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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些有门路的人或装病或找其他理由都悄悄离开农场回家复习去了，我真羡慕他们，不用再干重体力活儿了，每天都能有充裕的时间在家全天复习。而我因是 “黑五类”子弟，不敢“装病”，也得不到“恩准”，只得小心翼翼。因农场主要领导曾在全场知青大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我一句话，就是考上了大学他也走不成！”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一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人所想象不到的。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一首四行小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两个月后发给我们填写的《河南省高招初选考生登记表》中还专门设了这样一栏：“直系亲属与主要社会关系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无被逮捕、法办、监护审查、隔离审查、点名批判等情况。”
离高考只有短短几天了，农场头头还不肯放过我们，还让我们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像牲口一样地去干活儿。幸亏上面及时下了通知，让所有参加高考的知青回家准备三天，我才有了三天金子般的复习时间。但三天时间毕竟太短了，想好好复习一下根本无法办到，这时我竟想，若有人能给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哪怕让我给他当两年长工我都情愿交换。离开农场那天，知青们帮着我们参加高考的人在公路边截了一辆拉煤的大卡车（当时农场到市区十公里车票仅两角钱，可我们知青却坐不起）。我正要爬上煤灰飞扬的卡车，踏上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考之路，突然，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出现在我面前：“叔叔，你走了，还会回来吗？”我一看，原来是邻村常来我们农场玩的那个小姑娘，她常常让我给她讲故事。“会回来的！”“那俺可等着你给俺讲故事呢，你的那个故事还没讲完哩！”可是，我这一走三十年了还没有回去。
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报考的人特别多，当时在我们这个很小的城市里就有四千多名考生，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三十岁。我的准考证号是“3165”，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数字。1977年12月8日，当我踏进鹤壁市第四中学考点，望着那一群群匆匆赶来参加考试的大小悬殊的考生，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上午八时十五分，一阵清脆的铃声响彻校园，一场令当年应试的人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考试开始了。记得那年河南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有两个，一是《为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而拍手叫好》，二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作文满七十分，占了语文试卷的一大半。
考试那两天，我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饭也顾不上吃，慈祥的母亲总是把饭热了一遍又一遍，我常常边看书边随便吃上几口。长时期的重体力劳动，使我的身体极度虚弱，考试第二天脚竟肿得无法走路，是父亲用自行车把我推到了考场。当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在寒风中吃力地推着我一步步走向考场时，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涌上心头，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头上竟有那么多白发。到了学校门口，自行车不让进校门，可离考场还有一段距离，眼看考试时间就要到了，父亲二话没说，背起我就往考场奔去，一百多斤重的我压得父亲大汗淋漓，至今我还时时能感觉到父亲那吃力的喘气声。
高考过后不久，消息传来，在全市四千多名考生中有一百多人上了录取分数线（当时录取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四），我竟也名列前茅。可我并未兴奋多长时间，直到最后，当得知我彻底与大学无缘而被硬塞入一所中专时，犹如一盆冰水倾头浇下；一个下午都没回过神来；仿佛世界在这一刻倾覆了（后来我才得知；因父亲当时还未平反昭雪，我在政审中受到了牵连……）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常常遭人打骂、侮辱；后来，入团、入伍、招工回城，一次次没有份。如今旧伤未去，新痛又来，我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我曾气呼呼地坐火车跑到省有关部门想问个明白，可走到大门口却停住了，脚像生根似的怎么也迈不进去。
