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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十两，取去者其价十倍。
丝绵：髡首裸裎，非此不能耐寒，冬月非此不暖。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至二百两。
布：用为常服，无棉花故也。
绵绸：染彼国花样，作正服之用。
锦绣：优人戏剧用，衣服不用。
红线：编之以绣盔甲，以束腰腹，以为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七十两。
水银：镀铜器之用，其价十倍中国。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
针：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进，每一针价银七分。
铁锅：彼国虽自有而不大，大者至为难得，每一锅价银一两。
瓷器：择花样而用之。
古文钱：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文价银一两二钱。
药材：诸味俱有，惟无川芎，常价一百斤价银六十七两。其次则甘草，每百斤二十金（银二十两）以为常。
你看，如此巨大的一个市场，如此巨大的利润，对商人的诱惑力之大可想而知，要想禁是禁不住的。
王直在沿海活动的最后目的，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这八个字的含义十分清楚，要求政府放弃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使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随着葡萄牙商人、西班牙商人的东来，已经把中国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之中，海禁政策与此格格不入，朝贡贸易又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增长速度。王直虽然带有谋求私利的动机，但是他对于国际贸易形势的判断比那些保守的官僚更胜一筹。
王直在接受朝廷招抚后所写的《自明疏》是一篇有价值的史料。他首先说明：“窃臣（王）直觅利商海，卖货浙（江）、福（建），与人同利，为国捍边，绝无勾引党贼侵扰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屡立微功，蒙蔽不能上达，反罹籍没家产，臣心实有不甘。”接着他向朝廷报告日本的情况；“日本虽统于一君，近来君弱臣强，不过徒存名号而已。其国尚有六十六国，互相雄长。”而且他们也在搞海禁，“夷船”（外国商船）已经很少来了。最后他向皇帝恳请：“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驰驱，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也就是说，把广东允许开放通商口岸，设立海关收取关税的做法，推广到浙江沿海，并且恢复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那么，东南沿海的所谓“倭患”就可以得到解决。
王直的建议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政府方面醉翁之意不在酒，表面上答应“姑容互市”，要他“悔罪自赎”，当他几次协助官军擒拿海盗后，政府方面却背信食言，派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统兵前往烈港袭击王直。王直从此怨恨政府之失信，且藐视官军之无能，决计报复，摆出一副与朝廷势不两立的架势，僭号称王。他身穿绯袍，腰佩玉带：随从为他打着金顶五檐黄伞，手下头目都用大帽袍带、银顶银伞；五十名侍卫都用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在定海操江亭称“净海王”。以后又建造巨舰，长约一百二十步，可容纳二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以后又到日本萨摩洲的松浦津， 自称“徽王”；不时派兵前往沿海骚扰劫掠，成为沿海数省的心腹大患。
地方官知道这是他们自己“以贼攻贼”策略招来的大祸，但不敢实事求是上报，竟然谎称“倭寇”来犯，蒙骗朝廷，以便推卸自己的职责。而王直为了日后能够推脱责任，每次骚扰劫掠沿海地方之后，就放出风声：这是“岛夷”（倭寇）所为。于是上下掩饰，祸乱愈演愈烈，真相愈来愈混乱。
到了真相——所谓“倭寇”其实是王直所部——逐渐明朗后，朝廷任命兵部尚书张经为总督，率领四方精兵协力进剿。但是，官军毫无士气，一触即溃，朝野上下一筹莫展，不得不乞求招抚，宣布：如有能擒斩首恶王直者，授予世袭指挥佥事：如王直等悔罪率众来降，亦授予世袭指挥佥事。有的官员表示坚决反对，以为这种“以赏劝恶”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去了一个王直，会产生另外的“王直”。后来改为一面围剿，一面宣布愿意投降的胁从者可以不杀，但首恶不赦。议来议去，议而不决，“剿”与“抚”两方面都没有起色。
