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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丘琮的追记，丘逢甲曾感慨抗日保台时民智未开；“其政制有足多者，惜人民仍乏教育”，故其创建台湾民主国的努力只能归于失败。正是有感于此，丘氏“内渡后锐意于兴学启民智”［14］。不管是否自觉意识到，这种振振有辞的辩解本身，反而显示立说者某种程度的“心虚”以及时论的巨大压力。对于内渡的前抗日首领之将精神专注于并非可以马上收效的教育事业；“胸有大志”者很可能不以为然。目前无法确认将“内渡后锐意于兴学启民智”这一选择与保台失败的教训直接挂钩，到底是父亲的原意呢，还是儿子的发挥。但有一点，这段被广泛征引的名言，无意中淡化了丘逢甲对于教育事业的强烈兴趣。
丘氏办学的冲动，并非始于内渡。当初进士及第，即无意仕途，告假还乡。回台后又谢绝了唐景崧从政的盛情邀请，毅然以讲学育才为自家职责。综观丘氏一生，有过若干“虚职”，却没有得到过稍微像样一点的“实缺”。不是没有可能当官，而是不愿意，这在同时代的读书人中，确实少见。此种温厚且淡泊的性情，决定了丘逢甲本质上是个“书生”。书生报国，并非特有政治抱负及军事谋略，只是不忍见山河破碎，方才挺身而出。这其实正是古来中国读书人所信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料因缘凑合，在某一特殊时刻，丘氏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举足轻重的主要角色。内渡后，除了保持一腔悲愤，以及对台湾的深深怀念，即所谓“平生去国怀乡愁”（《舟入梅州境》），丘氏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其更为擅长的办学，我以为是明智的选择。与许多一旦“上妆”便永远无法恢复“本色”的士人不同，丘逢甲的可爱之处，在于其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以及坚持按自己的性情及志趣办事。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4）
江山渊称丘逢甲内渡后，婉谢大吏出仕的邀请；“只愿担任教育事宜”，遂被聘为广州府中学校校长，旋又任两广方言学校校长［15］。比起韩山书院主讲等，省城的官办学校级别高，校长的地位也更显赫，立传者出于好心，尽量拣重要的职位述说。如此苦心，可以理解；可这么一来，最能体现其文化情怀与教育理念的潮州办学，竟被一笔抹杀了。还是丘瑞甲能理解兄长的追求，其《先兄仓海行状》对丘逢甲潮州讲学之苦心孤诣多有铺陈，到省城后的诸多职位反而一笔带过［16］。1913年秋，丘瑞甲为《岭云海日楼诗钞》作跋，称：“当台湾立国失败而归，主持岭南教育者十数年，专以培植后进、灌输革命为宗旨。”［17］如此表彰，则又有点不着边际了：除了“主持岭南教育”的说法夸大其辞，还抹去了当初独立办学的艰辛；至于“灌输革命”云云，也非丘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的宗旨。
关于丘逢甲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的艰辛历程及实际效果，研究者已做了许多探讨［18］。最关键的史料，当属《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以下这段话，前半部常为论者所引录：我潮同志，深慨中国之弱，由于不学也。因思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爰忘绵薄，广呼同类，拟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举我邦人士，与海内有志之徒而陶淑之。……非不知荒陬僻陋，神州大局，岂遂藉此挽回？然蚁驮一粒，马负千钧，各竭力所得为，亦我同人不得已之志之可共白者也。［19］其实，前半部乃晚清志士的共识，丘氏的论述，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独创性。倒是后半部颇有新意，值得认真反省。史家对于僻居一隅因而无法影响全局的有识之士的努力，似乎缺乏必要的理解与同情。因而，能够进入史书并为后人所记忆的，就只有成功者的耀眼光环，而不存在奋斗者的苦心孤诣。想想当初那些明知无法撼动“神州大局”的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如何以“蚁驮一粒”的心态从事社会改良，实在也挺动人的。就像“慕柳去潮，吾道益孤。‘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惟有竖起脊梁，守定宗旨为之而已”［20］，如此奋斗精神，远比其实际功绩更值得后人关注与表彰。
