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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浅见，先秦诸子虽然路线不同，但他们都共享一个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体而有机的，天地间的每个成分跟其他的成分相互关连，所以在这样的宇宙观里，没有绝对的矛盾，只有相对的矛盾。这种宇宙观，经历数千年，仍深植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底层，是以各种不同的思想成分，可以共存在一个人的思想里，运行不悖。
梁先生与我谈话的内容，有一大部分是我向他请教20世纪初的人事。为何我不静静听梁先生抒发他的想法，而要询问他许多过去的交往呢？我是历史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是我所知最后一个健在且头脑清明的人，曾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年中国文化剧变，并且和许多重要知识分子相知相交过。他的回忆是宝贵的，所以我才僭越地主导谈话，希望可以将这些独一无二的经验记录下来。
像我这样，等到传记完成出书之后，作者才终于见到传主，在中国近代史学界中可能是空前未有的特例。与梁先生谈话之后，我在《最后的儒家》一书最后加上一章，增补修定了原书的一些未竟之处，特别是他在文革期间受苦一节，由于我未能在书成前与他见面，也没有相关记录流通，所以不知悉细节，也无法载入书中，后来与他谈话后才知道实情，补充在这最后一章里。大体来说，我并没有在亲见梁先生之后，修改拙作的结构与内容。与他谈话之后，我发现梁先生表里如一，他的文章诚实地反映出他的观感，未曾因为要顺应时局而掩饰真心，所以我透过文字所见到的梁先生，与我后来实际上对谈的梁先生，是一致的。是以我虽无缘在书成前见到他，但透过他的文章，我仍然深刻地认识到梁先生的真实的性格与想法。
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2005年9月于芝加哥
《这个世界会好吗》 总序马勇：梁漱溟晚年口述
新年伊始，友人送来刚出版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接读之后，颇多感触。我相信这本书应该会是2006年最有亮点的出版物之一。
艾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研究梁漱溟的专家。1980年8月，他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长谈十余次。《梁漱溟晚年口述》（下称《口述》）就是根据当年那次系列访谈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其实，早在十几年前，我参与编辑《梁漱溟全集》，就读到过艾恺访谈内容的“节选”；《梁漱溟全集》收录了那份“节选”，篇幅约4万字，主要是梁漱溟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发言，其他的许多内容都被舍弃了。半年前，单位图书馆购置了那次访谈的全部录音，并好意通知笔者可以借听；然而考虑到此次访谈有数十个小时，太费功夫，也就一直拖了下来。不意，仅仅过了半年，就收到由一耽学堂整理出版的本子，心中自然很高兴。
据出版者介绍，此次整理出的“全本”除个别地方录音模糊听不清楚外，基本上是“据录音逐字逐句”的照录，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了解梁漱溟晚年的真实想法，以及他对自己一生业绩的自我评估。
艾恺在访问梁漱溟之前就著有关于梁漱溟的专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艾恺在那部书中全凭文献资料来解读梁漱溟的思想与活动。1980年他对梁漱溟的系列访谈，主要是为了验证他在自己著作中的判断是否准确，并拿一些疑问请梁漱溟直接解答。因此，这部《口述》实际上是由艾恺主导的一场答疑会。仔细阅读之后就会明白，专家就是专家，他的有效引导确实使梁漱溟向我们提供了许多人们先前并不了解的故事，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究梁漱溟思想变迁的轨迹。
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一度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进入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经过1950年代与毛泽东的冲突之后，梁漱溟实际上已经退出了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政治舞台。不过，由于梁漱溟的高寿，他见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情形，从而也使他有机会心平气和地反省自己一生的业绩。这里，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评估的差异。
