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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所言极是：中国学术，一向崇“正学”，贬杂学，崇正经正史、义理辞章之学，贬稗官野史、闲书杂览之学。除去茅盾所说，中国学术还贬批判“正学”之学，不管批判得有无道理。无论正学是正是歪，只要它当道，批评学术就永无繁荣之日。走进书肆，满坑满谷都是一个面孔的正学（如儒学）读物，看题目就烦了，谁有翻看下去的耐性？
兹不论学术，从纯文字技巧的角度看，说现代人的写作水准在急剧下降，也并非危言耸听。如今上青天易，觅读后如饮醇醪的好书实在难。不时在书架上看见《XX散文精选》之类，几乎每次都是先喜后忧，翻看之后只好将其放归原处。“散文”版本汗牛充栋，然而十本中难得一本配得上一个“文”字，不过都是些滥竽充数之作。曰散文者多散而不文，行文如同白话，甚或比白话更加啰嗦冗赘，照此下去，早晚有一天“写书”要变成“说书”。看来散文邈邈前途，如夜如漆，堪忧矣。更有甚者，偶有写家写出佳作，呈给编辑，编辑早已被平庸稿件倒了胃口，看也不看便束之高阁。血性写家几经挫折，也不能不肠断心枯，金盆洗手。这也是市场上好书匮乏的原因之一。
我经历过这样一件奇事：一位朋友送我一部书，观点尚可，内容也详实，然而文字诘屈聱牙，如读天书。我好意指出他语言表达方面的缺失并劝他先学习语法，语法通了，再写书也不迟。谁知被他推辞，他说，什么语法，无非是一种规矩，我为什么不能自立规矩，让大家都以我为准呢？这番高论令我捧腹大噱。然而他写作热情高涨，手写字变为了铅字，佩紫怀黄，春风得意，又签名钤印地送书与我，我实在不忍心一棍将其拂倒。然而谬种流传，是要误人子弟的。我想，像我的朋友那样不会写偏要写的，绝不在少数。
就书的主流渠道而言，近一二十年的流行读物，或是“修禅谈玄”的（如南怀瑾等），或是“疑古考据”的（如二月河等作家），或是炒三十年代冷饭的（如梁实秋作品等），或是写现代小说的（如贾平凹等），或是在名人之间挑逗是非的（如王朔等），或是写热点、焦点人物纪实的（如叶永烈等），或是谈成功的（如卡耐基等），或是大谈特谈经营智慧的（如王力等）……动辄厚厚的几部，都曾极一时之盛，成为书肆中的抢手货。
这些书固然并非都不可读，然而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修禅是人生最高境界；认为皇帝个个旰食宵衣，爱民如子；认为三十年代的文字能够填补今日文坛的空虚；认为粗俗的床上戏是文化大众的骛趋；认为调侃谩骂是文艺批评；认为人所关注的是人中之精而不是人性自身；认为读一两本书之后就会炒股票了；认为经营之妙谛都可以笔之于书……如果读书的收获仅仅是这些，书就是怪物了，它只是使人变得狭隘偏执，还读它何用？
偏偏市场上充斥着这类书，这类书永远是书市的主流产品、主打产品。读这些书先是汗出遍身，纵横成渠，而后胸膈间的迷雾愈浓，不由得怀疑起来：书果能排难解惑乎？近年书价如鲲鹏展翅，一路腾飞，以其内在价值论，果物有所值乎？吾常疑乎是。
装订成书的文字产品，学养性、文采、实用价值，三占其一，可矣；三占其二鲜矣；占齐者绝无仅有。
然而，过于悲观亦不可取。
在文道式微的弱世，只要锲而不舍，也能偶尔淘到好书。因为也有笔耕者独辟蹊径，傲视同侪，写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佳作。
五十年代初，胡先骕研究员冲破禁区，出版了一本名为《植物分类学简编》的书，对前苏联李森科所谓“创造性达尔文主义”的伪学术提出了异议。这是近半个多世纪中国为数不多的一部敢于挑战权威的学术著作，尽管出版后不久该书就被销毁，胡研究员的创举却永远写入了学术史。
白鹿之鸣，起于空谷。在学术沉沦的一片喑哑中，马寅初走出“人多力量大”之误区，以如椽之笔写出了不朽之作《新人口论》。这是部“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警世之作，其价值几乎可以与国家前途命运相埒。如若顺着该书思路走下去，不仅今日不必再为人口拥塞而苦恼，公职人员也可大量缩减，其效益实在无法计量。此书出版未几，势骄焰盛的衮衮圣崽们便捉笔涂墨，大张挞伐。马寅初一人力敌千军，虽力不逮，亦未溃败退缩。
“文革”初始，正统之外的言路遭封杀，网罗所向，群鸟声噤。“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顾准偏偏“时危亦论文”，在浑浊的空气中，涵泳于自己所开辟的空间，思考深入，剖析綦详，事事通过自己头脑，绝不俯仰随人，写出了大量珍贵文字，被后人冠名以《顾准日记》、《地上的天国》等书出版发行。顾准痛斥了在地上建立天国的荒唐与危害性，向沉迷不悟的国人猛击一棍。
