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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六年私塾学生时代的毛泽东（6）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为要“改造国家与社会”，《 批语 》中许多地方说到必须从改造自我或“实现自我”做起，不但要实行“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而且要实行“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实现自我”，是杨昌济讲授伦理学的一个专题。毛泽东称之为“精神的个人主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自有其积极的意义：救国必先救民。有赖于人人求得真理，实现自我。当然，那时他还没有接触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但他的这些意见是不是与《 共产党宣言 》中所说的，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有某种暗合呢？这个学生当年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服膺于王船山、颜习斋等的“经世致用”的“实学”，力求实践自己的理想。他的“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在学校中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正好说明他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身体力行的精神。 《 讲堂录 》和《 伦理学原理 》上的批语，都是听课和阅读的当时随手记下来的片断东西。我们研究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思想见解，应该更加重视他在1917年4月用“二十八画生”这个署名，在《 新青年 》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 体育之研究 》一文。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 青年杂志 》第二卷起改名《 新青年 》出版后，杨昌济就把它介绍给了毛泽东和其他学生。这在当时是一个在全国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风靡一时的刊物。特别是当1916年袁世凯死了之后，刊物变得更加激进，大力鼓吹民主与科学，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的动员。杨昌济在《 新青年 》上发表文章，也带动他心爱的学生毛泽东向这个刊物投稿。 毛泽东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他曾经写过一篇《 心之力 》的文章，被杨昌济奖掖备至，打了100分。可惜这篇文章世人已无法看到。《 体育之研究 》这篇极可珍贵的文章，似可说是弥补了《 心之力 》失传的遗憾。全文8000余字，共分八节，详细论述了有关体育的各个方面。文章本着严复的《 原强 》、梁启超的《 新民说 》等文的论点，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出现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这篇文章自然观方面的唯物主义倾向，比《 伦理学原理 》的批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说：“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感觉活动有赖于感觉器官，思维活动有赖于大脑，这显然是唯物主义的认识。文章对于一切事物无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对立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这一辩证法思想，也作了精辟的阐述。“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学者，体育之研究与实践不过是一个例证。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在第一师范时期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他主持学友会，为全体同学服务。主办夜校，为失学的工人服务。他的抱负与理想，总是力求付诸实践，而且常有凡俗之不敢为的举动。他在《 讲堂录 》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从旧的《 民报 》中看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一直走到打箭炉（按即今四川康定）的记载，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于是在1917年的暑假，邀了当时在教小学的朋友萧子升徒步旅行。他们像旧时的“游学先生”一样，不带一文钱，穿着草鞋，背着包袱雨伞，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在这次漫游中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物，特别是贫苦的劳动者，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毛泽东的实践家的品质高于他的理论家的品质，这一点在他学生时代就有非凡的显露。 还应该提到一件可以看出他的胆识的事情。1917年11月，段祺瑞政府所委派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在桂军谭浩明部压迫下弃城逃走，长沙一时成了真空，一夕数惊。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身份领导了护校活动，“学生自愿军”手持军训课用的木枪，“分夜逡巡，警卫非常”。北洋第八师王汝贤部奉令增援傅良佐，一天晚上该部的一支队伍到达长沙近郊，因不知桂军入城没有，不敢贸然前进，在距离学校两里地的猴子石徘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于是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几支真枪带头，扼守妙高峰制高点。在苍茫夜色中，毛泽东指挥这一支只有木枪的队伍切断通道，形成了包围圈，警察在山头鸣枪，同时大放炮竹虚张声势，迫使这支北洋军缴了械。当然，这事也跟倾向直系的王汝贤不愿为皖系的傅良佐出力有很大关系，但毛的过人胆识毕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正式发表的论文以及笔记之类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这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括的说明。一方面，以民主的思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明显倾向为主的杂学庞收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坚定的反帝、反军阀、反封建。这是学生时代毛泽东的思想的主流。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主流，一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他就能够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第一部分：六年私塾学生时代的毛泽东（7）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来说，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论作为封建时代思想体系的孔孟学说，或是康德的先验论哲学，或是乌托邦主义，同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必须彻底清理早期所受的思想影响，清理这一堆思想的混合物，这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任务。列宁在20岁时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2岁就写了《 什么是“人民之友” 》一书。这是许多不同的条件造成的。俄国与西方联系多，中国与西方长期隔绝。在中国内部，湖南又是一个极为闭塞的省份。列宁出生在一个民主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毛泽东只有在克服了父亲的反对之后才能念一点书。更重要的，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资本论 》已经有了俄译本，特别是俄国出现了普列汉诺夫这样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列宁能直接阅读马恩的原著。这些条件毛泽东都不具备。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马列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更是30年代后才陆续翻译过来。历史注定了毛泽东以及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先要接触那些欧洲已经过时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不破不立，不破除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不能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毛泽东当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克服了十分驳杂的思想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异乎寻常的艰难。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可是由于思想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发生“沉重的负担”这类感叹。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两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读书计划在那里自修，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则应付了事，甚至根本不去上课。教师们都能谅解他，把他当作一个特殊的学生。对于一个有自学能力的好学的人来说，自修，也许是一种最好、最有效地利用时间的学习方法。不少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人，都有过这种独立自学的经历。马克思在柏林大学，9个学期中只选修了12门功课，甚至这12门课他也很少去听。他选修法学的课程不过是作为研究历史和哲学的一种附属修业。正如梅林说的，“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的灌输的话，就是20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1｝ 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