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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东有一条夹道通向后院，据老爷子分析是仆人住的地方。他说你可以到那里看看，那儿有一棵皂荚树，全北京也没有几棵这么粗这么老的皂荚树了。就是这院子和这楼最后拆了，这棵树也得保留！
我先去了主院，73岁的沈家本最后死在这里。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13年。他的辉煌，与他的失意，都在这里演绎。他是1901年应光绪皇帝之召，从保定府（那时他在那里任直隶按察使），回到北京任刑部右侍郎，开始了他宏图大展的生涯的，在以后的十年里，他删削旧法，制定新法，可以说叱咤风云。他就是在刚刚回到北京的时候买下了这座当时被八国联军破坏得潦倒的吴兴会馆（他本人就是吴兴人），然后让它和自己一点点兴盛起来。如果没有以后保守派激烈的反对，也许，他和国家一样，都会更好一些。起码，他可以活得更长一些，这个宅院也会更长久保持一些生机。
如今，看那每一间房屋，都让我想起沈家本的一生，仿佛觉得他的一丝游魂和着清风与尘埃一起正在这里游走。现在我们会为他最后的成就而叹为观止，当初他是持续18年连考三次会试不第，一直到43岁才终于考中了进士，命运比《儒林外史》里范进强不到哪儿去。那时，他曾写下这样的诗：“曲巷自来车辙寡，懒随征逐少年场。”如果当时他真的就这样萌生退意，和他父亲一样退隐归家，我国的一位法学大家可就彻底没有了。看来，什么时候什么事，关键都在最后坚持的那一分钟之中。
我又去后院看了那棵皂荚树，两人怀抱才抱得过来，真粗，树皮裂如沟壑纵横，枝干遒劲似龙蛇腾空而舞。树的形象让人想起沈家本本人。
走出来，又碰见那位老爷子，他和我一起走出大院，站在门口聊起来。他告诉我大门还是当年的，门楣上还有当年的彩绘。但门前的景象变了，原来是八字门口，也就是门廊外左右是八字形的斜坡撇出来的，高台阶一阶一阶地越走越宽，左右都是空场，可以停车停轿子。原来门口对面有一个大影壁，你待会儿到那饭馆里看看，后厨房有一个高坎儿，就是当年影壁的底座。我对他说：那当年这宅子可是真够大的。他立刻回应我：赶情！照现在说他得是个部长吧，能和咱老百姓住一样的房子？再说了，他对咱们国家的法律有多大的功劳，不该住这样的房子吗？他死以后，后来的人就不行了，把房子卖一个倒大烟的，最后让政府给没收了。这好地方也得分人住！说着，他指着墙东边一块写着“沈家本故居”的牌子，又对我说：这几年才想起立这么块牌子了，以前根本没有想起人家，哪儿有什么人来看呀！
枕碧楼（2）
老大爷的话让我对他生出敬意。他说得没错，如今泛滥的清宫戏，那段历史显得离我们并不远似的。不过，在清末人物中，人们现在只知道慈禧和刘罗锅了；在民国人物中，记住沈家本的人就更不多。去年，北大教授李贵连先生出版《沈家本传》，是本非常值得看的书，我猜卖得肯定没有明星传记好。想当年，虽然沈家本没有给袁世凯面子，但他死后袁世凯还是为他的墓碑敬重题了词：法学匡时为国重，高名垂爱以书传。老袁尚能如此，我们怎么也应该比他做得更好吧？
记住一个人，有时并不容易。但是，真的要忘记一个人，就那么容易吗？尤其这个人为历史的发展与创造做出过特别的贡献。
松筠庵（1）
一把黑锁挂在杨公祠山门上，玻璃门窗后的布帘挡得很严实，趴在窗前，什么也看不见。门额被青灰涂抹，上面应该是“杨椒山先生故宅”几个大字，达智桥胡同12号的门牌很清楚，山门的右边有块写着“杨椒山故居”的汉白玉牌子，1984年立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走过来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都是外地人，看我站在那里端详大门，很好奇地看我。我问他们知道现在什么人住在这里面吗？他们说我们呀。怎么这么巧？我忙说能让我进去看看吗？小伙子很痛快地从兜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让我跟着他走了进去，才发现山门已经变成了一间小屋，半间屋子放着一张木板搭成了床铺，另一半屋子堆放着凌乱的东西。窗户和门都用布或报纸遮挡着，四周幽暗一片，但从里面看，小窗和墙顶是以前的样子，山门前后两扇大门的痕迹还在。主人在附近做些小买卖，他告诉我是从街道办事处那里租的，以前这里是个小卖部。
