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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
1931年1月，宋尚节北上，在湖州、杭州、上海、南京、北京、保定等地讲道，受到欢迎。在返回福建途中，他在上海的教会讲道，并专访了上海伯特利教会的创始人石美玉医生和她倡议设立的“伯特利布道团”。这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信徒组成、完全由中国信徒自理的布道团，志在到全国各地宣扬悔改与信仰的福音。同年5月，宋尚节会同“伯特利布道团”的计志文等 前往山东布道，大得果效。后来布道团转往东三省，在沈阳、哈尔滨、吉林、长春、营口等地布道，使许多人归主。次年，布道团到华南传教，足迹遍及香港、梧州、南宁、汕头、福州等地，然后到武汉、保定、北平、天津等地。1933年，布道团又转战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等地。1934年，布道团到湖南长沙等地传教。伯特利布道团短短三年，走遍13个省，约有2万人悔改信主。
1931年，“9。18”事变。92岁高龄的天主教徒马相伯号召国人抗暴自救。基督教新教各会发起“国难祈祷日”。中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会员竭尽全力，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抗日。
1932年，山东大复兴。复兴就在一群群祷告的人中出现，有人甚至在1925年就开始为此祷告。祷告中，信徒重拾对基督的爱和对灵魂的爱，许多人在圣灵的催逼下为罪忧伤、哭泣，大喜乐随之而来。生命被改变，鸦片烟戒了，偶像被丢弃，积怨多年的言归于好，绝望的男女成了祷告和传福音的人。山东大复兴带来了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自东南的福建到西北的甘肃，复兴之火熊熊燃烧。
1932年，倪柝声往山东各地传道，在青岛市看见当地教会有灵恩运动的迹象。灵恩运动是神召会于1905年带入？袊系模？1909年在福建兴化举行了大规模的五旬节奋兴会，到1910年，神召会的工作进入山西、云南等地。灵恩运动是在主流宗派之外的势力，多限于地区性质。1930年，灵恩运动开始影响山东的不少教会。倪柝声很仔细地观察此类聚会，并且有了对当地灵恩运动的看法。1932年夏天，他着文对此提出讨论，叫信徒分辨“属天的灵浸”与“属人的灵浸”。他并不反对方言、神医、异梦等活动，但他否定一切错误的方法。他说﹕“若是有从神出来的，我们就感谢神。但是我们要分别。若不是从神出来的，就不过是从人潜力出来的。”
1933年，倪柝声应“弟兄会”之邀访问英国。倪柝声神学思想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英国的弟兄会运动，其领袖寇斯（C。A。 Coats）和达秘（J。N。 Darby）的解经著作深得倪柝声的喜爱。多年来， 倪柝声对传统式的教会生活不感兴趣，他致力于寻找一种较为纯朴的崇拜方式。而弟兄会所传讲的一套主张，正是他所求的。在访问期间，他有机会亲身观察弟兄会的情况，但会中一些信徒的自满态度，使他感到不安。离开英国时，他对弟兄会的一位弟兄说﹕“你们虽有奇妙的亮光，但信心太少了！”倪柝声对弟兄会的神学著作十分欣赏，但他并不赞同弟兄会一些过激的传统作风。1934年，他又与伦敦“基督徒交通中心”的负责人、信仰灵性方面的著作家史百克（Sparks）相识，两人有美好的交通。
1933年，天主教宗座代表刚恒毅因病回国。同年，意大利人蔡宁被任命为宗座驻华代表。蔡宁对当时中国问题的态度，与刚恒毅有很大的差别。1934年，罗马教廷承认伪“满洲国”，并在中日战争中保持中立，引起中国教徒的不满。马相伯、陆征祥等天主教徒积极投身到抗战的社会活动中去。
1934年，宋尚节独自往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五省布道。次年，在粤省广州和潮汕、闽省厦门等地作工。他的讲道大有能力，所向披靡，被誉为“中国的火焰”。1935年起开始海外传道事工，先后赴菲律宾、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苏门答腊等地布道。1936年，他前往尚在日本占领之下的台湾布道，足迹遍及台中、台南、台北，带给台湾教会信徒极大的复兴。1937—1940年，他马不停蹄，到处受邀布道或主领奋兴会，先后在厦门、汕头、兴化、南京、太原、温州、西安、上海等地布道，又赴缅甸、马来、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南洋诸国向华人布道，复兴信徒、领人悔改归主。他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为神重用的布道家。由于他奋不顾身，操劳过度，在1940年病倒，1944年8月病逝，年仅43岁。王明道指出，宋尚节的 “恩赐和使命是责备罪恶，劝人悔改，传扬耶稣救恩的福音，领人得救”。
1934年，内地会传教士夫妇杨志英（John Kuhn）和杨宓贵灵（Isobel Miller Kuhn）进入云南怒江河 谷，向栗僳族传福音。因为云南少数民族中“杨”是大姓，传教士们便以杨为姓。他们利用每年三个月的“雨季”（6；7；8月），召集栗僳族信徒，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课程。“雨季圣 经学校”年复一年，不曾中断，培育出许多本地的传道人，建立起基础深厚的栗僳族教会。1950年他们才撤离中国。除内地会外，其它差会也向云南派遣传教士。早在1920年初，云南境内就有75名传教士。云南大部分少数民族都曾有传教士来到他们中间。
