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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会了。华生的诗读了出来，里面有些佳句，但是缺点很多。奥斯朋的读了出来，比华生的好多了。
雷夫主持公道：他指出了一些缺点，但是称赞了它的佳句。我很忸怩，好像想请求免交似的，说我没有时间加以修改等等的话，但是他们不允许任何借口，我必须把诗读出来，所以我的诗就读了出来而且重复了一遍。华生和奥斯朋自认输了，退出了竞赛，跟大伙儿一起热烈地赞扬着。雷夫仅仅提出了一些批评，建议作一些修改，但是我替我的原文辩护。奥斯朋反对雷夫，说他的批评比他的诗高明不了多少。所以雷夫就不再争辩了。
当他们两人一起回去时，奥斯朋对被他当作是我的作品更加赞不绝口，他说他早先抑止了他自己，因为他说他怕说出来我会认为是当面阿谀。“但是过去谁想得到”，他说，“富兰克林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如此绘声绘色，如此坚强有力，如此热情！他甚至改进了原来的诗篇。在他日常谈话中他好像词不达意，他讲话疙疙瘩瘩错误百出。但是天啊！他写得多好呀J”当我们下次会见时，雷夫揭穿了我们向他开的玩笑，大家都笑了奥斯朋一阵。
这一事件使雷夫立意要成为一个诗人。我尽我之所能劝阻他，但是他继续写诗，直到蒲柏治了他。但是，他后来成了一个相当好的散文家，以后我还要提到他。
但是因为也许我以后不再有机会提到其他两个，我在这里交代一下：过了几年，华生躺在我的怀抱里死去了，使我大为悲痛，他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一个人。奥斯朋到西印度群岛去了，在那里他成了一个著名的律师，赚了钱，但是早年夭折了。我和他曾经认真地订了一个合同：谁先死，如果可能的话，就应当向另外的一个人作一个友好的探访，告诉他死后的情况如何。但是他从来没有履行他的诺言。
那位州长表面上好像很喜欢和我来往。常常叫我到他家去。在谈到他帮我开业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当作已经议定的题目提出来的。除了银行汇信，使我获得购买印刷机、铅字和纸张等所必需的款项外，他说他将给我一些给他朋友的介绍信。他好几次指定了写好这些信件的日期，叫我去领取，但是到了时候总是指定一个更远的日期。这样几次三番的延宕着，直到那只船，也经过了几次延期以后，快要启航了。那时，当我去辞行领取信件时，他的秘书拜耳博士出来见我，说州长正忙于写信，但是在开船之前他会到纽开色来，在那里他会把信件交给我。
雷夫，虽然已经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还是决定陪我出洋。据猜度他是想去建立通信联系，获得可以代销的货品，抽取佣金，但是后来我知道由于他对他妻子的亲戚不满，他打算把他妻子交给他们，自己永不再回来了。我辞别了我的朋友，跟李得小姐交换了海誓山盟以后，我就坐船离开了费城，船不久就停泊在纽开色。州长果然在那里，当我到他住所去的时候，他的秘书出来接见我，传达了他的口信，措辞的谦恭是世界第一，说他那时因有十分重要的公务羁身，不能见我，但是他会把信送到船上来的，他衷心地视我一路顺风，早日归来等等。当我回到船上时，我有点迷惑了，但是我还是没有怀疑。
费城的一个著名律师安得烈·汉密顿先生带了他的儿子乘坐同一只船，他跟一个教友会的商人田纳先生和马里兰一家铁工厂的两个老板安宁先生和赖叟先生包了正舱，这样我和雷夫就不得不坐三等舱了。船上我们一个熟人也没有，所以他们把我们当作普通人。
但是汉密顿先生和他的儿子（是詹姆士，以后当了州长）从纽开色回到费城去了，老汉密顿为了替一只被没收的船进行辩护被人用重金请回去了。在我们刚要启碇前，富兰契上校上船来了，对我颇器重。因此他们注意了我，那些绅士邀请我和我的朋友雷夫住到正舱里去，因为这时候有地方空出来了。因此，我们就搬入了舱中。
因为我猜测富兰契上校已经把州长的公文送到船上来了，所以我就向船主要那些委托由我保管的信件，他说所有的信都一起放在信袋里了，这时候他一时没法拿出来，但是在我们到达英国前，他会给我机会把他们拣出来。这样我就暂时安心了，我们继续向前航行。
舱中的乘客很爱交谈，同时我们的饮食特别丰盛，因为除了普通的伙食外，我们还额外有汉密顿先生的饮食必需品，汉密顿先生原来贮备了很丰富的伙食的。在这次旅途中田纳先生跟我结成了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继续到他死为止。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次旅程是不舒适的，因为有许多日子天气太恶劣了。
