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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已厌倦政治的顾宪成，退出“江湖”，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出面为挚友李三才辨白。他写信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说：“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淳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希望叶向高、孙丕扬能够查明真相，秉公处理，还李三才一个清白。这完全是一种私人行为，谈不上“遥执朝政”。不料这些信件被刊登上邸报（政府公报），引起轩然大波。那些攻击李三才“结党”的官僚，以为抓住了把柄－－东林书院“遥执朝政”。
这是顾宪成无论如何没有料到的。他对李三才从相识到相知，对他的人品操守十分敬仰。万历三十七年他在信中对李三才说，现在时局千难万难，只有才干卓识如你这样的人，“方有旋转之望”这是促使他写信给阁部大僚的缘由。当然他也深知，由他这个在野的革职官员来议论此事，必然会遭到嫌疑。事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钦佩李三才每当“风波汹涌之时，毅然出而挺身担荷”，“不肖独何心而忍默默”！虽然他的言论必然会遭来麻烦，但他坦然得很，“聊以尽此一念而已”。
顾宪成这位桃花源中人实在是太书生气了。以前在朝时他就特立独行，如今在野了，依然对政治斗争的险恶估计过低。事态愈来愈扩大，对李三才和东林书院的攻击也愈来愈厉害。这时他才意识到写这些信是失策的，在给朋友的信中无可奈何的说：“去岁救李淮抚（指李三才）书，委是出位”，为此深深悔恨；又说：“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
然而为时已晚。政治斗争的险恶难以逆料，不但李三才陷入了危机，而且顾宪成与东林书院也受到牵连，一些别有用心者，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东林党”。始作俑者便是徐兆魁之流，他无中生有地说：“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以至于此。
万历四十年五月，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
顾宪成之死，触发正直人士为他辩护洗刷的激情，户部广东司主事李朴大声疾呼：“顾宪成也，久栖林壑，游心性命，即一书出而议及时事，可从则从，不可从则止，有何长鞭足以制人？乃满朝之人哄然四起，宛如敌国，不为‘遥制国是’，则为‘不肖渊薮’，且并讲学而非芍之。”然而毕竟寡不敌众，李朴被整得狼狈不堪，落得个“调闲散用”的处分。
此后对东林书院的攻击愈演愈烈，污蔑它是“遥制国是”的“党”。御史田一甲甚至说，东林书院“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门户之威炽矣”，“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赞、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以为不肖”云云。不但视东林书院为“党”，而且还扯上“入党”、“不入党”的组织关系，荒唐之极。顾宪成何时“建党”？李三才等何时“入党”？莫名其妙。
把以讲学为宗旨的东林书院看作一个“党”，无异于重现南宋时禁锢朱熹办书院讲学的“伪学逆党”之禁。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南京工科给事中喻致知在奏疏中点明了这一点：“今为世道计，不患讲学，患不讲学；又不患不讲学，患不真讲学”：“且伪学之禁，盛世不闻，仅于宋季见之”。他忧心忡忡地指出：“伪学之禁网益密，宋之国祚亦不振”，提醒当权者深长思。
到了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时期，对东林书院近的迫害变本加厉。魏忠贤的亲信王绍徽仿照梁山泊一百零八将的座次与诨号，编了《东林点将录》，公然把李三才列为“东林党”的第一号人物－－相当于梁山泊的晁盖，其全称是：“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开列了108人物的黑名单，把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人，以及它的同情者，都网罗在内，一一予以镇压，上演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
天启五年（1625年），由政府出面，捣毁了东林书院。
晚明史上轰动一时的东林书院，只存在了短短的二十一年，毁于政权的暴力，令人唏嘘不已。
第十章 “大刀手”杨琏
古代有这样一句民谚：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封公侯。反映了两种官僚的不同处世哲学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者，往往死得很惨；趋炎附势，善于拍马溜须者，往往飞黄腾达。于是乎那些精明的官僚，为了保住乌纱帽，不断向上爬，学会了明哲保身，曲阿附世，不敢讲真话，假话套话连绵不绝，身上弥漫了乡愿气息，官场风气由此腐败不堪。然而中国的士大夫中的精英分子一向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视乡愿如仇雠。因此，“直如弦，死道边”的官僚，代不乏人，成为历史的亮色。