1934年11月，中国教会圣诗集《普天颂赞》由广学会出版。圣诗集的编译始于1931年，由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公理会、美以美会、华北公理会、华东浸礼会、监理会等六公会委派代表，组成“联合圣歌编辑委员会”。音乐主编范天祥（Bliss Wiant）牧师，对中国圣诗的曲调贡献至 大。中国圣诗的创作者有刘廷芳、赵紫宸、谢扶雅、顾子仁、许地山、王载、贾玉铭等。《普天颂赞》受到各教会的广泛采用，此后多次再版，至1948年共印发41。2万册。和合本《圣经》和《普天颂赞》，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是基督教对中国新文学的巨大贡献，也是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奠基之作。
1936年，贾玉铭在南京创办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在此之前，他曾分别出任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滕县华北神学院副院长、南京金陵女子神学院院长等职。抗战期间，中国基督教灵修学院迁往重庆，1948年迁沪。他主张神学生应重视将知识与灵修相结合，使信仰与灵性操练在生活中体现出来。1948年，他出席在荷兰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被推选为副会长。贾玉铭自幼信仰基督，终生信守不移，勤于读经，擅长以经解经，数十年著述不辍。他写的圣经注释书籍，深深影响中国教会里保守派神学的路线。他的《完全救法》共7卷30万字，被评为“这是 他自生活中体验，自生命中流露出来的辉煌作品”。几十年来，他在中国的牧师中仍保持着著作最多最好的记录。
1937年，延续十年之久的中国大复兴结出丰硕的果实﹕中国教会获得了许多本土的属灵领袖；为数众多的信徒经历到神就是个人的救主；圣经在中国信徒中有了新的定义——是光，也是响导 ；中国调子和中文歌词的圣诗广为流传；教会人数大量增加；许多教会不再依赖外国的帮助，成为独立的教会。这次大复兴的另一个特点是外国传教士被神大大使用，而神兴起作为他恩典器皿的中国传道人却是更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整个抗战中，基督徒的爱国事迹不胜枚举，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尤有贡献。面对战争风暴，刚刚经历过大复兴的中国教会已经足够强壮和独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沦陷区内，千余名西方传教士被关进集中营。
1939年，罗马教廷发布关于中国礼仪的训令，宣称1742年本笃十四世的命令“在现代已完全失去约束的作用。”这样，“中国礼仪之争”终于获得最后的解决。
1930年代，大约35％的中国菁英分子受的是教会教育，90％的护士是基督徒，70％的医院是教会办的。＇秦1989＇（编按﹕此条在本刊总第11期《中国基督教记事．近代部份》中，被误置在1839年的条目下，特此说明，并向读者致歉。）
20世纪40年代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更加严密地控制台湾，以图全力支持战事，开展所谓的“皇民化运动”。首先，基督教会各教团被合并成一个教团组织；接着更把各教会附属的机构，如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等都加以收编，迫使外国传教士、医生、教师纷纷离台。于是再由日籍牧师来主控各地的基督教会，达到全面控制教会的目的。其后，在政治上给教会施加压力，强迫各台湾籍的牧师参与“全台湾基督教传教师练成会”，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强迫接受近乎洗脑的训练，还要求牧师和信徒参加日本的神社崇拜。
1941年，金陵神学院开始编译《基督教历代名著》，将基督教二千年来的重要典籍名著译成中文，传教士章文新（Francis Jones）等是发起人。1942年徐宝谦主持编务，但徐于翌年因覆车 遇难，工作进展颇受影响。1944年，章文新重新调整计划，约请美国神学界多人定夺编译方案﹕全部材料编为三部，第一部20卷包括自第二世纪起迄改教时期的代表作，第二部25卷包括自改教时期起至1880年左右的代表作，第三部8卷包括近代及当代的代表作，全套丛书共53卷。1946年按上述计划进行翻译。后因中国内战，工作难以推进，一部分已完成的译稿亦未能出版。1951年，编译工作在美国继续进行。1956年，《基督教历代名著》编译完成，以后陆续出版。
1942年，日军封闭了北京城内英美差会所设立的教会。4月，在日军控制之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成立。王明道不愿意委曲求存，“不甘心作犹大的门徒”，拒绝参加联合促进会。10月，“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改组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日本人劝诱王明道出面领导教团，遭到他坚决的拒绝。他陈述了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以及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后，当面回答说﹕“我为了顺服我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