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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出走，无非是从一个牢笼迈向另一个牢笼——你会后悔的。
那年，我似乎16岁。
他们砸碎了玻璃杯、热水瓶、穿衣镜还有电视机。我无法想象没有穿衣镜和电视机的生活。每天出门前看几眼镜子里的自己，每天回来后看几眼电视里的别人，这些是我的嗜好。
查老师问我：“你的爱好是什么？”
我说：“照镜子和看电视。”
他摇头晃脑：“这些是不良嗜好，怎么能成爱好呢？”
“嗜好和爱好有什么区别，查老师？”
“嗜好是中性词，爱好是褒义词。褒义知道吗？就是好的，美好的，明白了吗？相对的是贬义词，是坏的，丑陋的。”
没有经过查老师的同意，我擅自把“照镜子和看电视是我的嗜好”这话写进了日记里。本来想加上“不良”二字，可是母亲说：“吃喝嫖赌才是不良嗜好。”
穿衣镜没了，电视机没了。
天刚有些亮色，灰里透白，白里透蓝，如同宣纸上化开的黑墨水，再倒上点蓝墨水。如果太阳出来了，就应该是再倒上了些红墨水。这样一联想，我找出了抽屉里的钢笔，又顺手拿了一条红丝线。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拿红丝线。拿钢笔是因为我妄想有天靠笔吃饭，拿丝线做什么？难不成我要缝缝补补过一世？
多年后，和人家谈起我的离家出走事件。他们问我带了什么出家门，我说：“钢笔和红丝线。”
我要离家出走。我无法忍受没有穿衣镜和电视机的生活，是他们，就是他们，剥夺了我拥有嗜好的权利。
他们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我走进客厅，穿过父亲和母亲，回头看了他们一眼。我说：“天要亮了。”父亲问我：“橙子，你知道我的烟放哪里了吗？”
我摇了摇头，继续往外走。
母亲问我：“橙子，你上学怎么不带书包？”
我镇静地说：“书包忘在学校了。”
我接着往外走。
我带上家里最后那扇铁门的时候，听到了最后一件易碎品破裂的“哐啷”声，似乎是为我鸣的一声礼炮。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是祖父留下的半人高的大瓷花瓶。
“走了。”我这样对自己说，然后冲着那所房子摆了摆手，没带走半小片云彩。
我的口袋里有43块钱、一支钢笔和一条红丝线。
黑墨水和蓝墨水搅和着的天空终于有了红墨水的支援，我一抬头，呀，天真的亮了。于是，我坐在学校门口小卖部的水泥台阶上，等着它开门。大概等了10几分钟，胖阿姨来了。胖阿姨是个和善的老板娘，她曾经给过我一块奶油蛋糕。
她很惊讶地看着我：“橙子，你那么早就来了？一直在这里等我吗？”
我说：“胖阿姨，我想打电话。”
“你怎么不在家里打呀？”
“家里电话坏了。”
“哦……”
她开了门，我把身体靠在玻璃柜台上打电话。玻璃柜台擦得很亮，我看到自己尖刻的下巴和蓬乱的长发。没打通，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胖阿姨问我：“橙子，你打的是长途？”
我努力点着头，把嘴唇咬得生疼。
她笑一笑：“小姑娘外地还有朋友呀，老不简单呢！电话机的长途锁没打开，来，我来开锁。”
第一次听到了方子牙的声音。他仿佛用被子捂着嘴巴，声音含糊：“谁？怎么？”
“谁？怎么？”这是方子牙接起电话张口就来的话语。无论对方是亲人、朋友或者情人。
然而对于首次拨通他电话的我来说，这已经是最最真挚最最厚道的表达了。我必须简明扼要地说完我要说的，我的口袋里只有43块钱。离家出走，再不回头，我只有这43块钱。我还要坐上某种交通工具，我走不动也走不远，我穿的是皮鞋。猪皮做的一双鞋，红色的，大圆头，鞋底很厚。
我说：“我是橙子，我口袋里只有43块钱。我要坐什么交通工具才能到你的城市，43块钱能坐上那种交通工具吗？”
他的声音一下脆亮起来，像早起的一只小黄鹂：“橙子，你坐火车到S城，大概只要38块钱。我现在呢，也马上从A城赶到S城去。这样的话，我们晚上就能在S城碰面了。”
“你不是在A城吗？我要去A城。”
“你的钱不够呀，而且那么远，我怎么放得下心？我们先在S城见面，我再带你回A城。好吗？你到了A城，就给我打电话。我的呼机号码你背得下来吗？12……”
“我记得，我记得很清楚。那我去买票了……我是说，我真的就来了……”