我们驶入英格兰海峡后，船主实践了对我的诺言，给我一个机会在信袋里寻找州长的信件。我找不到一封委托我保管的信，我挑出了六七封信，按照信上的笔迹，我猜想可能是那些约定的信件，特别是因为其中有一封是写给皇家印刷所巴斯吉的，另一封是给一个文具商的。我们在一七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达伦敦。我去拜访那个文具商，他离开我的地方较近，我递送了那封信，说是从基夫州长来的，“我不认识这样一个人”，他说，但是一面拆信，“哦，这是李德斯田的信。近来我发现他完全是个骗子，我将与他断绝来往，我不收受任何他的来信。”这样，把信放在我的手中，转过身去，离开我去接待一个顾客去了。我很惊奇，发现这些信并不是那位州长写的，经过回忆和比较先后的事实，我开始怀疑他的诚意了。我找了我的朋友田纳先生，把这件事的经过全部讲给他听了。他告诉我基夫的性格，他说他绝对不可能替我写了任何信，无论哪一个知道他的人都不会对他有任何信赖，他听说州长会给我银行汇信，笑了起来，因为他说他根本没有账款可汇。
当我担心我今后当怎么办时，他劝我设法在我的本行中找一工作。“在这里的印刷铺里工作，你可以提高你自己。以后你回到美洲去时，那你开业的条件就更好了”。
我们两人，像那个文具商人一样，碰巧知道这个律师李德斯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他唆使李得小姐的父亲拜他为师，订立师徒合同，几乎使得李得先生破了产。从这封信里看来，好像有人正在酝酿着一个不利于汉密顿的密谋（他们假定汉密顿是跟我们一起到英国来的），而这一阴谋又牵涉到基夫和李德斯田。田纳是汉密顿的一个朋友，认为我应当告诉汉密顿这封信的内容。这样，当他不久到达英国时，一则是为了发泄我对基夫和李德斯田的愤怒和憎恶，二则是为了对汉密顿表示好感，我去拜访了他，并把这封信给了他。
他诚挚地感谢我，因为这一消息对他是很重要的。从此以后，他成了我的朋友，他的友谊后来有许多次都是对我极有利的。
但是一个州长玩这种卑鄙的把戏，那样下流地欺骗一个可怜无知的孩子，我们又将如何理解呢！原来这是他的一个已经形成了的习惯，他想讨好大家，但又没有东西可以给人，所以他就给人希望。除此以外，他倒是一个聪明、懂事的人，文章写得不坏，对老百姓来说他是一个好州长，虽然对他的选民有产阶级来讲，他并不如此，因为他们的指令他有时候置之不理。我们有一些最好的立法是他规划的，并且是在他任期内通过的。
我和雷夫是不可分离的伴侣。我们一同寄宿在小不列颠，每周租金三先令六便士——这是我们当时所能支出的最高租金。雷夫找到了一些亲戚，但是他们很穷，无力协助他。这时他告诉我他想留在伦敦的意图，他说他一开头就没有回到费城去的意思。他没有带来钱财，他所能筹措的款项全部都用在船票上了。我身边有十五块西班牙币，所以，在他寻找工作的时候，有时他偶尔向我借一点去维持生活。他起初力图进入戏院，相信他自己适宜于充当演员。他向威尔克申请剧场工作，威尔克坦率地劝他别再在这种工作上转念头，因为他不可能在这方面有所成就。接着他向圣父街的一个出版商罗伯茨提议替他编一份像《旁观者报》一样的周报，他提出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罗伯茨不赞同这些条件。以后他就设法寻找作家助手的工作，替出版商或是法学院的律师们抄写，但是这方面他也找不到空缺。
我立即在帕麦的印刷铺里找到了工作。这是当时开设在巴士罗米巷的一家著名的印刷所，在这里我继续工作了近一年的时间。我工作相当勤勉，但是我把我工资的很大一部分化在与雷夫同去剧场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一起把我的十五块钱都用完了，现在我们仅仅能够勉强糊口。他好像完全忘了他的妻子和孩子，而我也逐渐地忘了我跟李得小姐的约言。我只写给她过一封信，在那封信里我告诉她我大概一时不会回来。这是我一生中另一重大错误，假如我要重演一生，我愿意纠正这一错误。事实上，由于我们的开支，我一直没有钱支付我的旅费。
在帕麦的印刷所里，我被指定替胡拉斯顿的《自然的宗教》的第二版排字。因为他的理论有些地方在我看来没有充分的根据，所以我写了一篇短短的哲学论文批评这些理论。论文的题目是《论自由和必然，快乐与痛苦》。我把这篇论文献给我的朋友雷夫。我印刷了一些。这使得帕麦对我较为重视，以为我是一个有些聪明才能的年轻人，虽然对于这本小册子所包含的那些理论，他严肃地告诫我，他认为是十分讨厌的。印行这一小册子又是我的一个错误。当我住在小不列颠时，我结交了一个书商，叫做威尔考克，他的书铺就在我住处的隔壁。他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