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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昌车站的四周，所有的无关人员正在撤离。在车站的公安干警和身穿便装的保卫人员的紧密配合下，一辆被称之为“一号专列”的火车进了站台，大约10分钟后，6辆崭新的红旗轿车鱼贯进入车站，离得最近的保卫人员看清了从车上下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
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最高领袖的活动不仅使新闻界蒙在鼓里，而且就是对所在地的部分省委高级干部也是保密的。几十位新闻记者已云集武汉三镇，准备出席那天全市范围的游泳竞赛。到上午10点钟为止，他们的好奇心被激发了起来，争相观看规模盛大的开幕式，就在此刻，那辆专列嗡轰开出，直驶北京……
餐车的服务人员直到开饭时，他们才发现他们的服务对象竟是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许多服务员调到专列工作后．多么盼望能见一见自己的领袖呵！可是这一天到来时，他们却激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这样好的大米留着出国用吧，留着招待外宾，自己吃不用吃这么好的，吃糙米就行了。”毛泽东一看端上来的米饭就对炊事员说。炊事员激动地望着毛泽东的脸，根本没听清他说的话，直到旁边的汪东兴重复一遍，他才连连点头。
第二次开饭时，为毛泽东端上了糙米饭，他高兴地说：“不错，我们还是应该有点小米加步枪的精神。”
十一
“毛主席回来了！”
刘少奇一听这个消息，怔了一下。事先他一点都没得到消息，连点风声都没有，完全被蒙在鼓里。他失声问道：“真的？你听谁说的？”
王光美凭直觉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急得问：“你连这个消息都不知道？是总理亲自告诉我的，绝对不会有错的。”
刘少奇急忙给毛泽东处打电话，电话全部占线，丝毫打不进去。他冷静而又敏捷地传唤了卫士长，给他换上了衣服，找了几份文件对王光美说：“我去找毛主席，你给我整理一份有关运动的材料。”他和毛泽东同住中南海的红墙内，他的住房离丰泽园很近，大约有三里之遥，平时散步几分钟就到了。
还没到丰泽园门口，他面前便出现了两名全副武装的卫兵，他们毫不客气地阻挡了他。使他感到诧异的是，那位卫士明明认识他，但丝毫没表现出对他的尊重。刘少奇恼怒了：“请你往回传，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要事求见。”
“对不起，刚才主席秘书传来话，主席刚回来需要好好休息。”
毫无办法，刘少奇只好悻悻而回。就在他返回身的刹那间，他看见丰泽园门口停着两辆轿车，他认识那是陈伯达和康生的专车。
不错，此时此刻，这两位中央文革的要员正在毛泽东的办公室里作汇报。
陈伯达说：“少奇同志把所有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师生说成是‘在野右派’，‘要搞反革命组织’。他在7月6日指示团中央和教育部门：‘中学文化革命要在8月份解决三分之一，9月份再完成一半。中学教师要集中交代问题，像四清中公社开三级干部会一样。’7月13日，他和小平同志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的初步规划》时，又提出‘中学文化革命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当前要加强工作组的领导，逐步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运动。”
毛泽东凝视着天花板，缓缓说：“你们说他这是搞文化大革命吗？不，这是搞文化反革命。我这样讲，你们心里有数。”
“主席批评完全正确。”康生紧接着说，“现在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有问题，而且还不是小问题，是方向的错误。”
“派工作组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措施致使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痛心地说，“一个多月前轰轰烈烈的局面完全葬送了。那么多可爱的小将被整得死去活来，这是什么问题？”
这话使康生的情绪受到感染，一股泪泉也像是马上要通过他的眼眶，一刹那间，他完全忘却了自己现在所面临的一切，只觉得毛泽东可怜，可怜到连北京都不能回来，他想起了江青跟他说过的话：“主席在北京的安全受到严重影响，有些人随时都可能会对主席作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看到毛泽东那副心神憔悴的面孔，多揪心！事到这地步，他只有为毛泽东猛打猛冲了：“主席，我看我们再搞一个类似《通知》那样的决定，把局面……”
毛泽东微带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完全和自己想到一块去了，但随即挥了挥手，像是不愿意他立即开口说话而打断自己的思路，说：“这事我还要和少奇、恩来、小平议一下，你们可以搞，先别声张好不好？”
第二天，即7月19号，当刘少奇坐在毛泽东对面时，他好像大病一场。昨天，他基本上不曾合眼，完全失眠了。也许，这样也不妨，毛泽东是不会嫌他模样很不雅观的，因为他自己也同样面带倦色，苍白如纸。
“主席要多保重身体，旅途上很疲劳了得多休息几天。”
