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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的影响(2)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在1910年下半年读到的,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少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自然更启发毛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一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他组织“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新民说”的明显影响。这种新文体也影响到他的文章风格。甚至在《毛泽东选集》里,也不难遇到梁启超式的句法。 还可以举一个较重要的例证,来说明梁启超思想影响之深。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害怕法国大革命那种“流血的革命”的。怎样才能促成中国的进步昵?《新民说·论进步》中说:“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能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而哀之。”他说的“无血之破坏”,就是指用和平的手段除旧布新;所谓“有血之破坏”,就是指用流血的暴力手段做到这一点。梁启超表示他不能预测历史将选用什么手段,他当然是馨香祷祝不要有流血牺牲的,要不然他会觉得悲哀。但是对于中国不论通过怎样的途径必将进步这一点,他倒是毫不怀疑并力促其成的。看来梁的这个意见,给了毛泽东很深的印象,以致他在五四运动时还有所反映。《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我们的见解,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引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这里说的“无血革命”、“有血革命”,显然是从梁启超说的“无血之破坏”、“有血之破坏”而来,只是当时毛泽东倾向和平的“无血的”态度,较之梁启超是更加鲜明更加强烈罢了。
现在韶山纪念馆里,保存了一本当年毛泽东读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其中刊载了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文中解说了“国家”和“朝廷”两个概念的差异。梁启超说:“国家如一公司,朝廷则公司之事务所;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事务所之总办也。国家如一村市,朝廷则村市之会馆;而握朝廷之权者,则会馆之值理也。……两者性质不同,而其大小轻重自不可相越。故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也’一语,至今以为大逆不道,欧美五尺童子闻之莫不唾骂焉。……夫国之不可以无朝廷,固也,故常推爱国之心以爱及朝廷,是亦爱人及屋爱屋及乌之意云尔。若夫以乌为屋也,以屋为人也,以爱屋爱乌为即爱人也,浸假爱乌而忘其屋,爱屋而忘其人也,欲不为之病狂,不可得也。固有国家思想者,亦爱朝廷。而爱朝廷者未必皆有国家思想。朝廷由正式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 在梁启超这段文字的旁边,毛泽东批了一段话,发挥了梁启超的意思。批语说:“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尽管总的思想没有越出梁启超原文的范围,但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农村少年,能够如此理解和接受这些思想,总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毛泽东对政治、对历史见解的最早文字记录。即使不说是他的史识,总不能不承认他的领悟力是过人的,而且还有所发挥。梁启超用了“正式成立”一语,用现在的语汇来表达,大概应该说“具有合法性”吧。少年毛泽东作出了解释,只有立宪国家,宪法由人民制定的国家,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他认为数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只不过是“盗窃得国”,都是不具备合法性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读《新民丛报》的时候,就在思考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读书态度。后来他投身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斗争,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梁启超这里把“国家”和“朝廷”(政府)分开来观察的思想,后来毛泽东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例如1939年在延安,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讲演中,就说了“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
第二部分: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的影响(3)
东山高小并不能满足毛泽东求得更多知识的渴望。正是辛亥革命前夕,他于1911年春来到长沙,这一步对他辉煌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到长沙后,他进入湘乡驻省中学。长沙是当时革命党活动的一个基地,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革命派的著名报刊《民立报》,这才知道有个同盟会。由湖南人黄兴领导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传来后,他非常激动,以致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壁上。他自己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可是这个政见却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孙中山和他们的区别。所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在以后进入省立高等中学的半年,以及在第一师范的五年半的学习中,他并没有完全忘记梁启超。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读书批语、笔记和书信中,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看到梁启超的影子。例如1915年至1916年的反袁斗争中,对“筹安会”的鼓噪,梁启超在家信中说:“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① 曾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上大总统书》等文,讥斥“筹安”诸君子,强烈反对帝制复辟。后来参加蔡锷讨袁起义后,梁又连著《军中敬告国人》、《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袁世凯之解剖》等文,笔力雄浑、锐利酣畅,社会影响很大。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梁启超转致力于南北和解,提出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惩办祸首,北军撤还,废巡复督,善后会议六项和谈条件{2}。并认为“闻有赦免祸首明令,时论哗然,恐增口实激大变。虽未得严惩,亦岂可于人心惶惑时,更姑息以危国本?”{3} 毛这时对时局的见解,也跟梁大体相似,主张“南北和解”,有限惩办祸首,稳定政局。这见于1916年7月25日致萧子升信:“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大义,段氏之中枢斡运,黎公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惩,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