员柯令逊先生那里收到了一根玻璃管作为礼品，附有说明书，解释做这种实验时使用玻璃管的方法。我热心地乘机重复我在波士顿看到的实验。经过多次练习以后，我也能很迅速熟练地做那些在英国寄来的书报中提到的实验了，同时我加添了几个新的实验。我说经过多次练习，因为在一个时期内我家经常客满，人们庙集来看这些新鲜的玩意儿。
为了使得朋友们能够稍稍分担这种负累，我叫玻璃厂制造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这些朋友也有了做实验的设备了，所以到了后来我们就有了好几个做实验的表演者了。在这些人中间，金纳司莱先生是最主要的，他是我的邻居，很有才能，由于他当时正失业，我就鼓励他表演这种实验来赚钱，并且我替他撰写了两篇演讲稿，务使实验的先后排列，讲解说明的措辞和方法，能做到由浅入深，从已知到未知的地步。为了这个目的他购买了一套漂亮考究的仪器，凡是以前由我自己制造的粗糙的小机件，现在都由仪器制造商做得很漂亮了。听他演讲的人很多，他们听了也大为满意。过了一些时候，他周游各殖民地！在各主要城镇表演实验，因此赚了一些钱。在西印度群岛，做这些实验可确实不容易，因为那里的空气很湿。
由于柯令逊先生赠送给我们那根玻璃管和其他物件，我们对他很感激，所以我觉得我应当告诉他我们用玻璃管做实验所获得的成就，我就给他写了几封信，报告我们所做的实验。他在皇家学会中宣读了我的报告，皇家学会起初以为这些报告没有重大价值，不值得在他们的社刊中发表，我曾经替金纳司莱写了一篇论文，说明闪电和电是同一体，我把这篇论文寄给我的一个朋友密丘尔博士，他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告诉我说，这篇论文已经在学会中宣读过了，但是只受到了那些行家的嘲笑。但是有人把这些论文给方寿节博士看，他却认为它们很有价值，不应使之埋没，他建议把它们印出来。后来柯令逊先生把它们交给盖夫，要他在他的《绅士杂志》中发表。但是盖夫决定用小册子单独发表，方寿节博士并且写了一篇序文。看来盖夫的生意经算盘是打对了，因为加上后来陆续寄去的文章，这本论文集变成了一本厚厚的四开本，出了五版，可是稿费他却分文不出。
但是，这些论文在一个时期内在英国并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一位有真才实学的驰名法国和全欧的科学家德保丰爵士，以偶然的机缘看到了这本论文集，他就促使戴立巴先生把它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一法文版的印行却激怒了宫廷科学导师诺莱神父。他是一个能干的实验科学家，他在以前已经发表了一个关于电气的理论，当时甚为流行。他起初不能相信这些论文是从美洲来的，他说这必然是他的论敌们为了贬损他的学说而在巴黎捏造出来的。到了后来，他知道了：尽管他以前怀疑过，在费城却真有一个叫富兰克林这样的人，他写了许多信，发表了一巨册的信件，这些信主要是写给我的。在信里他替他的学说辩护，否认我的实验和从实验获得的结论的真实性。
有一个时候我打算复信，而且已经开了一个头，但是仔细一想：我的论文讲述了实验的方法，任何人都可以重复核对，如果实验不能核实，空辩又有何用，论文里的意见是仅仅作为假设臆测提出来的，并不是武断的教条，因此我根本没有必要去辩护。同时我想到两个人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他们之间的争辩，由于翻译上的错误或由误译所引起的相互间的误解，可能大大地拖长，这位神父有一封信中的大部分的话就是由于译文中的一个错误而引起的，因此我就决定不去替这些论文辩护，我认为与其去替已经做过的实验辩护，不如把我公余的时间用来做新的实验罢。所以我从来没有回答过诺莱先生的信，以后的发展也证明我不回驳他的信是对的，因为我的朋友、皇家科学协会会员李罗先生出来替我辩护，驳斥了他的论点。我的论文集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学说也逐渐地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采纳，他们抛弃了诺莱神父的学说。
所以他在死前目睹他自己是他的学说的最后信奉者了，例外的是巴黎的B先生，这位先生是他的高足和承受衣钵的弟子。
使得我的书籍特别迅速和广泛地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书中所建议的一个实验的成功，这个实验的目的是在把云中的电引到地下来，是戴立巴和德罗两先生在马莱做的，这件事轰动一时，遐迩闻名。德罗先生拥有一个实验室，并且讲授实验科学，他就着手重复他所谓“费城实验”，在国王和王后面前表演过以后，巴黎全城爱看热闹的人都蜂拥而至了。关于这个重要试验的经过以及不久以后我在费城用一只风筝做的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获得成功，因此使我感到无限快慰），我在这里不赘言了，因为在电学史上都记载着这两件事。
一个叫做赖特的英国医生，当他在巴黎的时候写信给他的朋友（一个皇家学会的会员），告诉他国外的学术界非常重视我的实验，外国的学者不了解为什么我的著作在英国反而默默无闻。接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皇家学会才重新考虑以前在会中宣读过的通讯。著名的华生博士把过去曾经宣读过的和从那时以后我寄到英国去的一切有关电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