杨涟就是其中之一。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出任常熟知县，被举荐为“廉吏第一”，升户科给事中，转兵科给事中，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泰昌、天启两朝以敢于直言极谏，抨击恶势力，而闻名于政坛，《明史》称赞他“为人磊落，负奇节”。这七个字的评价，是当之无愧的，在泰昌、天启两朝的“红丸案”和“移宫案”中，把个人功名利禄与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挺身站在风口浪尖，力挽狂澜。他的最为彪炳于史册的事迹，是上疏弹劾权势显赫的“九千九百岁”魏忠贤，结果遭到杀身之祸，并且被“阉党”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排在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机星智多星左谕德缪昌期、天间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等人之后，给他的名目是：天勇星大刀手左都御史杨涟，在他后面的是：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题目中“大刀手”三字的出典就在于此，显现出“阉党”心目中杨涟的厉害－－似乎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的“大刀手”，列位看官千万别误会，以为杨涟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入伙。
杨涟登上政治舞台，正是多事之秋。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逝世，皇太子朱常洛即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立即围绕这位新皇帝即明光宗而展开。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郑贵妃。她一向仰赖明神宗的宠信，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夺太子地位，处处打击排挤朱常洛，如今朱常洛已经成为当朝皇帝，迫使她不得不变更策略，抓住朱常洛沉迷女色的弱点，送给他八名美女，每晚都是“一生二旦”，“连幸数人”，身体立时垮了。接下来郑贵妃又指使原先自己宫中的亲信太监现今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向皇帝进通利药－－大黄，使朱常洛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身体趋于衰竭状态。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兵科给事中杨涟与御史左光斗倡言于朝，要郑贵妃移宫－－目的在于不让郑贵妃继续控制宫中事务。此后杨涟又呈上一份奏疏，题为《圣躬违和之由疏》，探究皇上得病的缘由，要皇上把崔文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矛头直指郑贵妃。郑贵妃迫于强大的外廷压力，不得不移出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不久，朱常洛下令把崔文升逐出宫，收回封郑贵妃为太后的成命。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酿成了轰动一时的“红丸案”。八月二十四日杨涟上疏奏论崔文升用药之误，表示“臣不愿与此贼医俱生”。这一事件还来不及处理，又出了李可灼进奉“红丸”的事件，其中肯定有阴谋。内阁首辅方从哲向皇帝介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丹，病情危急的朱常洛对此抱有一线希望，命内侍召李可灼进宫诊视。谁也不曾料到，朱常洛在连服两粒红色丸药之后，到了九月初一日五更，因病情加剧，突然死亡。联系到皇上登极一月来的种种遭遇，人们对杨涟所说已深信不疑。文秉《皇明通纪集要》如此概括外廷议论的焦点：“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药内阉崔文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一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渐不可解。”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中，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看到郑贵妃利用明神宗生前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光呈帝的命运。朱常洛终于未能摆脱儿十年的厄运，当了一个月皇帝，就一命呜呼，泰昌朝如同昙花一现，迅即凋零。
继“红丸案”之后的“移宫案”，牵涉到朱常洛之子朱由校的继位与权力交接问题。原来朱常洛生前的元太子妃郭氏死于万历四十一年，此后并未再册封太子妃，只有两个姓李的选侍，宫中称为东李、西李。而西李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贵妃力图为李选侍（西李）请封皇后，李选侍（西李）则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朱常洛也有这种考虑，不过得让李选侍（西李）先封为皇贵妃。但是不久明光宗（常洛）驾崩，李选侍（西李）册封皇贵妃落空，更不用说当皇后了。由于缺乏合法性身份，照理她应该立即从乾清宫搬出。这个女人也不寻常，她仿效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在即位后尊封她为皇太后。于是李选侍（西李）与郑贵妃密谋，把皇长子朱由校扣留在慈庆宫，企图达到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的目的，然后垂帘听政。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把这一密谋写成揭帖，告知外廷大臣，揭发李选侍“欲拥立东朝（皇长子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外廷大臣议论纷纷，有人主张把皇长子托付给李选侍（西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