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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没他们那样张扬。劳改队三年多，无论在晋渡山还是荫矿，我都牢记自己的犯人身份，丝毫不敢有所造次。现在，我也坐着小凳混在人群中，面色沉稳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宣布我的名字。
表彰会开始了。先是冗长的各位领导讲话，一个多小时后，轮到教育科宋科长宣读96年度受表彰的犯人名单。从一大队一中队起，到24中队时又是好大一会儿。我翘首以盼听穿秋水呵，终于听到“白露”的名字出现在中队监狱级积极分子名单的最后一个！
我无功受禄备觉受之有愧，镜片后的小眼左瞟右扫惶惶四顾，却丝毫没发现异样：没人认为我不应该获此奖励而向我投来目光。我逐渐心安理得了：操！只要上面敢奖，我就敢接！想当年阿Q摸了吴嫂的屁股后不也是在想：那谁谁摸得，我便摸不得？
宋科长念出“白露”二字之后所有的内容，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悠闲自得地坐在小凳上做洗耳恭听状，在内心里享受着狂喜与欢悦。
会后，中队开始为大杨和大傻报减余刑。眼看着出狱在即，这二人每天更是无所事事东游西逛。不过他们到其他中队吃饭喝酒闲谝也都是在干部下班之后。出入中队要经过管教组的门口，谁也不愿在这节骨眼儿上得罪了郝导，万一惹恼了他，打个报告让中院把减刑材料退回来，那是谁也不愿看到的两败俱伤的结局。
郝导有一天问我：“24队的这几个快出监的大油，猖狂得很了？”
我想可能是有人点炮了，但也不愿推波助澜：“他们平时也就那样吧，瞎转悠。这几天减刑报上去了，干什么都有点心不在焉。不过杨X；还可以，经常开个勤务犯会议抓抓纪律什么的。”
郝导点点头，若有所思。我退出去了。
大杨和大傻依然每天在干部下班后出去，经常一身酒气地回到中队。我假装不知道，我想好多干部也在假装没看见。
十多天后，中院的裁定下来了：大杨四月中旬出狱，大傻四月底。按理说象老五大杨这样的大拿，出监队于他们只是个摆设（按监狱规定，减刑材料批下来的犯人须转往出监队，接受一定的出监教育），啥时候明日出狱，今天去那儿住一晚走个形式即可。老五当时便是这样。但是，现在他俩刚接到中院的裁定，郝导便命令小程把二人送至出监队。
象老五那样能在荫矿四十个中队里通杀的超级大拿太少了。大杨大傻在24队混得再好，到了出监队换了新环境，如果想混，还得重头再来，与其他板油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况且虽然已接到减刑裁定，但只要你的身体还在大墙内一天，你若胆敢不服管教或动用武力等，一个报告打上去，中院便会发回重审，你几年辛辛苦苦的改造就泡汤了。出监队属狱政科管，里面犯人不少，大多安排干些杂活。大杨大傻平时与这个中队的大油也常有来往，转过来后还给个面子，不象其他犯人一样任意呵斥呼来喝去，也不干活，中队也有几个是他俩的老乡。不过，感情这些属上层建筑，是要靠物质基础来维持的。他俩离开了24中队，人走茶凉地不能任意向值星员们索要东西了。没有了人情往来，他俩在出监队里再也不能大摇大摆每天去生活科找熟人吃小灶，每天得跟别人一样早七点起床、整理内务，然后眼巴巴地等着出狱的日子的到来，并诅咒着是谁把自己早早地拍到这儿，同时感叹世态炎凉自己刚下了队好多原来很热络的关系突然就寡淡了、以及凤凰落架不如鸡自己以前招摇过市来出监队找主任聊天时根本不正眼看这些坐班犯如今自己下了队这些坐班的根本不正眼看自己！
扯远了。
自从我调入24中队起，老五、大杨、大傻这三人就象三座大山，在我心里投下浓重的阴影。我很清楚自己不是他们任何一人的对手，几个白露摞一块儿也拿不住这些正规大混混。莫说我是从板油升起来的，就算我先混大后他们新来，我照样拿不住他们。真的。
如今终于熬走他们了。现在才97年3月，我还有五年多的徒刑。就凭24中队剩下这一百多人，随便让谁当主任，我都自忖应付得了。所以我感到无比轻松。
郝导也感到轻松。24队几个刺头走了，新一届主任是原来的卫生委员范朋，拿下他自然不在话下。25中队的主任也下队了（煤都籍混混，也不好对付），新主任是原来的一个生产组值星员小马，拿下他也是没有问题。23中队从他在任时就没有滋生大拿的土壤，可以忽略不计。六大队各中队犯人的领导层中间，新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他可以大刀阔斧，在思想改造方面搞出些成绩了。
