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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家庭每月要弄清这数十种的票子的用途，况且，那许多的票子颜色、大小十分接近，政府为了贯彻节约的原则，票子印得非常小，像粮票、油票等，不及小指宽，只有半寸长，对于眼神不好，没有文化的老太太或家庭主妇来说，辨别这些票子，那是一个不小的困难，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有些老年人因为老眼昏花，看颜色相近，时常将豆制品票拿去买肥皂，油票拿去买火柴。
在七十年代，就算买包烟也要凭票，虽然市面上供应的都是三四角钱一包的中低档香烟，那也得揣张票才能买到。每家每月的供应量还分为大小户，八包或十六包，三角以上的烟为甲级，三角以下的为乙级烟。有些人烟瘾上来了，就不得不拉下面子，死皮赖脸地跟女营业员死磕。他们围聚在柜台前，伸长了脖子问：“能用乙级票买甲级烟吗？放一码吧，做做好事吧！”或者他们会向前来购烟的老年人“游说”，“你们年纪大了，香烟吸差一点的还可以给孙子买上两粒糖吃，把好烟票换给我吧，我叫你爷爷也可以”。就这样死缠着不肯走开，像一群苍蝇一样叮在柜台前。这些烟鬼们还会采取“移花接木”的方法，将烟票涂改嫁接，他们惯用的伎俩是号码粘贴拼接，或用同色的笔来修改号码，做起来不亚于姑娘绣花般的细心，一不小心就要被他们蒙混过关。
而那些粗陋的票证往往还会印些指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严禁倒买倒卖”，“服务人民，凭票供应”，一副大义凛然的脸孔，让人捏在手心里都要冒汗。如今，这些玩意儿已变为旧物市场上的新贵，赤裸裸地敞开胸膛，等着爱它的人来赎。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最令人神往的地方
七十年代最令人神往的地方——电影院
七十年代，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十分枯燥。一天的劳累之后，晚上除了在家捧个小小半导体收音机，听听京剧样板戏或长篇小说连播，唯有闷头大睡。
孩子们往往有贪玩的天性，样板戏和小说连播自然拴不住他们，他们便经常成群结队地涌向电影院门前。
那时候电影票很便宜，两毛钱一张，就几根冰棍的价格，可当时小孩子的零花钱几乎为零，即使有也多半耗在了买冰棍的开支上，看电影自然得另外想办法。惯用的办法便是用废票以假乱真，先过了第一关再说，中途往往会有人查票，一到查票员的手电筒光束四射时，便会弓着腰匆匆离开座位跑出去蹲厕所。有时候看得入了神，待验票员的鼻子碰到自己的脸时才回过神来，但逃跑为时已晚，只得束手就擒。查票员见是小孩，也只会唬着脸吼上一声，将其“驱逐出境”，被擒者往往抓头搔耳，一脸的坏笑，舍不得银幕上的悲欢离合，一步三回头。胆大的更会趁人不备，倏地如猴子般摆脱验票人的视线，消逝在人群与黑暗之中。验票员也往往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闹得哭笑不得，唯有摇头……
那时候，孩子们几乎把当时放映的所有电影都看了好几遍，像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什么的他们都会学上一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而当时可以放映的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如《战斗的早晨》《勇敢者的道路》《小贝尼》《第八个是铜像》等也都被看得滚瓜烂熟，大家都喜欢学电影里的土匪头子，冲别人拍着自己的臀部：“看看我的屁股吧！”
“文革”结束之后，文化开始解禁，每一部电影都让观众如痴如醉，看多少遍也不厌倦。许多日本、苏联、朝鲜电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线。人们对电影的需求高涨起来。当时社会上有这样的顺口溜：金刀子（外科动手术），红刀子（食品店卖肉），马票子（放电影），有路子。可见电影在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中有多大的分量。
电影院放内部片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时，要买票的队伍排得老长，认识电影院工作人员的人来走后门的更多。开演前工作人员谁也不敢走到票房或是前厅里去，生怕被别人发现了向他要票。《望乡》《追捕》的票更是让人抢得打破了脑袋。那时候真是电影院里演什么，观众就看什么，而且一遍不行，要看三四遍。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每天除了干活之外，天天就是和倒票的票贩子打架。
北京电影公司的刘洪鹏副总经理说，那时首都电影院售票口的窗口外人墙就有几米厚。有几个观众为了能买到票，把一个矮个子的同伴抛了进去，摔在窗口边。然后他脚踩售票台，躬着腰才把钱塞了进去。买完了票下不来，生生地踩着别人的肩头才落了地。