邈邈前途，如夜如漆。“出身”两个字曾让多少年轻人胆寒，让多少有志者丧气。在血雨腥风中，只有遇罗克温不增华，寒不改叶，不管环境多么险恶，还是满身书生气，一腔热血涌，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采用逻辑推理与严密论证的方法阐述自己的观点，精微奥博，深透劲锐，虽身陷囹圄亦不改初衷。现在，遇罗克遗墨已经被整理出版，书名为《遇罗克遗作回忆》。囿于时代局限，遇文难以避免地使用了当时的流行话语，年轻人读了或许稍有抵触，须知，遇罗克就是因为这些文字而罹难，结束了他年仅二十七岁的生命。
“文革”过后几十年，在国外“文革学”已经成为显学，在中国却问津者寡。巴金老坦荡清醇，胸无宿物，从不怨天尤人，总是把矛头直指自己，托物行吟中，表露出“处己以约，接物以诚”的做人准则与一颗澄彻无尘的童子般的赤诚之心。巴老甚至对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也耿介不休。如此真诚清丽的文字，沐手恭读，顿生景仰崇敬之情。我想，在巴老面前，那些做了错事不肯认错的人，那些个人恩怨睚眦必报的人，那些只会倾吐牢愁从不躬身自问的人若良知尚存，一定会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巴老晚年写出的文字，至情至性，妙笔葩芳，自出机杼，表现出一个蔼然长者不因老而自弃、不因病而自怠、不因名而自傲的风度。这种风度绝不会因他身体的衰老而失去光彩，也不会因时日的迁延而被人遗忘。或许有一天他的《家》、《春》、《秋》会被遗忘，但晚年所写的《随想录》是不会被遗忘的，因为那是用血写就的，是中国现代忏悔文学之嚆矢。巴金老也不无缺失，但《随想录》并非心血来潮，更非为了出风头，完全是为了向历史负责，向国人负责，向自己的灵魂负责。
邵燕祥也是一位忏悔者。在那个年代最优秀的精英多是右派，何况爱写杂文的精英。右派，这两个字是与数不尽的苦难与屈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因言罹祸，因正直罹祸，因政治需要罹祸，背负这一千古奇冤，被其吞噬掉最宝贵的年华。本该愤怒地朝天一阙，诅咒与控诉给自己终生带来厄运的宿命，最少也该用沉默表示抗议，然而邵燕祥选择了忏悔，他以“万方有罪罪在自己”的伟大情操写了《人生败笔》。这部书的分量与他所受的困苦是等量的。
原作家出版社社长韦君宜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口述完成《痛思录》，字数虽不多，文字也未精雕细琢（受客观原因限制），读后却有明确清澄、昭若发萌之感，像我等年岁大些的读者不由得也跟着他忏悔起来。八十岁的老人拖着病弱之躯写出这样血泪凝成的书，说明韦老记忆力惊人，更说明韦老的情操高尚。此书最大价值在于，让我们明辨了这样一个是非：人并非因自我张扬而美，恰恰相反，人因忏悔而美。
九十年代中国书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出版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这部书打破了散文=风花雪月、喜怒哀乐的公式，把散文引进了更高的境地。我敢断言，这部书是为数不多的靠质量而不是靠炒作畅销的图书之一。好书是不归类的，说它是散文可以，把它当小说读也未尝不可。说它是政论可以，说它是游记也无妨。读起来抒心骋怀，如何评说就看读者心情了。这样的书，暌违久矣。
有时书与作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同样是余秋雨，世纪之交的《千年一叹》，质量与《文化苦旅》当在云泥之间。若余氏不写《千年一叹》，改写《忏悔录》（每一个人都有忏悔的义务，何独余秋雨乎？）之类就好了……
李锐备尝险恶宦情，有感而发。文同其名，行文鞭辟入里，笔锋锐可断犀。他所经历之事几乎皆在他审视范围之内，无有遗漏。《李锐文集》简直就是那纷纭诡谲的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百科全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胸罗丘壑，语列烟霞，过眼之事尽行鞭挞。过来人读之，大有过来事被廓清、心情为之豁然开朗之感；后生读之则恍然大悟：历史并非都是海晏河清。这样的书虽厚而不觉得其赘，虽杂而不觉得其烦，再出十部八部也不为多。
学者治学分三种情况：一曰为学问治学；二曰为自己治学；三曰鲠骨在喉，不能不吐。钱理群属于第三种。看得出，《钱理群文选》中所选，大多是有感而发、不吐不快之作。我的关于中国人“吃人”的知识几乎全部出于该书。我原以为，吃人的含义是鲁迅所说的“礼教吃人”，只是个比喻而已，万万没有想到，真有人拿活人大块朵颐，而且这也居然形成了一个“传统”。我对钱先生对鲁迅的研究不以为然，我常想，文豪真的值得许多人专门研究他吗？但研究也有不同的方法，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钱先生的研究，看到他不时迸出的思想火花。
我曾认为杂文快要绝种了，读了牧惠老人的《杂文随笔自选集》之后，改变了这一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