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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此时杨嗣昌已经病入膏肓了，崇祯十三年底至十四年年初，杨嗣昌已身患绝症，正月初六日病情趋于严重。正月初八日向皇上报告军情时，隐给流露了行将就木的忧虑：”臣忧劳病瘁，奄奄垂毙，襄库馨尽，心亦忧煎，不知死所。“他的病是心力交瘁所致，明知无法力挽狂澜，却要硬着头皮去力挽狂澜，还要表现出胜券在握的样子，精神压力之大，非常人所能感受。自从奉命督师以来，这位盐梅上将除了玛瑙山大捷，再没有打过一次胜仗，部将不听调遣，被张献忠牵着鼻子走，狼狈不堪。而皇帝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班师回朝。心力交瘁的杨嗣昌终于一病不起。
正当他在四川团团转时，张献忠突然指挥军队出用，飞奔杨嗣昌的督师衙门所在地－－襄阳。襄阳方面还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张献忠的军队已经到达当阳。张献忠派罗汝才截断郧阳与襄阳的增援路线，自己率领精骑，一日一夜飞奔三百里，直插襄阳。二月初，兵临襄阳城下，派遣十二名士兵冒充杨嗣昌督师衙门的差官拿着调兵文书入城。二月初四日半夜，城中内应放下吊桥，迎接大部队，襄阳不战而下。
天明后，年逾七旬须发尽白的襄王朱翊铭被押到西门城楼，吓得浑身发抖，跪倒在张献忠脚下，连喊：”求千岁爷爷饶命！“
张献忠讥讽道：”你是千岁，倒叫我千岁。我不要你别的。只借你头用。“
朱翊铭一听，慌忙讨好：”宫中金银宝玩任千岁爷爷搬用。“
张献忠回答；”你有何法禁我不搬哩？只一件事，你不给我头，那杨嗣昌不得死。“说罢，下令处死襄王朱翊铭，同时处死的还有贵阳王朱常法、兰阳王母徐氏等四十三人。
杨嗣昌以为襄阳防守严密，不足为忧。张献忠从陆路出川，他从水路沿江而下，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夷陵（宜昌），方才得知洛阳、襄阳陷落，福王、襄王被杀的凶闻接踵而至，不禁大恸：无脸再见皇上！原本身患重病的他，遭此惊吓，顿时绝望，饮食不进。赶剑荆州沙徐家园，便卧床不起，一切大事都交给监军万元古代理。万元吉问他：师相病情如何？为何不报知皇上？杨嗣昌只吐出两个字：不敢！
二月初一日，杨嗣昌病死于沙市徐家园，终年五十四岁。崇祯皇帝得到杨嗣昌的死讯，专门下达圣旨，力排众议，给他极高的评价：”督师阁臣杨嗣昌，功虽未成，尽瘁堪悯。“并且感叹：”杨嗣昌死后，廷臣无能剿贼者。“舆论却一致谴责杨嗣昌，主张追究责任。皇帝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追赠他”太子太保“头衔。皇帝对杨嗣昌的眷顾，始终如一，在崇祯朝五十名内阁辅臣中，堪称独一无二。确实，杨鹤、杨嗣昌父子为明朝力挽狂澜，而献出了生命，皇帝还能谴责什么呢？
第十四章 袁崇焕与毛文龙
第一节 毛文龙的功过是非
毛文龙何许人也？一般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
确实，毛文龙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犹如跑龙套般地一闪而过，没有给人留下甚么印象，彷佛辽东上空滑过的一颗流星，迅即消逝。不过他本人倒并非一个跑龙套的小角色，而是明朝止式任命的驻守鸭绿江口战略要地的东江总兵，在明朝和后金（清）、朝鲜的边界地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崇祯二年他死在督师人人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之下，由于袁崇焕的赫赫威名与耀眼光环的笼罩，毛文龙黯然失色，甚至模糊了原来的本真面目。到了历史学家笔下，毛文龙的功过是非到底应该怎样评说，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早在20世界40年代就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筚路蓝缕，从漫无头绪的史料中探幽索微，清理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人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界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摆测字摊，替人看相谋生。以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天启元年被友人引荐给辽东巡抚千化贞，成为标下游击。后金（清）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镇江堡被后金（清）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在后金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于明朝是极具战略价值的。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通行商贾，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皮岛就称为东江雄镇。
天启三年，毛文龙与部下计议：辽东要地唯金州（即金州卫，今金县）南通旅顺口，北至三年坝，西通广宁，东可收复大地。如果占据此城，陆路可以遏制后金（清）骑兵，水路可以前往登州运粮。使率部将张盘等攻下金州，命张盘驻守金州，自己仍、退回皮岛，互为犄角之势。由于此战告捷，朝廷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确认并扩大他发镇皮岛的事权。
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努尔哈赤军队的功劳，从《明熹宗实录》可以看到，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灭奴（按：指努尔哈赤）不足，牵奴则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估价更为具体：东方自逆奴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掖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因此大启皇帝在渝旨中多次称赞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两顾。
毛文龙以明朝封疆大吏的身份，在皇太极继位后与之多次联系，相约和好，以维持边界安定。由于他的这种独特地位与作用，崇祯皇帝即位后，继承先帝对他的优容方针。
然而朝廷中也有一些大臣以为毛文龙拥兵跋扈，千方百计对他加以掣肘。毛文龙对于自己势处孤立，动遭掣肘，向皇帝表示不满。崇祯皇帝对他劝慰有加：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户部以为毛文龙虚冒军饷，派员前往核实，意欲裁减军饷。毛文龙上疏皇上，认为这是把皮岛一地兵员作为他辖境诸岛兵员总数，太过于昧良心。崇祯皇帝也不同意户部这种做法，在给毛文龙的批复中说，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与内地一概而论。他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显效，谁得以糜饷为借口！显然，皇帝不赞成以糜费军饷的口实对毛文龙进行钳制，而主张对远在海外孤军奋战的毛文龙采取特殊政策，不妨在军饷方面稍许宽松一点，以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平心而论，虚冒军饷是当时边防各镇的普遍流弊，并非毛文龙所独有。何况，毛文龙为了应付皮岛等岛屿以及金州驻军的开支，除了朝廷固定军饷外，还从经商收入中每月拿出白银十万两尽充军饷。因此崇祯皇帝所说“准得以糜饷为借口”是言之有理的。
但是，崇祯元年新任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袁崇焕却不如此看问题。袁崇焕以钦差大臣出镇行边督师，毛文龙毫无疑问在他的节制之下，他早就听说毛文龙在海外多年，势如割据，不受节制。在离京前，他与内阁辅臣钱龙锡谈到平定辽东事宜时，并不把收复失地摆在首要地位，而是明确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所采取的的基本态度又是非常冷酷的：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作为钦差督师的下马威，首先在经济来源上卡住毛文龙，迫使他就范。在这种背景下，他中严海禁：不许登州一船出海，凡运往东江（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宁远近海的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由旅顺口转运至东江；而先前由天津所运的粮料，也改由觉华岛起运，必须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他海上贸易的命脉，无疑给毛文龙致命一击。
毛文龙只得向皇帝申诉：自从受到几十份奏疏诽谤以来，早已心如死灰，只因圣恩未报，才力疾以做未完之事，这是臣的愚忠，并非栖栖恋位。谁知袁督师封锁登州沿岸，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客船畏法不敢前来，故而部下士兵慌忙说：是拦喉切我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