我，大队管教组坐班犯，我该做些什么呢？几个月来我虽然已经不再是脑子里混沌一片傻乎乎啥也不懂，虽然已经逐渐站稳脚跟，逐渐使“我的位置高人一等”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但是，我究竟做些什么才可以肝脑涂地以报效郝导呢？
那么我就先把眼光收回来，看看如今的24中队。
新主任范朋，个子瘦小的常治籍瓜皮，弹跳式的步伐好象只有脚尖着地显得这人很轻浮，说话的口气也总是很满、满得以至于经常不能自圆其说落下笑柄无数。观小见大，量他在社会上也是个不成功的混混，仅限于在自个儿家门口一柞（提手旁）长的某街道上光着膀子两眼朝天称王称霸型。范朋在老五大杨大傻走了以后没人敲打了其轻浮的性格又象弹簧一样蹦起来，如今又身为主任，走起路时更弹跳得厉害了，也开始大模大样地在干部下班后带着个小后生到其他中队开展外交工作。老蒋说过攘外必先安内，不知范朋当了主任后外交工作如何，对内却难以服众（我自认为凭范朋的经济实力、混混作风，他还是可以胜任一个中队主任的位子的，也许是与前两届的老五和大杨差距太大？唉，谁叫他不幸生在24队了呢），被中队其他积委会成员或值星员们明里暗里谑称“范凄”。经常有人向我或嘲讽或抱怨范凄在中队拿不稳。我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心中暗想：你懂个屁！老五大杨倒是在中队拿得稳，但是干部便拿不住他们了！如今的改造形势下，从大队到中队哪里还会允许再出现那样的一虎坐大的局面！只有犯人领导层中的几人互相明争暗斗，干部才能更好地控制这个中队！（这一套也不是哪个干部发明的，是从老毛那儿传下来的，不过老毛也是看史书学到的）。不过这些话我不能跟他们明说。我虽是个犯人，但我的所思所想就得从干部的角度去考虑，去帮助郝导更好地开展工作。或许犯人们会把我看成狗，或许干部们也只把我当做狗，那我就做一条郝导卷（？）养的忠心耿耿的狗，因为是他使我脱离苦海，逃离了炼狱般的854把帮。那么，郝导是否也把我当狗看呢？我觉得不是，他对我很严厉严肃，却没有鄙视之意，在照顾我的同时希望我能“清清白白做事，堂堂正正做人”，对于一条狗，顶多给它一点奖励以刺激它更好地完成任务，而会象这样要求它树立良好的做人原则么？
又扯远了。刚才说着犯人，怎么又拐到干部身上了。
学习委员刘务，经过几个月的锻炼，与教育科各个用得着的犯人的关系基本已疏通，大杨一走，刘务根本不把范凄放在眼里：论打架耍横，你不是对手；论与教育科犯人的沟通，你没有我熟；论比钱比关系我不如你，不过郝导是我老乡，即使他不出面我也占几分优势，况且现在全监狱这么重视思想改造，你逑的文化没有，逑的管理办法没有，程指导未必就会偏向于你。所以，刘务敢于跟范凄明着顶，大杨一走，他便去找小程把电视柜的钥匙要了过来，他要向23队的柳大荣、25队的王光宙学习：凡是我学习委员管的一摊子，别人谁也别想插手！不过刘务也有难处：自己家境较差，货源不足，而他的外交工作的重点——教育科的犯人老师们，一个个都是肆无忌惮理所当然地向各中队的学习委员们索要物品，什么也要，如果有乐于奉献的瓜旦，那瓜也要。刘务自身经济实力不行，其他中队的老们们虽也有混得不错的，但偶尔帮次忙还行，不是长久之计。无奈刘务只好屡屡求助于小程和小阎，以中队的力量（库房里的东西）帮助自己去攻克一个个难关。小程小阎人不错，只要为了给中队办事，只要库房里有的，需要什么给什么。不过刘务脸皮薄，三番五次下来，他就羞于再去张口了。好在我还能帮他点忙——在通过报纸宣传本中队的改造成绩方面，我就包了（他也想挣点稿分，无奈文字实力和经济实力都不济，只能看着我的稿分哗哗涨而望洋兴叹），我还有个老乡在教育科代课，叫李学，还是很给我面子的。刘务有时也与我谝一会儿，愁眉苦脸地哀叹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而教育科那些爷的贪欲是无限的。
卫生委员明明，正是去年8月与我同在入监队集训、在我落魄困顿期间曾给我找来牙具让我刷牙的小后生。他是本市人，阳煤集团一矿的小混混，很年轻，很精干，家中有钱有关系，且有熟人洞悉劳改队里面的运作：知道井下中队减刑辐度大且不一定都要受苦。他在入监队呆了几个月，这个时间段内亲友为他打点关系，并拜访了当时24中队的生产大拿——同是本市混混的大杨。一切铺垫好之后，明明才姗姗下至这个中队。他下队后倒也出了两个月的工，不过一下也没碰过任何生产工具，手心里还是细皮嫩肉。明明的长相很象晋渡山的小崔，象极了，都是高挑身材，剑眉大眼葱鼻红唇肤色白皙面容俊美，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