倘若限于宗旨明确、思想开放以及课程设置新颖，岭东同文学堂实无独创性可言，只不过是晚清崛起的无数新学堂之一。而且，无论就规模、影响还是持续时间，岭东同文学堂都说不上特别“出类拔萃”。教育史家之不太涉及，其实也难怪。倘若不是因创设者丘逢甲特殊的历史地位，今日学界不可能格外关注它。可是，换一个角度，不单纯以成败论英雄，将丘逢甲的教育理念考虑在内，则很可能“峰回路转”。在我看来，丘氏之办学，有两点最为值得注意，一是游说南洋华侨捐资［21］，一是主张摆脱官府控制。前者夏晓虹等人文章已有论述［22］，而且最具潮汕文化特色，不要说专门学者，便是一般民众，也都对此模式耳熟能详；后者则关涉本文主旨，不妨多说几句。
1899年底，丘逢甲给远在新加坡的好友丘菽园写信，介绍筹划中的岭东同文学堂，其中特别强调其民间办学的追求：内地阻压两力均大，不能如海外办事之自由。呼应不灵，阻抑百出，虽有胆气者为之束手，保商局之不能切实办事者以此。若今所议设之同文学堂，则以同志数人为主，不经由官绅；若办成，似比保商局收效为速，计筹款集，明春即可开设也。［23］这段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同年九月梁居实复丘逢甲的信。在那封信中，梁氏同样讨论私立学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窃谓今日学堂，其责任不宜诿之于官吏，宜担之以绅商。历观欧美、日本各国学堂，莫不以公立、私立者为之提倡，为之补助，而后官立者得集其大成；希腊之何克美德学塾、美之哈华德院、日之庆应义塾，其尤著也。［24］丘逢甲对美国哈佛大学或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之办学宗旨与具体操作不甚了然，似乎也没有详细了解的愿望。这是因为，丘氏的主张学校私立，不是刻意模仿西方，而是从总结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推导出来的。因此，这与其说是教育理念，还不如说是政治理想。
1904年，丘逢甲为共同操办岭东同文学堂的知己温仲和（字慕柳）撰写诔文，表彰“不仕不显”的“耆儒硕学”之“归而讲学于郡邑”，称其“以其学说陶铸当世人才”并影响“人心风俗”，远胜于混迹官场“循资干进”者的与国计民生“渺不相涉”。这段话近乎夫子自道，对于理解丘逢甲之何以安身立命，实在太重要了。诗人明显地将“仕宦”与“讲学”对立起来，而且力赞后者之厥功甚伟：夫中国自秦以后，益集权中央政府，主国是，持风会，唯一二亲贵强有力者任之。无论起布衣徒步之不得遽与也，即循资干进，积年劳至卿贰，天下望之巍然，而察其身之与国，多若渺不相涉。则固不如耆儒硕学之不仕不显，而归而讲学于郡邑者，犹得以其学说陶铸当世人才，其所鼓舞而激劝者，于人心风俗往往大受影响也。［25］而1899年丘逢甲代潮阳县令裴景福所撰的《重修东山韩夫子祠及书院启》，将“教养之事”作为“士绅之贤与民间之富与好义者”的共同责任：予谓士资于教，而必先有以养之。教养之事，其究逮民而必先基于士。士者，民望也。已修公祠，因稍优予诸生膏火，以资其学。苟关心桑梓大计者，当亦察知其为益之大且远。予守土吏宜先捐廉为倡，然所以缵承公志以无负海滨邹鲁之名者，则唯士绅之贤与民间之富与好义者是望。［26］
站在官府的立场，要求民间捐资办学，与民间自觉承担起教养责任，将其作为“桑梓大计”来苦心经营，二者不可同日而语。为县令代撰“书院启”，丘氏或许不无规讽的意味；可很快地，诗人便将目光投向士绅及海外华侨。
对于丘逢甲的无意仕途，以教育为终身职责，丘琮《岵怀录》中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诗人的志趣：先父常谓自联捷成进士，即绝意仕进。曾叠受保举及招聘，多不就。以清末朝廷昏聩，仕途污浊，政不易为，不若居乡奉亲，专意养士讲学，或为民间仗义兴革，反有意义也。［27］诗人之“居乡奉亲，专意养士讲学”，绝非只是洁身自好。不愿进入污浊的仕途，固然是“政不易为”，可更因为“为民间仗义兴革，反有意义也”。
内渡第一年，诗人作《野菊》，托物言志。诗前有小序：“寻秋东皋，有金英烂然于陇之畔，开不后时，而乃无赏者。喜其独秀，而复伤其不遇也。长言咏叹，岂曰不宜？”倘若只是“伤其不遇”，无甚稀奇。可诗人之赞叹“烂漫依然见本真”的野菊，其实别有幽怀：淡极名心宜在野，生成傲骨不依人。
陶潜死后无知己，沦落天涯为怆神。《岭云海日楼诗钞》中多有咏菊之作，可诗人追摹的目标，并非“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而是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
如此自我期许，与其对于先祖光辉业绩的不断追忆大有关系。1909年吟《忆上杭旧游》十五首，其四最为感慨遥深：寻碑亲拜左丞坟，谱牒都成史阙文。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5）
七百年来遗老尽，更无人说旧参军。此诗下有小注：“维禄公坟曰左丞地，家谱以公孙迁粤者，官居左丞，故云。考始迁粤为公玄孙，乃宋左丞议郎，即信国参军创兆先生父也。”同年所作《以摄影法成澹定村心太平草庐图，张六士为题长句，次其韵》；“东望军山念吾祖”句也有小注：“君山一名军山，以创兆先生参文信国军时，义军由此过也。”丘氏诗文中屡屡提及曾参文天祥军国大事的先祖“创兆先生”，可见其抱负，绝非只是“悠然见南山”。之所以偶尔“采菊东篱下”，表达的是“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