嘉靖三十四年权奸严嵩的亲信、工部侍郎赵文华以奉命祭海神的名义前往江南视察“贼情”，精通权术的浙江巡按胡宗宪与他勾结，排斥和赵文华有矛盾的总督张经、浙江巡抚李天宠，由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抚。这种权力的改组，并没有改变形势，官军依然屡战屡败。赵文华与胡宗宪恐怕遭来政治麻烦，秘密议定招抚王直。于是派遣辩士蒋洲、陈可愿，以及先前与王直友善者多人，出海招抚王直。与此同时胡宗宪大搞心理战术，派人把关入金华监狱的王直母亲、妻子接来杭州，好生款待。过了几天后，要王直母亲写信劝王直归降，信中写道：朝廷愿意宽宥你的前罪，愿意放宽海禁，允许日本互市，今派遣蒋洲等人带信前来说明。
嘉靖三十四年八月，招降的一行人等从定海出发，十一月抵达日本五岛，与王直会晤。蒋洲等向他表示胡宗宪的慰劳之意，并说胡宗宪是你的同乡，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愿意宽宥前罪，保全骨肉，而且允许通市谋利。次年四月，王直派他的养子毛海峰护送招降队伍归国，试探虚实；而把蒋洲留下，作为人质。胡宗宪为了考察毛海峰的归顺诚意，要毛海峰率部攻打徐海。毛海峰害怕万一两败俱伤，将进退失据，借口此事必须其父王直亲自决定，前往日本，把情况报告王直。王直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率领他的部下千余人返回浙江沿海的岑港，表示愿意投降，以求得通商的权利。
胡宗宪以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特地安排了场面壮大、声势煊赫的受降典礼。在王直受抚以后，继续对他恩宠有加。对于这种做法，反对者议论纷纷，扬言胡宗宪接受王直的巨额贿赂。此时，赵文华得罪罢官，胡宗宪失去内援，态度立即变化。他在奏疏中表态：王直等是海氛祸首，罪在不赦，今自来送死，请庙堂处分，臣当督率兵将歼灭其余党。王直被关入监狱后，他的部下知道当局已经变卦，据守岑港与官军抗衡。
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胡宗宪上疏朝廷，请求将正直及其同党叶宗满等明正典刑。兵部会同三法司议复：“王直背华勾夷，罪孽深重，着就彼处决枭示。叶宗满、王汝贤既称归顺报效，饶死，发边卫永远充军。”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在杭州官巷口被斩首示众。临刑前，王直叹息道：想不到死在这里，死我一人，恐怕苦了两浙百姓。
王直的死，并没有使“倭患”消停，恰恰相反，激起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疯狂的报复，“倭患”愈演愈烈。王直是为了求得海上走私贸易合法化而投降的，他的死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了。
在此之前，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唐枢在给胡宗宪的信中，分析了中外贸易的大势以及“倭患”的根源。他指出：第一，中国与外国的贸易难以禁绝，海禁只能禁止中国百姓“中国与夷，各擅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下海之禁，止以自治吾民，恐其远出以生衅端”。第二，嘉靖年间的“倭患”起源于海禁政策之不合时宜——“嘉靖六七年后，守臣奉公严禁，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寇。嘉靖二十年后，海禁愈严，贼夥愈盛。许栋、李光头辈然后声势蔓延，祸与岁积。今日之事，造端命意，实系于此”。第三，所谓倭寇，其实是中国百姓——“使有力者既已从商而无异心，则琐琐之辈自能各安本业，而无效尤，以为适从。故各年寇情历历可指：壬子（嘉靖三十一年）之寇，海商之为寇也；癸丑（嘉靖三十二年）之寇，各业益之而为寇也；甲寅（嘉靖三十三年）之寇，沙上黠夫、云间（松江）之良户复益而为寇也：乙卯（嘉靖二十四年）之寇，则重有异方之集矣”。唐枢作为亲历者对“倭寇”的分析洞若观火，道出了事实的真相。
无独有偶，其后谢杰在《虔台倭纂》一书中对“倭寇”的分析，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也指出：“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导致倭患的原因，“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因此海禁一日不解除，祸患始终存在。王直死后，徽商在海上依然相当活跃，后继者有徐惟学、徐海，都被当局看作“倭寇”。而日本的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据点。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的政策转换。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