我告诉他这里是杨椒山的故居，他们似乎对杨椒山这个名字有些陌生，我问他们：明朝的大奸臣严嵩知道吗？他点点头。我接着对他说：杨椒山就和是严嵩斗的大忠臣，宁死不屈，你们住在这儿可沾着他的仙气儿呢！他惊讶地说：是吗？我听出他的口音是河北的，告诉他们：杨椒山是河北容城人，和你们是老乡呢。他们高兴地说：真的呀！
走出山门，又愣愣地站在那里看了半天，然后拐进旁边一个小门，里面是一条窄长的夹道。靠西开着一扇铁门，正好从门后探出一个人来，心想进这扇铁门里面就是杨公祠的山门里面的祠堂，忙上前打听。他告诉我都住着人家了，你进院子里面再看看吧，没有打算让我进去的意思。我只好往里走，西边是一整面磨砖对缝的青砖墙，足有十多米长，尖尖的屋脊把高高的影子沉沉的压下来，如果判断没错的话，这就应该是杨公祠的景贤堂。我不甘心，回头指着墙问他：这屋子可真够宽的，院里面有屋子的后门吗？他一拍手，招呼我：干脆，你进来自己看看吧，平常我是不让人进的。
忙乐不迭的跟他进了屋，果然是景贤堂。高高的房顶已经看不见檩和柁，磨上了灰顶。但怀抱粗的圆柱，虽然都涂上鲜艳的红漆，依然是原来的。正堂呈正方形，前后各有四个圆柱，间距大约有3米，可以看出外面的廊檐非常宽，现在接出来成了屋子。最让我兴奋的，是发现两侧墙上居然保存完好5面碑刻，仔细看看，除一面是崇祯十六年的，其余四面是清乾隆、嘉庆和光绪年间，景仰杨椒山的后人刻上去的。这屋子很长时间一直是单位占用，这些碑刻才得以保护。那人还带我看看隔出来的一间小屋，地上放着一块断成两截长约两三米的石碑。可惜翻不动，你看不成上面刻的字了。他对我说。我说这已经很感谢你了。
接着往里走，过一个过廊，拐弯的墙上镶嵌着一块汉白玉的牌子，是宣统二年5月立的“松筠庵条规”，规定每年5月17日和8也16日为同乡和科道公祭之日，只准官员士子和医生进，商贾吏役优伶妇女均不得入内、租用或借座请客。自杨椒山在明嘉靖三十三年（1555）死后，他的这个故居就逐渐荒芜，后来变成城隍庙和松筠庵，清乾隆年间才开始设为祠堂，也就是说在杨椒山死后两百年，他才得以如此规模和正式的祭祀。一座废庙，才又香火鼎盛，怎么说，忠臣是不会让人遗忘的。
再往里面走，还有三个院子，最后的只有西房，前两个院里都有正房三间。挨门询问着街坊们，他们众口一词让我找前院住的老太太，她住的时间最长，兴许还了解些情况。前院三间都是老太太的家，那里应该是景贤堂后面的后堂，也有廊檐，也是圆柱，朱红漆如老树的树皮皴裂斑驳，颜色却依然如故。
敲开门，一位个子不高慈眉善目的老人在收拾肉皮，大概是要做肉皮冻，热情放下了手中的活，接待了我。她今年75岁，10岁搬进来，那时，这里有一个和尚和两个看门的，住在她后院，最后的那个院子是堆放杂物的仓库。老太太不清楚杨椒山的名字杨继盛，却熟悉他的号杨椒山。她告诉我，景贤堂原来供奉着杨椒山彩色泥塑像，像两侧有对联（我知道写的是：不与炎黄同一辈，独留清白永千年），像的东边有一座顶到房顶高的石碑，文化大革命让人砸了（我想是刚才看到的那块断成两截的石碑）。景贤堂比后面的房子高出一大截，堂前种的是松树和竹子，堂前堂后都有高高的六阶台阶，台阶两旁有光滑的坡，小孩子常常把它当滑梯玩。她住的这屋子原来供奉祖宗和杨夫人的牌位，有匾在上面（写着“正气锄奸”）。
说起当年，说起杨椒山，老太太很有感情。院里的年轻人不大知道了，老人都知道杨椒山因为给皇帝上疏列数当时的大奸臣严嵩五奸十罪，请求杀之而得罪了这个大奸臣，严嵩先是引诱不成，最后恼羞成怒，把杨椒山拿进大狱，关了三年，严刑拷打，高压威逼，都是不从，450年的秋日，死在严嵩手下。清康熙时的内阁中书乔莱，有诗这样赞美杨椒山：一封早定捐国志，九死难消疾恶肠。这是中华民族一代代来赖以存活下来最难能可贵也是最值得尊敬的气血了。
老太太叹口气说：就和前年告河北贪官李真的那个忠臣，最后被姓李的关进大狱里一样。杨椒山死的时候还不到40岁呀！
松筠庵（2）
然后，老太太对我说，原来的院子可大了，你应该到西院看看去，那个亭子还在呢。只是现在都住上人家了，乱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我请老人为我描述一下当年的样子，她的眼睛一下子很明亮，她告诉我：我这院子有个月亮门通西院，西院里有对面的东西厢房，中间是有假山石的两个花园，走廊一直沿着东厢房的前面通到后花园，那个亭子就是后花园的西边。我知道，老太太说的那个亭子就是“谏草亭”，是道光年间一个和尚募集来的钱修建的。杨椒山起草疏稿的书房“谏草堂”，应该也在西院，记载奏疏的数十块石刻嵌刻在堂中。
西院真的非常大，格局没有大变，前后花园过廊廊檐上冰裂花样的窗格都还完整的保留着，甚至还能看见当年花园的假山石堆挤在院角，虽都尘埋网封，却好像岁月逝去不远。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