“但中央的会我得参加，我身体还好，一会半会死不了，能吃能睡，头脑也还好用，不是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毛泽东很不愿意听让他“休息”二字，因为他认为那是和许多政治上的逼宫戏联系在一起的，包含着“下台”的意味。
他俩彼此想心事时，出现了片刻的沉默。躲在隔壁的张春桥注意着他们的谈话，他是奉毛泽东之命来起草文件的。他知道，两位主席都有不同的想法，他有必要弄明白，所以他被允许留在毛泽东的卧室里负责记录他们的谈话。
毛泽东的眼睛不是停留在书本上，就是凝视天花板，很少正眼看刘少奇，而他说话的样子，也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不像与他认真地探讨某一个问题。这使刘少奇非常尴尬，这个神态最教人难受，他宁愿党中央主席大发雷霆，咆哮暴跳，可他偏不，这样子都使他有点心神不定了。
“主席，你看这一段我主持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吗？我诚恳地希望你能帮助我。”
“你还需要别人帮助？”这时毛泽东才和他打了个照面，把目光停留在他脸上，“这几年你大概觉得自己可以了吧，结果还是不行。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怎么会搞成了这个样子？”
刘少奇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
毛泽东并没有反对，他继续说：“听说，团中央下达了一系列指示，把学生们的许多革命行动说成是‘非法’的，连小将们自己成立的组织都被取缔。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这边，可是它站在镇压同学那边。我感到奇怪，非常奇怪。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怎么他们也反对？”
刘少奇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烧得难受。他想说什么，但没有开口。他觉得还是等毛泽东讲完后，自己再慢慢解释比较好。
“我一回北京，就感到心里很难过。大字报不见了，师生们欢腾雀跃拥护中央批判黑帮的场面没有了。到处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了起来，甚至派工作组去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党中央的。有些人天天谈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如果不纠正这个错误的指导方针，非犯错路不可。”毛泽东讲完这些，心里才觉得好受一些，胸中的闷气放出来，情绪也好多了。他扔给刘少奇一根烟，自己也点燃一根，问，“你的看法呢？”
“我看这些问题需要在中央会议上定，要和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刘少奇说。
这一下，更使毛泽东警觉起来。需要在会议上定，这不明明是准备在会上和自己较量吗？当初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较量时，赫鲁晓夫用飞机连夜把支持他的中央委员弄来，轻而易举地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治服了马林科夫，刘少奇莫不是也要用这套伎俩来获胜？这有什么可说的，反正到了这一步，就不得不亮底牌了。反正他已经向中央警卫局和北京的有关部队作了部署，任何人敢轻举妄动必将粉身碎骨！你刘少奇不就是在政治局常委中占了多数了吗？我完全可以凭借权力和威望分化你的那股力量，最后把你们极少数的人孤立起来，用改组的办法削弱你的势力。
“少奇同志，”毛泽东放缓语气，很诚恳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是伟大的斗争，要反对资产阶级的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召开中央全会，扩大到中央文革小组和各省市主要负责人这一级，由中央搞个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样把中央的步伐搞一致，把这场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好，我同意主席的决定。”刘少奇说，“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欢迎中央的同志们批评。”
“我看你起码忽略了一条，那就是没有发挥中央文革小组的作用。既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文革小组领导文化大革命，那你们就不必要多干涉运动的情况嘛，你们的意见通过他们下达不就主动的多了吗？”毛泽东嗔怪地拍了拍刘少奇的手背，“共产党发动任何革命，不发动群众就没有出路。有些学校的工作组给许多学生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是坏人多还是好人多，我看还是好人多，广大学生的多数还是好人。”
“当初中央讨论派工作组的时候，其中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怕乱。”刘少奇见毛泽东的气消下去了，也放开了思想，谈起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担心，一旦失去控制，群众打乱档案怎么办？”
毛泽东笑了：“怕什么坏人，乱起来暴露了他们不是一个胜利吗？至于好人就更不必怕了。我看，你