每次电影院为票房开门售票都像是点爆竹。门外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都想向里挤，一开门肯定会被观众挤倒。所以年轻力壮的刘先生每次都像点二踢脚一样，用大木棍一拨开插销就跑。他清楚地记得有一位男观众最有意思，穿了一件军大衣挤进门，低头一看，自己都乐了。大衣上的扣子一粒都没剩，全挤丢了。电影院的票房都成了“聚宝盆”，光捡挤掉的手表就有不少。整个电影院成了一个失物招领处。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最浪漫的记忆
七十年代最浪漫的记忆——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便有些恍惚，心里只剩下多年以前那一眼的空洞。而在七十年代，它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娱乐”活动：夜色已阑，在空旷的田野或学校的操场上树两根高竿，支一方白幕，就可以放电影了。
夏天最热闹，大人们每人拿把大蒲扇，早早的就规规距距地在白幕前等待开演。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拉着家常。小孩子们在人群中蹿来蹿去，嬉戏打闹，有的在父母怀里吵着闹着要买冰棍儿。姑娘们则一脸的矜持，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角，叽叽喳喳，不时心怀戒备却又满脸好奇地瞟瞟在身边晃来晃去的小伙子。待天黑之后，放映员便满嘴的酒气，被簇拥着大摇大摆地走到放映机前。提片子的亦步亦趋跟在后面，好奇的人蜂拥而上，一下子，“哦，战斗片”的喊声此起彼伏。放映员一阵大大咧咧的摆弄之后，一束白光射到了白幕上，上面映出几个愣头愣脑的脑袋影子，还有恶作剧地挥舞着的手影，于是后面有人大骂：猪脑袋，别晃了，鸡爪子，莫摇了。前面的人听到骂声不服气，继续摇头晃脑、摆手，还不时回过头来对骂：我是你老子。回头时才发觉光线太强，刺得眼睛发黑，赶紧回过头去，揉着被刺得发痛的眼睛，半天才看得清东西，周围的人一阵哄笑。直到绑在柱子上的大喇叭响起电影的前奏曲，前面的人这才收敛了恶作剧。顿时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眼睛全盯在了银幕上。好奇的人还会走到银幕后面去看，发现除了字幕是反的，居然也能看得清楚。碰到换片的间隙，口哨声，怪叫声四起，在光束前的恶作剧也再次重演，骂声也如期而至。那时候银幕上的形象非好即坏，非我即敌，所以正面人物一出场，往往引起一片啧啧的赞叹声，若是反面人物登场，必然是歪顶着帽子，一脸的委琐，人群中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哄笑声……电影结束，往往已是深夜，月亮依然高悬在天上，人群各自散去，小孩的哭闹声，找人的叫喊声，对影片的议论声，还有要融掉的冰棍减价抛售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声音如水面上荡起的涟漪，向周遭的村庄依次散去。操场上重归黑夜的宁静，而邻近的村庄不时地传来狗叫声，月光下每个人都打着手电，或是提着煤油灯，带着看电影后的激情与喜悦快步走向自己的家门……
若是冬天，即使是天寒地冻，人们看电影的热情也丝毫不会减退。小孩子们依然是最积极的，在冰冻的雪地里你追我逐，嘴里哈出的热气在人群中飘来飘去。老年人也不甘示弱，每人提着个火箱钵，钵里备足了木炭，披个军大衣，戴着吊两只大耳朵的毛帽，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银幕，看到精彩处，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烟盒，从里面掂出一张半个巴掌大的纸片来，再掏点烟丝叶，卷成一只旱烟，在火箱钵里点着了，便吧哒吧哒地抽了起来，引来周围人好一阵咳嗽。有人看电影途中肚子饿了，就从衣袋里掏出随身带着的红薯，放在火箱钵里烤熟，烤红薯的香味引来了周围人羡慕的目光。偶尔也会有惊叫声从人群中响起，那是某个粗心的妈妈将孩子的鞋子放在火箱钵上掉进了炭火里，被烧着了。有时放着放着，下雪了，村民把会自己的棉大衣披在放映员的身上；有时银幕上枪林弹雨，天上也下起了大雨，几把伞就在放映机和放映员身边撑起，护着他们，护着放映机子，村民全不顾自己淋个湿透，照样全神贯注。这样的风景毕竟有点“老”，像脆薄的糖衣，上面蒙了一层灰，想纤巧地翻捡一下，它却触手即化了。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七十年代窥视世界的窗口
七十年代窥视世界的窗口——外国电影、外国歌曲
现在的新新人类喜欢看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时时刻刻》《八英里》；且大多迷恋摇滚、披头士、平克·弗洛依德、Ｕ２、Ａｉｒ、Ｓｔｉｎｇ……他们还是打口碟滋养起来的一代，可以从堆积成山的ＶＣＤ里找寻自己的热爱，敏锐地捕捉最新的潮流资讯，主导着自己的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