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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论政”，则其发蒙时受黄宗羲、王阳明诸启蒙家影响，并得鲍敬言等之说，主张推翻满清、废绝人治等，融入时代大潮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有续黄氏《明夷待访录》的《中国民约精义》、续王氏《黄书》的《攘书》等，最能左右风气，又揭见报刊文字，鼓动人心；到日本后，更加思想锐进，所撰论文挟时代风霜，又难能可贵之深刻和致远，如《悲佃篇》，眼光独到，以为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则中国民主革命于事无补，如此之见解其时党人中罕有相匹者。这一时期他的文章是辛亥前时论中最有分量且影响远被的思想成果。稍后他宣传社会主义，介绍俄国革命，进而推崇克鲁泡特金之共产无政府主义，以及鼓吹妇女解放运动，这些政论文章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以激进论堪称是臻于巅峰，且以他为核心形成海外中国最先进、最激进的知识青年的一个中心（另一个是巴黎几位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组成的《新世纪》中心）。但自其“下水”后乃为之一变，晚年思想倒退，倡君政复古，有《左庵集》及《外集》等，多删削早年之作，与其热血少年时判若二人。“论学”，则其问学之际正值中国学术思想革新之时代，如钱玄同述其学所云：“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洛闽理学之入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距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钱氏以为其中最为卓越者有十二人：康有为、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他们“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采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波澜壮观，沾溉来学，而刘氏实为翘楚，其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震）学”，趋于革新，后期则“以竺信古义为鹄，近于惠（栋）学”，趋于循旧。
刘氏之学向称阔大，大率可分为评论古今学术思想、“小学”、经学、校释群书四个方面。刘是中国晚近学术思想史较早又较有系统的总结者，他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两汉学术发微论》、《汉宋学术异同论》、《清儒得失论》、《南北学派不同论》、《经学教科书》和《中国中古文学史》等构成一个解释发微的体系框架，条分缕析，综贯群书，勾勒了一部中国学术史，且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盖他与王国维相仿是以西学诠释中学的，又比较南北学风，区别汉宋，真知灼见时得而出，文章又珠玑咳唾，令人赏心悦目，不忍废卷。刘还编有许多教科书（经学、伦理、文学、历史、地理等），是中国教育体制转换中由书院向现代学校过渡中教材编纂的模范。刘的“小学”，以字音求字义，以古语明今言，以古文字论证阐发古代社会状况，能会通且多有胜义。他还主张文字改革，添造新字，改用拼音字，统一国语等。他的经学研究，从古文的家学背景出发，兼采今文，达到了有清一代经学的高峰。校释古籍等则是其后期倾力之所为，覃思精研，亦嘉惠后学无计。不过对年仅中寿的刘师培而言，他的才华远未释放，以近代偌大一个中国风雨如磐没有一张平静的书桌供其人伏案，而传统有年的“史官文化”亦令士子政治与学术相与纠缠，这一情景下刘氏聪明反被聪明误，政治上摔了跤（这还有罗振玉、郑孝胥、黄浚、周作人等一批典型），学术亦蒙不洁（西人如海德格尔等也受困于此），终未有精进和长足之进步。一如对其人其学稔熟之钱玄同先生所称，其对刘后半生十余年之学术，“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致郑友渔信），而杨向奎先生也语其人“在政治上反复无常，而学业亦泛滥无所归，始于渊博，终于渊博之学究而已”。一代大师，风云际会时笑傲江湖，不曾想世道变人亦变，变得委琐（梁启超“善变”却变得纯粹、精彩），只能风雨飘摇中（惨）笑熬糨糊矣。痛慨其人乎！此亦蔡元培先生所惋惜之：“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
陈平原先生说，刘师培这个“个案”的意义，是他的“生命历程体现了近代中国学人的追求和陷阱”（《激烈的好处与坏处》），是此言也。
四位大师与四副挽联
？ 刘克敌
当年清华国学院极盛之时，聘有四位导师，皆为一时之选，这就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当时梁启超刚过五十，王国维则还不满此数，而陈、赵二人则连四十岁都不到，可谓风华正茂，正值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阶段。可惜好景不常，随着1927年王国维的投水自尽和1929年梁启超的因病去世，四大导师一下去掉一半，清华国学院顿时萧条起来。如果王、梁二人不是如此过早离开人世，则清华的国学研究必定会有更大的辉煌，这是人们坚信不疑的，也是令今人一旦思此依然唏嘘不止的原因吧。
且说四位大师，学术造诣自然博大精深，而且功于对联，对此他们各自都有不少为人称道的佳作，这里则只介绍他们撰写的四副挽联。
四位大师中资历和名望最有分量者当属梁启超了，以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对中国学术的贡献，被聘为国学院导师是情理中事。他与康有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以及他们二人在中国近代史上书写的篇章，都注定了他是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因此他对康有为的评价自然也格外为人们关注。1927年，刚刚度过七十大寿的康有为在青岛驾鹤西行，作为弟子的梁启超率众在北京举行公祭，其为此而写的一幅挽联就颇为人们称道，因为这样的对联要写得得体是不容易的：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本坏之悲。
上联写时局之坏，国将不国，谓康有为之死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幸事，不会看到神州陆沉之悲剧。下联颂康有为之功绩，称其逝世对中国文化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于悲伤之中见师生之真情。至于二人后期在政见上的分歧，此时已经完全不重要，只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友谊才是人间尽可珍视的记忆。
1922年，沈曾植去世，沈为清末著名诗人和大学者，与王国维交谊甚厚，王一向引为知己，自然对其逝世悲痛不已，其所写挽联声情并茂，悲哀之意溢于言表：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
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
此联除却些许过誉之辞外，应当说是对沈曾植的盖棺论定，充分表现了王国维对好友的深刻理解和兔死狐悲之情，从中也可看出王国维对时局和对传统文化之命运的担忧，为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果然，不出数年，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那是1927年，王国维五十一岁。
王国维的自尽，引起了陈寅恪的无尽悲伤。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数可以引为知己者。陈寅恪坚持认为，王的自杀绝非人们所认为的是因为什么个人恩怨或经济原因，而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当时那混乱的时局和世风日下之现实的抗议。陈寅恪因此以他对师友的理解和深情，写下这样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此联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罗振玉更是誉为挽联中最佳之作。后来陈寅恪又有长诗挽王国维，充分表现了他的悲伤之情，其对王国维之死原因的评价，也成为诸说中最有说服力的，至今依然为学术界重视。不过，数十年后，当陈寅恪自己撒手离开这个社会时，却已没有人为他撰写挽联了，这既是不能，也是不“能”！不过陈寅恪依然是幸运的，因为四位大师中当时还有赵元任生活在海外，他得此噩耗后，很快撰写了悼念性的文章，回忆他们当年在清华园的日子。然而，昔日的辉煌已成过去，作为四大导师中惟一的一个在世者，面对六十年代处于疯狂中的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