“来吧，我的未来女作家。”他狠狠地说了这样三个字——女作家。
我颤抖了一下，如同他把我塞进了冰库。
胖阿姨收了我1块钱，她半眯着眼睛：“橙子，你要去旅行吗？一个人？”
我打量着柜台里手掌大小的圆镜子，我问她：“这个怎么卖？”
“2块。”
“2块？”
“2块。”
“胖阿姨，我要买它。”
我把镜子塞进口袋，它和钢笔接触发出了“哐哐”的响声。
我说：“胖阿姨，我得走了。”
“橙子，你要去旅行吗？一个人？”她又问。
我全然觉得没隐瞒的必要了，早早晚晚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我离开的消息。
“是的。我要和我男朋友一起生活。”我把“生活”两个字加上了重音，听上去就像“剩货”。
我走了几步，她拉住我，从背后拿出一个塑料袋。什么都不说，她什么也不说。她捏了下我的鼻子，笑了那么一笑。妩媚得很，活泼甚至生动。打开那袋子，我看到了矿泉水和面包。
我摆着手：“我走了，胖阿姨。”本来我要说些“日后涌泉相报”的话，终归还是吞回了肚子。我问她要了梳子，用皮筋把头发盘成一个圆髻。我又摆了摆手，她说：“不错，很漂亮。橙子，你会幸福的。”
同学们都来上课了，他们面朝着学校的方向，前进前进。我的屁股朝着学校的方向，我也前进前进。查老师骑着自行车，他在我身边停下来。
“橙子，你干什么？”
“书包忘在家里了。”
“我送你回家，拿了书包咱们再一起去学校吧。”
“不了不了，查老师，我跑得很快，快极了。我一定不迟到的……”我拼命跑着，猪皮鞋子那么沉重，地心引力那么可恶，而路，竟然那么长远。
《走开，我有情流感》第一部分私奔的少女（二）
售票员的嘴唇涂成猩红色，油腻的一张大饼脸，两边的雀斑就是刚洒上的芝麻。
她说：“去S城，76块，8点半。”
“不是38块吗？”
“你是学生吗？”
“是啊是啊！”
“学生证呢？”
“没带……”
站在我身后的那排队伍挺长的，挨着我后背的是个穿军装的中年男人。他拍了下我的肩膀，示意我走到他身后去。我不肯动，他把半个身体从我左侧探过去，对售票员说：“同志，麻烦你了，我要两张火车票……”
票，火车票。
我很自觉地退出了队伍，又不甘心地排到了最后。手里捏着的钱皱成了一团。我把它们摊开，团紧，摊开再团紧。我没单独出过门，也没坐过火车。母亲不喜欢火车。她和父亲带了我去过一次首都北京，坐的是飞机，在我5岁的时候。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坐飞机的感觉，母亲说我在机舱里东张西望，又哭又闹，她恨不得把我扔回地面。
也许是我不喜欢漂浮的感觉。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我只喜欢火车。
方子牙说，有那么一天，他要给我买一列火车，以便满世界流浪。火车票只有两张，除了子牙和我，谁也别想乘坐。
流浪真好。
而我，买不起生命里第一次流浪的火车票。
火车站里有各种形状的人。高瘦，矮胖，高胖，矮瘦，或者身材适中。我特别希望他们中站出一批人来，不管什么形状，只要站出那么一批人来。那批人都买不起火车票，我和他们冲过检票口……冲！冲！冲！最好他们都是到S城的，我们一路狂笑一路高歌……
“小姑娘，你好！”有点熟悉的声音。
“冲……”我迅速抬头，“冲……”
看到他了。确切地说，看到了一张干净的成年男人的微笑着的脸。正是那个穿军装的莽撞的家伙，正是那个买得起票，一买就两张的家伙。
我别过脸去。
“你的票我刚才帮你买了，现在都8点了，你该去候车室了。”
“什么？”我疑惑地斜着眼睛瞧他。
“我把票给你，你别误点了。我是下午的火车，上午还有事情要办的。一个人出门要当心，到地方了给家人电话。”他把票塞到我手中，一边做着“再见”的的手势，一边转身走开。
解放军叔叔？是的是的，“解放军叔叔”是一个褒义词。
褒义词、贬义词和中性词，它们是我非常喜欢做的游戏。
“子牙”是褒义词，“胖阿姨“和”解放军叔叔“是褒义词。
母亲眼里，“丈夫”是贬义词。父亲眼里，“妻子”是贬义词。
母亲和父亲眼里，“女儿”是中性词。
少年狼问我：“子夜，那‘少年狼’是褒义词吗？”
我说：“狼，你是形容词。比如可以这样说，狼的子夜。你是我的形容词，除了我，谁都不许用。”
“子夜的狼，可以这样说吗？你也是我的形容词。”
“不，不可以。你不需要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