按照研究者的一般看法，梁漱溟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最大贡献，无疑首推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前者以大无畏的勇气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公开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惟一出路。甚至直到1950年代中期，梁漱溟这一信念似乎都不曾动摇。
然而，我们看到，经过几十年的“思想改造”，梁漱溟1980年与艾恺对谈的时候，他对自己思想文本的解读已经不是依据先前的信念，与研究者的观察也大相径庭。他不再坚持“向东走”，不再反对“向西走”，相反，连他自己都有到欧美走走的意思不断流露。在对自己先前著作进行评价时，梁漱溟也不再像先前那样自负。尤其耐人寻味的是，他不止一次向艾恺推荐他尚未出版的新著《人心与人生》，以为这部著作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精髓，其意义远大于先前的任何一部著作。但从后来正式出版的文本中，研究者似乎并没有发现梁漱溟所说的那些价值。这部著作用不少的篇幅解读辩证法与唯物论、主动性与能动性、计划性与理智等，其实只是在重复那个时代最通行的哲学。
至于梁漱溟对自己政治历程和社会活动历史的回顾与评述，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紧张。他虽然没有公开宣布放弃他那独特的研究结论，即中国社会结构的“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但在实际上，由于历史条件使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认同了他先前反对的政治观点，甚至不无自嘲地表示他先前的理想已在中国实现。这里再也看不到毛泽东所“痛骂”的那个梁漱溟，相反，一个温和、中庸的长者形象跃然纸上。
透过《口述》，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梁漱溟。晚年的梁漱溟确乎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或许诚如他自己所说，他已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轻，没有什么重大问题，总是把自己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由此反观他对自己政治业绩和社会活动业绩的评估，一个失败者的自嘲成了述说的主基调。
另外，该书三分之一强的篇幅是梁漱溟点评现代史上与自己有直接交往的重要人物，如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李大钊，还有胡适、蒋介石、陈诚、吴稚晖、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韩复榘、辜鸿铭、张东荪、张君劢等，还有与他一起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朋友如晏阳初、王鸿一、梁仲华等。这些点评之所以有意思，是他的看法明显是其真实感受，看不到有掩饰和修饰的痕迹。像书中关于张东荪与张君劢的比较与评价，就和我们先前的认知有很大的区别。他说张君劢更多的是一个专事学理的人，并不热衷于现实政治；而张东荪不仅热衷于现实政治，而且“不够忠诚老实，有些取巧，想个人占便宜的这种思想”。梁漱溟并且提供了许多事例，使我们不能不对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进行重新评估。
即便在个人生活方面，梁漱溟的口述也纠正了许多过去的不实说法。最引人注意的是，关于他与前后两个太太之间的感情，过去的说法是，他与第一任太太感情不深，与第二位太太似乎比较般配；而梁漱溟在这次访谈中所说的与上述说法几乎完全相反。这究竟是梁漱溟晚年一时的看法，还是历史事实呢？恐怕还需要研究。
人无完人，书无完书。《口述》是一本好书，不过由于录音整理者的知识背景或其他方面的原因，书中的问题也还有不少。主要是，一些人名或书刊名给搞错了，像196页的“石兆基”应为“施肇基”，273页的“薛衡”应为杂志名字“《学衡》”，至于“梁启超、梁任公”、“颜渊、颜回”、“王艮、王心斋”等，姓名与字号并用，让不熟悉这些人物的读者觉得是两个人。这些问题，希望出版者在此后加印时尽量予以订正。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学术文化史，关于梁漱溟研究出版有《梁漱溟文化理论研究》、《梁漱溟评传》、《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等专著）
《这个世界会好吗》 第一部分儒家跟佛家（1）
艾：您是怎么知道这本书出版的（指艾著《最后的儒家》一书——整理者）？就是说，您的一位老朋友，是这个……
梁：有一个姓朱的，是吧？
艾：对，有一位姓朱的，他当过我的学生，他给我打电话，说您知道有这件事情，那是怎么知道的，是国内有这本书呢，还是国外……
梁：朋友给寄来。
艾：从美国寄来的？
梁：是，有一位姓胡的，叫胡石如。
艾：因为他也是给我写信了，您记得，他是当年20年代北大的学生还是……
梁：我记不清楚，他对我很熟，我对他不那么熟。
艾：三个月以前，我在什么报纸看到您的照片，刚刚要搬进来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