至今，近三十年过去了，我仍保存着北京大学当时给我的来信：
吕洪军同志：
你这种迫切要求深造为祖国多做贡献的精神，诚属难能可贵，值得赞佩。
奈我校不能直接招收新生，须由各有关省、市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办理，因此，此次新生的录取与否，我校是无能为力的。请谅解……
此致
敬礼
北京大学中文系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56
13元“遗产”
凤仙草
那一晚，女儿仅吃了小半碗饭，就放下筷子说：“妈，我有点不舒服，想躺一会，你吃完先走吧。碗筷等会我来收拾。”当时，我并没有太在意，等我收完夜市回来，看到碗筷和剩菜还在桌上摆着，才想到女儿可能出事了。
她在床上躺着，满脸通红，我上去摸了摸她的额头，吓了一大跳，她的额头烫得像一团炭火，眼睛眯成了一道缝，似乎睁开都很吃力。
我将女儿抱了起来，说：“孩子，你发烧了，我们得去看医生。”但她却从我的怀中挣脱下来，说：“不用了，可能是感冒了，睡上一觉明天就会好的，妈，你去把碗洗了吧。”她的声音虚弱，但还是强睁着眼，冲我笑了笑。
我知道她是在敷衍我，因为一去医院就意味着花钱，她怕。
“不行，得赶紧去医院！”我果断地说，然后来到屋里开始找钱，尽可能地找。当我把所有能找到的钱连同刚从夜市上挣来的散币堆在床上清点时，心里十分酸楚。
“妈，真的不用去医院，我明天就会好的……”我扭头看见女儿已靠在我的房门上，她显然已看到了我刚才的窘态，她穿得很单薄。
“快去穿上衣服，我们马上打的去！”我胡乱地将钱塞进口袋里，搀着女儿的手说。
“不，你蹬三轮车去，医院反正又不远。”女儿说着就挣脱了我的手，踉跄地走向锁在院子里的三轮车。当我蹬着小三轮在寂静的街上急驶时，身后传来她微弱的呻吟声，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听见她这么哼哼过，我有点怕了。3年前，丈夫身患绝症离我而去，接下来我又下岗失业，于是只得蹬着三轮车出摊赶夜市。那一年女儿还不到13岁。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发现她忽然长大了，开始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活。我回头望了她一眼，看见她像一只受伤的小羊羔那样无助地趴在车斗里，眼睁睁地望着我。我发疯似地蹬车，怕耽误了她。
赶到医院挂上急诊，接下来是检查、肌注、物理降温，忙碌了一阵后，女儿终于躺在病床上，挂上了吊瓶，我松了一口气。值班医生告诉我，眼下正流行病毒性脑炎，女儿的症状有些像，要待明天上班后做脊液检查才能确诊，今晚先做退烧观察处理。
我的心又提了起来。夜深了，病房里就剩下我和女儿，我感到了疲倦。女儿突然示意我靠近她，说：“妈，我感觉很难受，浑身都痛，和以往不一样。医生的话我听见了，我很有可能是脑炎，我怕是不行了……”
“别瞎想，要等明天做了检查才能确诊。”
“妈，你听我说，”女儿突然严肃起来，“你记住了，我家里床头柜的下层，最里面靠右角那儿藏有一个布袋，里面装有一些钱……那是我攒下的一些钱，留给你……”
猛地一阵酸楚直冲我的鼻腔，我的眼睛 了。我抓住了女儿的手，“孩子，你不会有事，因为有妈妈在。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在一起勇敢地活下去，孩子，你记住了啊！”
女儿怔住了，她异样地、静静地望着我……好一会儿，我感觉到她抓住我的那只手有了力度，她攥住了我的三根手指头，紧紧地攥住，两颗晶莹的泪珠，从她的眼角滚落而下。
第二天上午，女儿做了脑脊液检查，显示正常。接着又做了胸片检查，确诊得的是一般性肺炎。医生说不要紧，住院两三天就可以出院。当我把这个结果告诉女儿时，她一下子就搂紧了我的脖子，搂得很紧。我们都哭了。
回去后，我偷偷打开了女儿的床头柜，那里果然有一个小布袋，里面是13元钱，全是角票。眼泪再一次从我的眼角滑下来。
事情已经过去三年多了，现在，女儿已经成了一名军医大学的学生。高考时，她的分数可以进北大清华，但她的第一志愿却是这所同样令人垂慕的军医大。用她的话说是不用交钱还管吃管穿，能免去我的负担。这是她真实的“第一志愿”。
这些年来，我始终珍藏着女儿那只布袋，那是她曾经郑重留给我的13元“遗产”。它记录了我们母女间那段相依为命、刻骨铭心的经历。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2期P54
《读者》2007年第03期简体版目录
文苑
·卷首语·寻找宁静陆勇强1
·文 苑·一家亲玛格丽特·卡尔森4
一块烫石头盖达尔6
诗二首里尔克、特拉克尔7
心墙刘墉12
爱是一种心境祝勇13
我的日本朋友北岛38
人物
·人 物·可人张之洞张鸣10
戏外程砚秋章诒和50
社会
·杂谈随感·说花钱贾平凹30
语言的演变宋子牛33
底线的失守与家园的沦落孙立平40
爱到不再爱程玮53
人人都有最美丽的十年凯瑟琳·奈特59
·社会之窗·去国依依吴若增42
·今日话题· 我们为什么感到社会不公平卢周来22
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